1.三十余位不同学科著名专家耗时十年编纂，全面梳理曾侯乙编钟的各学科研究成果，是**部全面反映曾侯乙编钟文化面貌的专著。
2.首次公布曾侯乙编钟大量高清图片，其中包括65件乐钟的多角度照片、全部钟架构件的细节照片及全部铭文的高清照片。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的大型礼乐重器，自出土之日起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曾侯乙编钟拥有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同时，作为礼乐之器它还蕴含着丰富的礼乐文化思想，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的一个璀璨的缩影，是中国先秦社会的文化符号，是中国青铜时代巅峰的艺术精品，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本书以曾侯乙编钟的科学报告、背景资料、研究成果为基础，邀请各学科专家，从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等多个领域对曾侯乙编钟进行诠释，全面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并尝试探索尚未涉及的空白领域，是第一部以全球化视野角度撰写的、全面反映曾侯乙编钟文化面貌及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专著。
作者简介：
邹衡（1927－2005），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
谭维四，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曾侯乙墓考古发掘与曾侯乙编钟研究与复制的主持者。长期从事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工作，历任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副馆长、馆长。曾主持江陵楚都纪南城、江陵望山与沙冢楚墓、随县曾侯乙墓等重大考古发掘与研究。
主创人员名单：
崔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戴念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冯光生（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员、副主任）邹衡（1927－2005），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
谭维四，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曾侯乙墓考古发掘与曾侯乙编钟研究与复制的主持者。长期从事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工作，历任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副馆长、馆长。曾主持江陵楚都纪南城、江陵望山与沙冢楚墓、随县曾侯乙墓等重大考古发掘与研究。
主创人员名单：
崔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戴念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冯光生（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员、副主任）
方勤（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韩宝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华觉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孔义龙（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刘彬徽（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罗运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秦永龙（北京师范大学美术与书法系主任、教授）
舒之梅（前湖北省博物馆馆长）
万全文（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研究员）
王纪潮（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
萧圣中（武汉大学简帛中心研究员）
张翔（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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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文献索引
墓葬遗址索引
器物索引曾侯乙编钟是1978年于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礼乐之器，它随葬的时间下限是公元前433年。
曾侯乙编钟从历史、文化、音乐、美术等人文方面以及声学、铸造等科学技术方面，反映出公元前5世纪人类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
作为乐器，曾侯乙编钟的煌煌巨制和优越性能，在世界乐器史中独树一帜。青铜铸制而存留至今的完好音响与其上大量标记或注释性的乐律铭文证实，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一钟双音”的制造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用此技术铸制的乐钟已经成为音域在五个八度以上的固定音高乐器；它的高、中、低音区的中间部分具有完备齐全的半音列，可以旋宫转调，具有良好的音乐表现性能；它以五声为主的音位设计以及七声音列形式的存在，显示了当时音乐内容的丰富性和音乐水准的高超；凭籍“以耳齐其声”的原始手段，其主奏旋律的各钟音频，绝大多数已能控制在现代音乐家人耳所能包容的精准范围之内。
它展示了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由此体现的音乐性能，不但证实了先秦文献中某些记载的真实性，对于大量失传的音乐知识和实践、区域音乐特性和相对的理论规范等，也是重要的补充。曾侯乙钟磬铭文的内容体现了曾国极高的音乐成就，并反映出曾国与周王朝、楚国以及其他诸侯国音乐的相互关系，折射出古代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时的人文光辉。
作为礼乐之器，曾侯乙编钟蕴含了丰富的礼乐文化思想，反映了当时带有礼乐色彩的审美意识和精神追求。其巍峨、完美的“曲悬”架式，与配套的曾侯乙编磬，完整、明确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轩悬”制度，并于其他青铜礼器一起交织出一幅近于现实的礼乐场景。其多型式、多钟组的组合形式，多国音律体系交流的记载，反映出音乐的多元化现象，说明传统礼乐制度在先秦诸子的批评之下正发生着改变。编钟已不再是纯粹的宗庙礼乐器，技术性炫耀替代身份性炫耀的转换，使曾侯乙编钟作为礼乐制度的象征物达到一种技术性极致，而后无来者。
这是那个百家争鸣、群星丽天的时代的必然结果，也是礼乐制度盛极而衰的一个转折点。
曾侯乙编钟的装饰，有人、兽、龙、鸟、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红、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精细、贴切、生动、绮丽的钟体纹饰，与颇具美感和装饰效果的铭文相映成趣，章法严谨、行笔流畅，透出王室气象。这种听觉和视觉、实用和装饰、礼器和乐器功能的完美融合，强化了编钟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实用器具、一种物质财富，而且具有社会政治功能，是一种权力、地位和威严的象征，是用以载“道”之“器”。这种与政治意识、伦理哲学相吻合的装饰观念，使曾侯乙编钟成为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与内容结合的典范；成为闪烁着礼乐精神光彩的物化条件。
曾侯乙编钟及其同墓青铜器表明：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中国已发明了红铜花纹铸镶法，青铜组合浑铸技术创造了新高度，传统分铸技术有新突破，焊接技术有许多新创造，失蜡法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广泛应用，多种铸造和焊接技术的综合应用达到了和谐完美境地，中国冶金和青铜铸造技艺居于同时代世界领先水平。
由一件历史文物清楚地反映该文明的时代文化特征，凝聚如此众多的科学技术，体现当时人类文明的诸多成就，以至于改写区域文明的发展史，这种情况在其他古文明中从未出现过。
曾侯乙编钟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科技史学、天文学。不同学术领域的需求和成果反馈，引导着曾侯乙编钟相关信息的采集、整理以及研究的细化和深入。其主要课题包括：曾侯乙编钟的组合及其悬制；曾侯乙钟磬铭文的释读及其乐律学涵义；曾侯乙编钟音响实测及分析；一钟双音创造的证实及其声学原理；曾侯乙编钟的乐学体系；曾侯乙编钟的律制及定律器；曾侯乙编钟的铸造及其复制；钟乐的研究及重建；曾国的历史以及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属性，等等。
音乐学与考古学因曾侯乙编钟的紧密结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初步开启。
音乐学对乐器音响的采集、分析方法在曾侯乙编钟研究的运用中逐步成熟、规范。同时，编钟的音乐学和乐器学考察成果，作为一种重要技术手段，丰富了考古界依形制、纹饰、铭文对编钟进行断代研究的方法，为音乐考古中的乐器断代研究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同样，考古学重“形”、音乐学重“音”，二者在钟体研究中的结合，充实了考古学对钟体分型分式的观察要素。这种交织的知识，又深化到钟型的选择和钟体的局部变化对钟声的影响，以及双音技术的形成过程。进而，在乐钟演进史的“形”“声”考察中，学者们找到了早期圆形钟类器型在后世罕见的原因——在乐钟选型过程中被淘汰弃用。同时也证明，圆形钟并非后世由西方传入。
音乐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对古代乐器而言，犹如激活了文物的灵魂，也推动了考据名物、证经补史的传统考古向探讨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的进程。曾侯乙编钟音乐艺术、演奏性能的探讨和钟乐的重建，引发了艺术传统的研究及其在现实钟的应用探索。这些理论探寻和作曲实践，多结合民族音乐，尝试应用其有关音阶、音列和宫调变化的可能性。这些具有共同文化联系和技艺联系，但目的与方法不同的研究及其成果，不同程度地对原本的考古或历史研究有所反哺。
值得纪念的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缘于曾侯乙编钟的这次握手，使得“音乐考古学”一词在这个新领域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时即得以初现。由此开展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音乐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形成与进步。
2001年，曾侯乙编钟成为第九届国际中国科技史大会的主题。大会认为：曾侯乙编钟包含了精确的声学、音律学、冶金技术和精密铸造技艺等多方面的重要科技知识，是世界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科技活书”。大会提出：要全面再认识曾侯乙编钟，进一步明确其在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全面再认识曾侯乙编钟”——国际科技史学界进入新世纪的呼吁，也是国际多个学界的共鸣。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曾侯乙编钟》确立了如下目标和使命：全面梳理现有成果；力图填补尚未涉及的空白领域；为全面再认识曾侯乙编钟，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集成一部全面反映曾侯乙编钟文化面貌及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专著。
三十多年来，相关曾国的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重要发现。自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历代曾侯现已知十多位。其中，同样具有礼乐遗存的墓葬已多达五座：西周早期曾侯犺墓、春秋早期曾侯絴伯墓（即曹门湾一号墓，待确认）、春秋晚期曾侯墓、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战国中期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墓主身份属曾国国君等级）。这一纵贯700年的曾国礼乐遗存序列，脉络清晰、资料翔实。将曾侯乙编钟还原于这个迄今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序列之中，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内涵将会得到更为全面的揭示。黄钟大吕再起时，更有辉煌乐章。
“全面再认识曾侯乙编钟”，我们再出发。
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礼乐
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以邦国林立和百家争鸣为最显著的政治特征和文化特征。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周王室几无权威可言，两百多邦国渐为几个大国兼并，形成所谓“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国策》）的战国局面。虽然这个时期王纲解纽，兼并盛行，但亦如童书业所言，大小列国都是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面进行兼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设也就是在这个邦国林立的时期完成其雏形。中国这种逐渐一统的内在机制就是列国在“尊王”的口号下承认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度，从而使得多元文化始终沿着宗法的主轴发展。
这种靠宗法制度建立的社会分层和国家制度自然就会需要一套梳理血缘亲疏、辨别贵贱等级、界定姓氏尊卑的宗庙祭祀制度作为天子和各个诸侯权力合法化的象征。周代的敬天崇祖之类的宗法仪式为各级贵族专有，掌握这种权力实质上就是具有了权力的合法性。礼乐制度严格的等级规范强调的正是宗法制度，所以尽管东周时期“国异政教”，但在按照等级享用礼乐这一点上，北方的齐、鲁、秦、晋和南方的吴、越、随、楚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公元前5世纪在中国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世纪。所谓“百家争鸣”是指这个时期社会各阶层、各政治力量的学者都在按照本阶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对宇宙作出解释、对社会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开宗立派，互相辩难，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周人建立政权之后制定礼乐。礼是统治秩序，包括祭祀神明的吉礼、丧葬的凶礼、聘报的宾礼、征伐的军礼和宴飨婚冠的嘉礼。乐，也包括音乐、舞蹈、诗词、歌咏多重含义，是礼的主要表现形式。不同等级、不同场合用何种音乐都有严格的区分。乐的功能在于教育，用平和中正、庄重肃穆的雅乐使贵族能够修身，能够保持对王权的敬畏。整个周王室有关乐的管理、教育和表演机构的设置十分复杂，仅人员就有1463人之多。
礼乐制度，在先秦尤其是周代，曾经被广泛、切实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之形成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影响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传统社会几千年，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东亚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关于礼的起源，有多种说法。《说文解字?示部》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显然，礼的本质是“事神致福”的祭祀。《说文》“禮”字从示从豐，清人段玉裁注谓：“豐者，行礼之器。”近人王国维进一步引申说，“豐”之上半部“从玨在凵中”，“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而“豐”之下半部，则是笾豆供奉的器形，常见于甲骨、金文之中。王氏说：“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亦通谓之禮。”[
供物奉神和歌舞娱神是原始先民神灵崇拜的两个方面。但祭祀的频繁必然产生新的问题：祭祀时用什么祭器、祭品，祭祀谁、由谁主祭，祭祀时用什么乐舞、什么时候使用乐舞，等等。在不断重复的祭祀过程中，必然趋于程式化和固定化，这便是礼仪的起源。由此可见，作为祭祀神灵的两个侧面，自其起源之始，礼与乐就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与礼乐文化的成长过程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认为，“礼乐制度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的龙山时代”[2]。文明出现之后的夏、商、周时期，中国人将礼和乐制度化，形成中国独特的礼乐制度。正如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和青铜铭文所揭示的，西周时期是中国礼乐制度的鼎盛期。春秋战国以降，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但它具体指的是新兴贵族僭越等级使用礼仪和乐舞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礼和乐的衰亡，相反，春秋战国时期礼器和乐器的出土量反而远远多于前代。
在新石器时代，部落的祭祀神明、祖先等仪式活动中或用到骨、土、石、竹、木、匏等材料制作的乐器。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后，部落仪式也演化成王朝之礼。礼是先秦时期中国社会身份性的规范，用来“别上下，等贵贱”。夏、商之礼相因，周人代商后，周公纳乐入礼。
周代前期的文化建设固然内容广泛，但从礼乐制度方面考察，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代表性部族乐舞，按照周代统治集团的需要重新加以总结和整理，编定出固定程式的“六乐”（或称“六大舞”“六大乐”），并将这些历代的英雄史诗性歌舞规定为周代雅乐的主体内容；第二，规定了不同的礼仪制度，以及与不同等级的礼仪相偕配的乐舞名称、内容和程式。例如，在六大乐中，祭天必须用《云门》，祭地必须用《咸池》，祭祖先用《韶》（或称《箾韶》），等等。
宋代史学家郑樵说，上古时期“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举，乐非礼不行”（《通志?乐略?乐府总序》）。礼乐制度是周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它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文明形态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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