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天命所终:晚清皇朝的崩溃


作者:金满楼     整理日期:2015-11-05 11:46:11

变,或不 变,天下无三百年之王朝。
  治,与不治,兴衰罔替唯在一念间。
  生存还是死亡,民心不顺王朝倾。
  天下自有气数,皇族零落,旗人乱世自飘零。
  革命大潮势不可挡,末代皇族枯木难支。王朝兴替,潮来潮往,谱成一曲乱世悲歌。
  辛亥革命一向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革命,“驱除鞑虏”更被视为革命的制胜法宝,但这种民族主义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民族问题是否真实存在或被扭曲;被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清末皇族与旗人在这场革命中到底处于何等地位;革命的冲击下,他们又遭受了何等的命运等等,这些都是之前史家所未深入探讨或做忽略处理的。本书以清末皇族与旗人作为切入口,以独特的角度深入剖析旗人群体在辛亥年中的所经所历,以更全面地展示革命年代中所不为人了解的历史侧面。
  作者简介:
  金满楼,原名金松,作家、近代史研究者。江西峡江人,现居上海。目前已出版《辛亥残梦》、《门槛上的民国》、《退潮的革命》、《北洋往事》、《女人当国》、《民国原来是这样》等十余部作品,曾于2010年受邀担任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十七集《北洋军阀秘史》电视讲座主讲人。
  目录:
  壹宫荒:
  王朝的气数已尽
  1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002
  2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009
  3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019
  贰新贵:
  权在手来把令行
  1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030
  2隆裕:皇后终于熬成了太后/038
  3摄政王:载沣上任一把火/050
  4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059
  5靠边站的学问:亲贵见用贤才弃/069
  6授人以柄:“皇族内阁”大败笔/079
  叁旗人:
  革命政治下的牺牲品壹宫荒:
  王朝的气数已尽
  1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002
  2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009
  3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019
  贰新贵:
  权在手来把令行
  1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030
  2隆裕:皇后终于熬成了太后/038
  3摄政王:载沣上任一把火/050
  4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059
  5靠边站的学问:亲贵见用贤才弃/069
  6授人以柄:“皇族内阁”大败笔/079
  叁旗人:
  革命政治下的牺牲品
  1历史负资产:九世之仇终不忘/090
  2举火者:“扬州十日”的真伪之辨/102
  3旗人很穷:“铁杆庄稼”叮当响/118
  4满汉畛域:长痛,还是短痛/129
  5动员令:驱除鞑虏的作用与反作用/140
  肆风暴:
  乱世谁顾小民哀
  1喋血的革命:这一切看起来并不美/154
  2抵抗与反攻:革命碰到硬骨头/167
  3和平之路:越激烈的反而越宽容/177
  伍风暴过后,一地鸡毛
  1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瞬间/190
  2注定没落:共和下的皇族们/199
  3逊帝溥仪: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212
  4各顾各命:旗人的乱世飘零/220
  余论: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悖论与常理/235
  附录:清末民初旗人大事记/243
  参考文献/248
  后记/252
  前言锋芒褪尽说八旗
  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以事实论,灭亡明王朝的并非满洲八旗而是天灾及由此蜂起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之际,很可能又是一场瘟疫让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说,“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势而为的机巧之举。
  当然,满人的胜利虽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关时不过20万兵力,这说明八旗铁骑确有可畏之处。所谓“八旗”,指的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八旗,其首创于清太祖努尔哈赤。但最初并非“八旗”,而只有四旗,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建的“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14年后(1615年),因兵力扩张,努尔哈赤在原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所用旗帜在前四旗军旗上加镶边),合为一般意义上的“八旗”。
  “八旗制”很难说是一种创新,因为“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一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如蒙古人的“百夫长、万夫长”、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等。如果说创新,努尔哈赤主要在中间层做得更扎实,那就是以女真人的牛录制为基础,每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从兵力配置上说,一
  旗即相当于一军,而作为最基本作战单位的牛录相当于一个骑兵营,一个旗由25个牛录组成,中间由甲喇作为连接。锋芒褪尽说八旗
  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以事实论,灭亡明王朝的并非满洲八旗而是天灾及由此蜂起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之际,很可能又是一场瘟疫让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说,“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势而为的机巧之举。
  当然,满人的胜利虽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关时不过20万兵力,这说明八旗铁骑确有可畏之处。所谓“八旗”,指的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八旗,其首创于清太祖努尔哈赤。但最初并非“八旗”,而只有四旗,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建的“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14年后(1615年),因兵力扩张,努尔哈赤在原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所用旗帜在前四旗军旗上加镶边),合为一般意义上的“八旗”。
  “八旗制”很难说是一种创新,因为“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一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如蒙古人的“百夫长、万夫长”、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等。如果说创新,努尔哈赤主要在中间层做得更扎实,那就是以女真人的牛录制为基础,每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从兵力配置上说,一
  旗即相当于一军,而作为最基本作战单位的牛录相当于一个骑兵营,一个旗由25个牛录组成,中间由甲喇作为连接。
  最初的八旗,主要靠兼并其他满洲部落而来,其中也加入了少量归附的蒙古人及汉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随着其领土的日益扩张,被征服而归顺的人口越来越多,至清太宗天聪九年(即明崇祯八年,1635年)正式建立蒙古八旗,后来又将俘获或归顺的汉人依例建立汉军八旗。由此,八旗实际上是由满、蒙、汉三个民族组成,而所谓“八旗”,实际上应为“二十四旗”。
  八旗中,满、蒙、汉的数量比例并不相等,以入关后的京师八旗为例:满洲八旗占53%,汉军八旗占32%,蒙古八旗占15%。如果算上京师之外的八旗,满洲八旗则占到60%以上。由此也清楚地证明,保证满洲八旗的优势地位是历代清朝统治者的既定国策之一。蒙古八旗中,以科尔沁部(孝庄太后即出于此)、察哈尔部加入最早也最为重要,后来又有额鲁特部、巴尔虎部等相继加入。相比汉军旗,蒙古八旗因归顺较早,加上外蒙古与清廷的战略结盟关系,蒙古八旗与清廷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清朝前期的皇后及王爷福晋大多出自蒙古部落,满蒙通婚既是惯例,也是一种统治手段。
  汉军八旗最初是由辽东被虏获的汉人组成。清军入关后,在征战过程中俘获或投降的汉人军队(包括后来“三藩之乱”中的汉兵)也被编为汉军八旗。这些汉人军队,实质上是跟着满人打天下的“从龙之师”,他们在编为汉军八旗后,又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满人的汉化过程。不过,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汉军同时也受到八旗制度及满人习惯的影响,他们在经历了一个“满化”的过程后与普通汉人已有明显差别。在一般汉人看来,他们更像是“旗人”而不是汉人。
  除满人、汉人、蒙古人之外,八旗中还有其他民族,如朝鲜人及东北的“新满洲人”。“新满洲人”指的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两侧(东至西伯利亚,西至蒙古大草原一带)的通古斯语族,如赫哲人、库雅喇人,还有混合了蒙古与通古斯语的部落,如索伦、锡伯、鄂伦春、达斡尔人。这些游牧或渔猎部落在归顺清廷后也相继被“满化”,如乾隆年间被调派到新疆戍守的锡伯族人。他们是目前唯一使用满语作为日常语言的少数民族(关于锡伯族人的这段历史,可参考傅查新昌先生所著的小说《秦尼巴克》)。除此之外,八旗中还有俄罗斯人(雅克萨之战后)、回人(平回乱后),清中期时一度还有藏人归入。从脉络上看,八旗的扩张主要与征战相关,但在清廷建立稳固统治之后,八旗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因而满、蒙、汉才可以称得上是八旗的主体成员。
  八旗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所谓的“包衣”。在满语中,“包衣”的意思为“奴仆”,这部分人主要由历次战争中的俘虏及因犯罪受惩罚的旗人组成,他们在旗籍上被列入另册,且为世袭群体。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上一代是“包衣”,通常情况下,他们及后代也将一直是“包衣”身份。“包衣”不是八旗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是属于其主人所在的旗。如皇帝的“包衣”属于“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归内务府管理,主要担任皇宫中的各种勤务,而其他王公贵族的“包衣”属于“下五旗”。据《清史稿》的统计,“包衣”佐领共115人,即有115个牛录。
  需要指出的是,“包衣”虽然名义难听且其从事的都是琐碎的后勤厮役工作,但他们在一些事务上往往起到重要的“中间人”作用。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人往往比普通旗人更容易获得上升或发财致富的机会。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即正白旗“包衣”出身,但他是康熙皇帝的亲信,长期掌管内务府下属的“肥差”——江宁织造。而且,“包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官。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当上了大学士、总督之类的高官,如康熙朝正白旗下的“包衣”李士桢,后官至广东巡抚;再如同治朝的湖广总督官文和光绪朝的兵部尚书立山,他们都出身于内务府下的“包衣”。不过
  有一点,无论这些人当上了多大的官,他们与原来的主人之间仍是主仆关系,而且要听候主人的传差。
  除“包衣”外,旗人社会中还有一类边缘群体,即“户下人”。户下人通常指八旗宗室或官员的家中奴婢、庄田的庄丁或差丁,他们不属于旗籍而附属于主人名下。这类群体的来源,有些是入关前被掳掠而来的汉人,有些是买卖而来的人口,另一部分是入关后因土地被圈占而投充而来的庄丁等。
  从管理上说,每一旗下设立一名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从一品),两名副都统,正副参领(满语称“甲喇额真”)各5人。都统衙门设在京师,满蒙汉八旗共设24处。各省的驻防八旗,凡兵员2000名以上的设立将军衙门,共13处,以满洲王公或亲信大臣兼任(从一品)。八旗中的中级将官为参领(正三品,驻防八旗中则称协领),位在副都统之下,佐领之上,每旗下设5名。驻防八旗除设协领之外,另设独立的城守尉(正三品),其兵员大多在数百人,以负责重要府州防卫(全国共16处)。
  参领以下的佐领(正四品),满语称之为“牛录额真”或“牛录章京”,这是八旗中最重要的基层官员。旗人的一切事务包括出征、粮饷、户口、田宅、兵籍、诉讼乃至选秀等均由佐领办理。其战时为领兵官,平时为行政官,有点类似于“大家长”的角色。佐领在各旗中的人数不等,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九十多人,其职位多世袭。佐领以下,还设有领催、骁骑校等职,以协助佐领管理旗内事务。
  作为军事单位,八旗的主体成员为兵丁,其中包括马甲(即骑兵,又称骁骑)、步甲(步兵)及养育兵等。需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男性旗人都能披甲当兵,要想吃上这碗饭,尚需长期训练并经过严格的考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清末八旗兵丁约占成年男丁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换言之,旗兵比例只有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因兵额基本不变,其比例随着旗内人口的增加而不断下降)。但是,
  这些人并不是旗人的全部,除了军官和兵丁之外,众多的家属、匠役及行政机构也是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坐稳江山后,八旗主要分为两类,一为京师八旗,一为驻防八旗。京戏《梅陇镇》中,风流天子正德皇帝有句台词,“北京是大圈圈套着小圈圈,小圈圈套着黄圈圈”,等到清军进入京城后,原住在内城的汉民均被强令迁至南边的外城,腾出来的房屋分给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清初至中期,京师八旗兵力约10万,按驻守范围分别为: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一带,镶黄旗驻安定门内一带,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一带,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一带,镶白旗驻朝阳门内一带,镶红旗驻阜成门内一带,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一带,镶蓝旗驻宣武门内一带。大体而言,两黄旗驻扎内城北部,两蓝旗驻扎内城南部,两白旗、两红旗则位于东、西两厢。各旗的驻防区内,满洲八旗驻地靠近皇城,蒙古八旗中间,汉军旗居于外侧。在这样一个布局下,北京内城实际变成了一座层层设防的大兵营。
  从兵种上说,京师八旗设有前锋、护军、亲军、步军、火器五营,康熙、乾隆年间又增设了健锐营、相扑营、虎枪营等特种兵部队。就基本职能而言,前锋营担任出征任务;护军营担任扈从护卫任务;亲军营是皇帝亲率,由领侍卫内大臣总管;步军营负责京师防守与治安;火器营是配备有鸟枪等火器的特殊军队。从人数上说,90%的驻京八旗均在内城,只有外三营(即圆明园护军营、外火器营和健锐营)在颐和园及园寝等处。据统计,清末驻京八旗人数约在13万人左右,如果把“包衣”也算进去,大概有15万人。
  驻防八旗通常在10万人左右,其主要为满洲八旗及蒙古八旗组成(只有东三省和广州、福州有汉军八旗),其中盛京、西安、荆州三地八旗人数超过5000人,分别为7000、6500、5700人。根据其驻地的重要性,驻防八旗又分为畿辅、东北、西北和其他地区。按《大清会典》,畿辅八旗主要驻扎在京师周围的直隶地区,有25
  支驻防部队,编为54佐领,共14238人,其中最大的一支为察哈尔都统管辖的蒙古八旗(120佐领,共10800人),其次为驻密云(2100人)及驻木兰围场(1000人,由热河都统统辖)的满洲八旗。另外,两处皇陵(东陵、西陵)由1460人的旗兵护卫。
  东北有44支驻防部队,共338佐领,35361人,其中“新满人”如达斡尔、索伦、鄂伦春及巴尔虎的游牧旗兵尚未计入;西北有8支驻防部队,119佐领,共15642人,最大的一支为伊犁将军管辖,共40佐领,其中包括了调防的索伦、达斡尔、锡伯族旗营;其他地区主要是汉人区,共306佐领,39879人。在分布上,华北平原设在青州、德州和开封;西北地区为西安、太原和绥远(呼和浩特),江南、华南一带则设在江宁(南京)、镇江、杭州、乍浦(近宁波)、荆州、成都、福州与广州。这些省份中,湖南、江西、安徽、贵州、广西无八旗驻防。根据清末的统计数字,91支地方驻防部队总计兵力11万,加上京师八旗则所有的八旗兵力约26万人,按旗兵占旗人比例的二十分之一计算,这与清末旗人的数量500万大致吻合(占全国人数的1%)。
  根据区域的战略地位,驻防八旗分为将军级、副都统级、城守尉级和防守尉级四等。其中将军级的驻防兵额大,驻防地也多设在省会或边境重镇。副都统一级的驻防地则大多设在重要城镇和战略要地。这些军队与60余万绿旗兵(由汉人组成)共同担负了内地的军事戍守任务(满洲不设绿营)。但两者有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八旗集中而绿营分散;在待遇上,绿营也要低于八旗。
  八旗作为清朝的特殊群体,清廷给予了八旗非同一般的优待。早在顺治元年,清廷即下令,“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换句话说,他们除世代相袭的兵役之外,其他义务一概全免;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赈济八旗的条例,从各方面对旗人给予优待。清军入关后的数十年中,曾按关外模式在京畿五百里内跑马
  圈地,然后以“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给八旗官兵,即所谓“旗地”。每个旗丁分地30亩,不纳粮但也不准买卖,以期他们保持昔日“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传统。但京师八旗主要驻扎在内城,他们既不擅长农耕,实际上也做不到“兵农两顾”,因而这些旗地大多是交给“包衣”佐领们管理而由当地汉民耕种交租。
  有限的租税不足以养活旗人家小,清廷随后又确立兵饷之制,其规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朝廷发给一定数量的饷银与饷米,同时也发给口粮赡养家属,“七岁以上即食全体,六岁以下为半口,减半给粮”。由此,八旗官兵上至都统下至士兵,都可以按时领取规定数额的俸禄。按八旗制度,俸银每月发放,禄米每季发放一次,举例而言:都统每月俸银为180两,禄米每年90石;参领每月俸银130两,禄米每年65石;佐领俸银每月105两,禄米每年52石5斗;步军校俸银每月80两,禄米每年40石;骁骑校、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每月俸银60两,禄米每年30石;步军、护军、前锋、亲军营兵丁每月俸银为4两,禄米每年4石8斗;马甲每月俸银为3两,禄米每年4石8斗;步甲每月俸银为2两,禄米每年4石8斗。除此之外,八旗官兵还享有其他经济优待,如婚礼和丧葬时可以领取一定津贴;如受伤或因病退役,其余生可每月领取1两的抚恤金,在本人去世后,其遗孀仍可领取一半的抚恤金,遗孤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助。
  在《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一文中,学者迟云飞总结了满、汉在社会职务方面的四大区别:一是官分满汉,满人可任汉缺,但汉人不能任满缺(如都统、将军等),同一职务如尚书、侍郎,满人的权力大于汉人,高级别的职务也是满人多于汉人;二是满汉不婚;三是满人只能为职业军人,不准从事其他生产,其生活全靠清廷财政供应;四是适用法律不同,满人犯罪,审判机构也是单独的。
  为扩大旗人的做官途径,一般旗人除通过科考入仕外,还有其他各种机会做官,如康熙十年曾规定,“八旗满洲监生识满汉字者,考试翻译;只识满字,考试缮写。优者授为正八品,以部院笔帖式补用”;雍正元年,鉴于满洲进士、举人出身的翰林无升转之途,又制定了“推升”之令;乾隆二年,“满洲进士依甲等名次选用知县”,等等。
  当然,为笼络汉人士子,旗人在科举上不点状元(榜眼与探花亦极慎重),终清一朝,唯一的例外是同治年间出身于蒙古正蓝旗的崇绮曾中过状元。科举上虽略有限制,但旗人可以考翻译、挑侍卫,加上其人口基数小,官途上要比汉人宽广许多。据统计,清朝268年中的满汉总督比例为满57%,汉43%;巡抚为满48%,汉52%;布政使为满28%,汉72%;知府为满21%,汉79%;知县中满人较少,只有6%。由此可见,越到高层,旗人所占的比例就越高,中下层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则以汉人为主。中央六部中,清廷实行满汉尚书制,即每部各设一位满尚书和一位汉尚书,侍郎也是如此。这种状况,直到太平军起义后才有所改变,满总督降为35%,巡抚降为22%,但中央各部则变化不大。
  在获得优待的同时,清廷也给八旗设立了很多限制,如旗人不准经商务农,除当兵当差外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职业(即便闲散旗人也不准),也不准随意离开驻防地(无迁居权力)。为保持八旗的战斗力并防止旗人被汉化,清廷制定了一系列“旗民分治”的措施,如“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等。在其僵硬的制度下,旗人在户籍、住址、田产、营生、诉讼等方面都与一般汉人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不过在旗人内部,则无论满洲、蒙古还是汉军,都可以相互通婚,相互交产,一视同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廷是用八旗制度打造了一个“铁杆”的支持力量,而作为“复合民族”的八旗群体,实质上是以满洲人为核心但又包括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民族的利益共同体。
  “旗民”之间不仅在权利上有差别,而且有一道实实在在的障碍,即所谓“满城”。旗人当中,除很少一部分人出去做官当差外,绝大多数的普通旗人都被圈在城内的兵营之中。按清朝规定,凡驻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设“满城”驻扎,而不得与当地人混住。大体上说,满城可分为两种,一种在原有城池中划出一片供八旗官兵居住,如西安、南京、福州、广州、杭州等,区域划定后,原汉人居民全部迁出,再修建一道新的城墙以分隔满汉;另一种则是在原有旧城之外选择一片空地另建新城,如青州、绥远、银川等,以使旗兵与当地百姓互不相扰。
  中国古代兵役制度,有募兵、征兵、世兵等不同类别。通常来说,北方游牧民族多为族兵制,如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及满人;明朝先是世兵制,即军户制,后改为募兵制;清朝后,八旗实际上是一种族兵制,绿营开始是募兵制,后因长时间驻扎一地,便演化成某种程度上的世兵制。与绿营一样,八旗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世兵制或者说世袭的军户,这种拥有朝廷固定薪俸的职业,一般为特殊人群所垄断,圈外人很难染指。
  当然,“旗民分治”也不尽是坏处。一度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的书法家汪东曾说:“昔者八旗特设制度示与齐民异,不事生产,唯待供给于汉族,虽为民病,犹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无用耳,未尝与民争利。”“旗民分治”的缘由,一则是兵制,二来也是为了防止“与民争利”,以免重蹈当年金朝“猛安谋克”制下军功集团强夺人民土地财产的弊病。就这点而言,汪东曾的话尚属公道。
  八旗入关时本为强悍之师,清廷的种种措施也是希望旗人聚合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以长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让清廷统治更久。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对八旗的“包养”政策最终令旗人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八旗即丧失锐气,他们不再是帝国的军队主力,而仅仅是作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庆在一道上谕中对此深感忧虑:“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6年后,嘉庆再次训诫:“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及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时人昭梿更是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守卫宫门的侍卫们平时并不携带武器,“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
  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曾这样描述京城八旗:“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旗兵如此,王公贵族也是如此。光绪朝的怡亲王溥静当时就闹了个笑话,他老人家为免去佩刀的累赘而发明了一招,刀鞘里无刀而只有刀把儿,这样一来,重量是大为减轻,尚武精神可就荡然无存了。作为昔日的军功阶层与清王朝的支柱,这些八旗后裔在清朝两百多年后早已堕落为无用的鸡肋,其“睹旌旗而色变,闻鼙鼓而心惊”,非但无任何军功可言,也实在无事可做。
  19世纪中叶,清廷支出的军费高达3000万两白银,八旗与绿营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绿营并没有作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出现,而是作为“军费”享用者的角色出现。太平之役后,作为“立国之本”的他们实质上成了清廷的负担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战争时期,包括防军、练军、地方勇营的前线军队约36万人,而数量大体相当的八旗、绿营却只能在一旁观战。
  当然,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现也可以称得上英勇,但结局大体都败得很惨。如鸦片战争中乍浦的旗兵曾奋勇抵抗,战败后城内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大约有3万旗人被屠杀,后来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约1万人被杀死或自殉。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张格尔之乱及同光年间的阿古柏之乱中,前往平叛的东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损失颇大。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的长期安定,八旗军队在承平岁月中悠闲度日,久而久之,刀枪入库,任其锈迹斑斑,格斗、射箭等技艺也日益荒废。近代以后,随着热兵器的迅猛发展,这些古老的技艺更是成了无用之技。加之职业和驻地的限制,大多数旗人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在吃喝玩乐、养鸟唱戏等方面或有建树,但娴长骑射、勇猛善战的民族特性却日渐丧失,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与其说他们是“军队”,倒不如说他们是“市井游民”来得更恰如其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廷对满人的优待是一种“甜蜜的桎梏”,发展到最后,所谓“旗人”,即闲人也。旗人社会的空心化还不是最要命的,就王朝的命运而言,作为金字塔顶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后当政的近半个世纪中,皇宫里再也没有听到婴儿出生的哭声。这种史无前例的宫荒,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而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气数已尽”吧。
  驱除鞑虏为什么会成为革命党人的口号?
  辛亥年间旗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命运遭遇?
  晚清的皇族到底是否真的沉沦堕落不堪?
  光绪慈禧前后去世真的是命运中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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