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或不 变，天下无三百年之王朝。
治，与不治，兴衰罔替唯在一念间。
生存还是死亡，民心不顺王朝倾。
天下自有气数，皇族零落，旗人乱世自飘零。
革命大潮势不可挡，末代皇族枯木难支。王朝兴替，潮来潮往，谱成一曲乱世悲歌。
辛亥革命一向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革命，“驱除鞑虏”更被视为革命的制胜法宝，但这种民族主义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民族问题是否真实存在或被扭曲；被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清末皇族与旗人在这场革命中到底处于何等地位；革命的冲击下，他们又遭受了何等的命运等等，这些都是之前史家所未深入探讨或做忽略处理的。本书以清末皇族与旗人作为切入口，以独特的角度深入剖析旗人群体在辛亥年中的所经所历，以更全面地展示革命年代中所不为人了解的历史侧面。
作者简介：
金满楼，原名金松，作家、近代史研究者。江西峡江人，现居上海。目前已出版《辛亥残梦》、《门槛上的民国》、《退潮的革命》、《北洋往事》、《女人当国》、《民国原来是这样》等十余部作品，曾于2010年受邀担任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十七集《北洋军阀秘史》电视讲座主讲人。
目录：
壹宫荒：
王朝的气数已尽
1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002
2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009
3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019
贰新贵：
权在手来把令行
1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030
2隆裕：皇后终于熬成了太后／038
3摄政王：载沣上任一把火／050
4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059
5靠边站的学问：亲贵见用贤才弃／069
6授人以柄：“皇族内阁”大败笔／079
叁旗人：
革命政治下的牺牲品壹宫荒：
王朝的气数已尽
1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002
2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009
3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019
贰新贵：
权在手来把令行
1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030
2隆裕：皇后终于熬成了太后／038
3摄政王：载沣上任一把火／050
4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059
5靠边站的学问：亲贵见用贤才弃／069
6授人以柄：“皇族内阁”大败笔／079
叁旗人：
革命政治下的牺牲品
1历史负资产：九世之仇终不忘／090
2举火者:“扬州十日”的真伪之辨／102
3旗人很穷：“铁杆庄稼”叮当响／118
4满汉畛域：长痛，还是短痛／129
5动员令：驱除鞑虏的作用与反作用／140
肆风暴：
乱世谁顾小民哀
1喋血的革命：这一切看起来并不美／154
2抵抗与反攻：革命碰到硬骨头／167
3和平之路：越激烈的反而越宽容／177
伍风暴过后，一地鸡毛
1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瞬间／190
2注定没落：共和下的皇族们／199
3逊帝溥仪：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212
4各顾各命：旗人的乱世飘零／220
余论：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悖论与常理／235
附录：清末民初旗人大事记／243
参考文献／248
后记／252
前言锋芒褪尽说八旗
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以事实论，灭亡明王朝的并非满洲八旗而是天灾及由此蜂起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之际，很可能又是一场瘟疫让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说，“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势而为的机巧之举。
当然，满人的胜利虽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关时不过20万兵力，这说明八旗铁骑确有可畏之处。所谓“八旗”，指的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八旗，其首创于清太祖努尔哈赤。但最初并非“八旗”，而只有四旗，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建的“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14年后（1615年），因兵力扩张，努尔哈赤在原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所用旗帜在前四旗军旗上加镶边），合为一般意义上的“八旗”。
“八旗制”很难说是一种创新，因为“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一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如蒙古人的“百夫长、万夫长”、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等。如果说创新，努尔哈赤主要在中间层做得更扎实，那就是以女真人的牛录制为基础，每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从兵力配置上说，一
旗即相当于一军，而作为最基本作战单位的牛录相当于一个骑兵营，一个旗由25个牛录组成，中间由甲喇作为连接。锋芒褪尽说八旗
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以事实论，灭亡明王朝的并非满洲八旗而是天灾及由此蜂起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之际，很可能又是一场瘟疫让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说，“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势而为的机巧之举。
当然，满人的胜利虽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关时不过20万兵力，这说明八旗铁骑确有可畏之处。所谓“八旗”，指的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八旗，其首创于清太祖努尔哈赤。但最初并非“八旗”，而只有四旗，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建的“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14年后（1615年），因兵力扩张，努尔哈赤在原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所用旗帜在前四旗军旗上加镶边），合为一般意义上的“八旗”。
“八旗制”很难说是一种创新，因为“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一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如蒙古人的“百夫长、万夫长”、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等。如果说创新，努尔哈赤主要在中间层做得更扎实，那就是以女真人的牛录制为基础，每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从兵力配置上说，一
旗即相当于一军，而作为最基本作战单位的牛录相当于一个骑兵营，一个旗由25个牛录组成，中间由甲喇作为连接。
最初的八旗，主要靠兼并其他满洲部落而来，其中也加入了少量归附的蒙古人及汉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随着其领土的日益扩张，被征服而归顺的人口越来越多，至清太宗天聪九年（即明崇祯八年，1635年）正式建立蒙古八旗，后来又将俘获或归顺的汉人依例建立汉军八旗。由此，八旗实际上是由满、蒙、汉三个民族组成，而所谓“八旗”，实际上应为“二十四旗”。
八旗中，满、蒙、汉的数量比例并不相等，以入关后的京师八旗为例：满洲八旗占53%，汉军八旗占32%，蒙古八旗占15%。如果算上京师之外的八旗，满洲八旗则占到60%以上。由此也清楚地证明，保证满洲八旗的优势地位是历代清朝统治者的既定国策之一。蒙古八旗中，以科尔沁部（孝庄太后即出于此）、察哈尔部加入最早也最为重要，后来又有额鲁特部、巴尔虎部等相继加入。相比汉军旗，蒙古八旗因归顺较早，加上外蒙古与清廷的战略结盟关系，蒙古八旗与清廷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清朝前期的皇后及王爷福晋大多出自蒙古部落，满蒙通婚既是惯例，也是一种统治手段。
汉军八旗最初是由辽东被虏获的汉人组成。清军入关后，在征战过程中俘获或投降的汉人军队（包括后来“三藩之乱”中的汉兵）也被编为汉军八旗。这些汉人军队，实质上是跟着满人打天下的“从龙之师”，他们在编为汉军八旗后，又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满人的汉化过程。不过，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汉军同时也受到八旗制度及满人习惯的影响，他们在经历了一个“满化”的过程后与普通汉人已有明显差别。在一般汉人看来，他们更像是“旗人”而不是汉人。
除满人、汉人、蒙古人之外，八旗中还有其他民族，如朝鲜人及东北的“新满洲人”。“新满洲人”指的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两侧（东至西伯利亚，西至蒙古大草原一带）的通古斯语族，如赫哲人、库雅喇人，还有混合了蒙古与通古斯语的部落，如索伦、锡伯、鄂伦春、达斡尔人。这些游牧或渔猎部落在归顺清廷后也相继被“满化”，如乾隆年间被调派到新疆戍守的锡伯族人。他们是目前唯一使用满语作为日常语言的少数民族（关于锡伯族人的这段历史，可参考傅查新昌先生所著的小说《秦尼巴克》）。除此之外，八旗中还有俄罗斯人（雅克萨之战后）、回人（平回乱后），清中期时一度还有藏人归入。从脉络上看，八旗的扩张主要与征战相关，但在清廷建立稳固统治之后，八旗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因而满、蒙、汉才可以称得上是八旗的主体成员。
八旗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所谓的“包衣”。在满语中，“包衣”的意思为“奴仆”，这部分人主要由历次战争中的俘虏及因犯罪受惩罚的旗人组成，他们在旗籍上被列入另册，且为世袭群体。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上一代是“包衣”，通常情况下，他们及后代也将一直是“包衣”身份。“包衣”不是八旗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是属于其主人所在的旗。如皇帝的“包衣”属于“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归内务府管理，主要担任皇宫中的各种勤务，而其他王公贵族的“包衣”属于“下五旗”。据《清史稿》的统计，“包衣”佐领共115人，即有115个牛录。
需要指出的是，“包衣”虽然名义难听且其从事的都是琐碎的后勤厮役工作，但他们在一些事务上往往起到重要的“中间人”作用。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人往往比普通旗人更容易获得上升或发财致富的机会。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即正白旗“包衣”出身，但他是康熙皇帝的亲信，长期掌管内务府下属的“肥差”——江宁织造。而且，“包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官。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当上了大学士、总督之类的高官，如康熙朝正白旗下的“包衣”李士桢，后官至广东巡抚；再如同治朝的湖广总督官文和光绪朝的兵部尚书立山，他们都出身于内务府下的“包衣”。不过
有一点，无论这些人当上了多大的官，他们与原来的主人之间仍是主仆关系，而且要听候主人的传差。
除“包衣”外，旗人社会中还有一类边缘群体，即“户下人”。户下人通常指八旗宗室或官员的家中奴婢、庄田的庄丁或差丁，他们不属于旗籍而附属于主人名下。这类群体的来源，有些是入关前被掳掠而来的汉人，有些是买卖而来的人口，另一部分是入关后因土地被圈占而投充而来的庄丁等。
从管理上说，每一旗下设立一名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从一品），两名副都统，正副参领（满语称“甲喇额真”）各5人。都统衙门设在京师，满蒙汉八旗共设24处。各省的驻防八旗，凡兵员2000名以上的设立将军衙门，共13处，以满洲王公或亲信大臣兼任（从一品）。八旗中的中级将官为参领（正三品，驻防八旗中则称协领），位在副都统之下，佐领之上，每旗下设5名。驻防八旗除设协领之外，另设独立的城守尉（正三品），其兵员大多在数百人，以负责重要府州防卫（全国共16处）。
参领以下的佐领（正四品），满语称之为“牛录额真”或“牛录章京”，这是八旗中最重要的基层官员。旗人的一切事务包括出征、粮饷、户口、田宅、兵籍、诉讼乃至选秀等均由佐领办理。其战时为领兵官，平时为行政官，有点类似于“大家长”的角色。佐领在各旗中的人数不等，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九十多人，其职位多世袭。佐领以下，还设有领催、骁骑校等职，以协助佐领管理旗内事务。
作为军事单位，八旗的主体成员为兵丁，其中包括马甲（即骑兵，又称骁骑）、步甲（步兵）及养育兵等。需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男性旗人都能披甲当兵，要想吃上这碗饭，尚需长期训练并经过严格的考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清末八旗兵丁约占成年男丁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换言之，旗兵比例只有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因兵额基本不变，其比例随着旗内人口的增加而不断下降）。但是，
这些人并不是旗人的全部，除了军官和兵丁之外，众多的家属、匠役及行政机构也是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坐稳江山后，八旗主要分为两类，一为京师八旗，一为驻防八旗。京戏《梅陇镇》中，风流天子正德皇帝有句台词，“北京是大圈圈套着小圈圈，小圈圈套着黄圈圈”，等到清军进入京城后，原住在内城的汉民均被强令迁至南边的外城，腾出来的房屋分给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清初至中期，京师八旗兵力约10万，按驻守范围分别为：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一带，镶黄旗驻安定门内一带，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一带，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一带，镶白旗驻朝阳门内一带，镶红旗驻阜成门内一带，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一带，镶蓝旗驻宣武门内一带。大体而言，两黄旗驻扎内城北部，两蓝旗驻扎内城南部，两白旗、两红旗则位于东、西两厢。各旗的驻防区内，满洲八旗驻地靠近皇城，蒙古八旗中间，汉军旗居于外侧。在这样一个布局下，北京内城实际变成了一座层层设防的大兵营。
从兵种上说，京师八旗设有前锋、护军、亲军、步军、火器五营，康熙、乾隆年间又增设了健锐营、相扑营、虎枪营等特种兵部队。就基本职能而言，前锋营担任出征任务；护军营担任扈从护卫任务；亲军营是皇帝亲率，由领侍卫内大臣总管；步军营负责京师防守与治安；火器营是配备有鸟枪等火器的特殊军队。从人数上说，90%的驻京八旗均在内城，只有外三营（即圆明园护军营、外火器营和健锐营）在颐和园及园寝等处。据统计，清末驻京八旗人数约在13万人左右，如果把“包衣”也算进去，大概有15万人。
驻防八旗通常在10万人左右，其主要为满洲八旗及蒙古八旗组成（只有东三省和广州、福州有汉军八旗），其中盛京、西安、荆州三地八旗人数超过5000人，分别为7000、6500、5700人。根据其驻地的重要性，驻防八旗又分为畿辅、东北、西北和其他地区。按《大清会典》，畿辅八旗主要驻扎在京师周围的直隶地区，有25
支驻防部队，编为54佐领，共14238人，其中最大的一支为察哈尔都统管辖的蒙古八旗（120佐领，共10800人），其次为驻密云（2100人）及驻木兰围场（1000人，由热河都统统辖）的满洲八旗。另外，两处皇陵（东陵、西陵）由1460人的旗兵护卫。
东北有44支驻防部队，共338佐领，35361人，其中“新满人”如达斡尔、索伦、鄂伦春及巴尔虎的游牧旗兵尚未计入；西北有8支驻防部队，119佐领，共15642人，最大的一支为伊犁将军管辖，共40佐领，其中包括了调防的索伦、达斡尔、锡伯族旗营；其他地区主要是汉人区，共306佐领，39879人。在分布上，华北平原设在青州、德州和开封；西北地区为西安、太原和绥远（呼和浩特），江南、华南一带则设在江宁（南京）、镇江、杭州、乍浦（近宁波）、荆州、成都、福州与广州。这些省份中，湖南、江西、安徽、贵州、广西无八旗驻防。根据清末的统计数字，91支地方驻防部队总计兵力11万，加上京师八旗则所有的八旗兵力约26万人，按旗兵占旗人比例的二十分之一计算，这与清末旗人的数量500万大致吻合（占全国人数的1%）。
根据区域的战略地位，驻防八旗分为将军级、副都统级、城守尉级和防守尉级四等。其中将军级的驻防兵额大，驻防地也多设在省会或边境重镇。副都统一级的驻防地则大多设在重要城镇和战略要地。这些军队与60余万绿旗兵（由汉人组成）共同担负了内地的军事戍守任务（满洲不设绿营）。但两者有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八旗集中而绿营分散；在待遇上，绿营也要低于八旗。
八旗作为清朝的特殊群体，清廷给予了八旗非同一般的优待。早在顺治元年，清廷即下令，“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换句话说，他们除世代相袭的兵役之外，其他义务一概全免；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赈济八旗的条例，从各方面对旗人给予优待。清军入关后的数十年中，曾按关外模式在京畿五百里内跑马
圈地，然后以“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给八旗官兵，即所谓“旗地”。每个旗丁分地30亩，不纳粮但也不准买卖，以期他们保持昔日“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传统。但京师八旗主要驻扎在内城，他们既不擅长农耕，实际上也做不到“兵农两顾”，因而这些旗地大多是交给“包衣”佐领们管理而由当地汉民耕种交租。
有限的租税不足以养活旗人家小，清廷随后又确立兵饷之制，其规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朝廷发给一定数量的饷银与饷米，同时也发给口粮赡养家属，“七岁以上即食全体，六岁以下为半口，减半给粮”。由此，八旗官兵上至都统下至士兵，都可以按时领取规定数额的俸禄。按八旗制度，俸银每月发放，禄米每季发放一次，举例而言：都统每月俸银为180两，禄米每年90石；参领每月俸银130两，禄米每年65石；佐领俸银每月105两，禄米每年52石5斗；步军校俸银每月80两，禄米每年40石；骁骑校、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每月俸银60两，禄米每年30石；步军、护军、前锋、亲军营兵丁每月俸银为4两，禄米每年4石8斗；马甲每月俸银为3两，禄米每年4石8斗；步甲每月俸银为2两，禄米每年4石8斗。除此之外，八旗官兵还享有其他经济优待，如婚礼和丧葬时可以领取一定津贴；如受伤或因病退役，其余生可每月领取1两的抚恤金，在本人去世后，其遗孀仍可领取一半的抚恤金，遗孤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助。
在《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一文中，学者迟云飞总结了满、汉在社会职务方面的四大区别：一是官分满汉，满人可任汉缺，但汉人不能任满缺（如都统、将军等），同一职务如尚书、侍郎，满人的权力大于汉人，高级别的职务也是满人多于汉人；二是满汉不婚；三是满人只能为职业军人，不准从事其他生产，其生活全靠清廷财政供应；四是适用法律不同，满人犯罪，审判机构也是单独的。
为扩大旗人的做官途径，一般旗人除通过科考入仕外，还有其他各种机会做官，如康熙十年曾规定，“八旗满洲监生识满汉字者，考试翻译；只识满字，考试缮写。优者授为正八品，以部院笔帖式补用”；雍正元年，鉴于满洲进士、举人出身的翰林无升转之途，又制定了“推升”之令；乾隆二年，“满洲进士依甲等名次选用知县”，等等。
当然，为笼络汉人士子，旗人在科举上不点状元（榜眼与探花亦极慎重），终清一朝，唯一的例外是同治年间出身于蒙古正蓝旗的崇绮曾中过状元。科举上虽略有限制，但旗人可以考翻译、挑侍卫，加上其人口基数小，官途上要比汉人宽广许多。据统计，清朝268年中的满汉总督比例为满57%，汉43%；巡抚为满48%，汉52%；布政使为满28%，汉72%；知府为满21%，汉79%；知县中满人较少，只有6%。由此可见，越到高层，旗人所占的比例就越高，中下层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则以汉人为主。中央六部中，清廷实行满汉尚书制，即每部各设一位满尚书和一位汉尚书，侍郎也是如此。这种状况，直到太平军起义后才有所改变，满总督降为35%，巡抚降为22%，但中央各部则变化不大。
在获得优待的同时，清廷也给八旗设立了很多限制，如旗人不准经商务农，除当兵当差外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职业（即便闲散旗人也不准），也不准随意离开驻防地（无迁居权力）。为保持八旗的战斗力并防止旗人被汉化，清廷制定了一系列“旗民分治”的措施，如“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等。在其僵硬的制度下，旗人在户籍、住址、田产、营生、诉讼等方面都与一般汉人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不过在旗人内部，则无论满洲、蒙古还是汉军，都可以相互通婚，相互交产，一视同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廷是用八旗制度打造了一个“铁杆”的支持力量，而作为“复合民族”的八旗群体，实质上是以满洲人为核心但又包括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民族的利益共同体。
“旗民”之间不仅在权利上有差别，而且有一道实实在在的障碍，即所谓“满城”。旗人当中，除很少一部分人出去做官当差外，绝大多数的普通旗人都被圈在城内的兵营之中。按清朝规定，凡驻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设“满城”驻扎，而不得与当地人混住。大体上说，满城可分为两种，一种在原有城池中划出一片供八旗官兵居住，如西安、南京、福州、广州、杭州等，区域划定后，原汉人居民全部迁出，再修建一道新的城墙以分隔满汉；另一种则是在原有旧城之外选择一片空地另建新城，如青州、绥远、银川等，以使旗兵与当地百姓互不相扰。
中国古代兵役制度，有募兵、征兵、世兵等不同类别。通常来说，北方游牧民族多为族兵制，如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及满人；明朝先是世兵制，即军户制，后改为募兵制；清朝后，八旗实际上是一种族兵制，绿营开始是募兵制，后因长时间驻扎一地，便演化成某种程度上的世兵制。与绿营一样，八旗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世兵制或者说世袭的军户，这种拥有朝廷固定薪俸的职业，一般为特殊人群所垄断，圈外人很难染指。
当然，“旗民分治”也不尽是坏处。一度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的书法家汪东曾说:“昔者八旗特设制度示与齐民异，不事生产，唯待供给于汉族，虽为民病，犹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无用耳，未尝与民争利。”“旗民分治”的缘由，一则是兵制，二来也是为了防止“与民争利”，以免重蹈当年金朝“猛安谋克”制下军功集团强夺人民土地财产的弊病。就这点而言，汪东曾的话尚属公道。
八旗入关时本为强悍之师，清廷的种种措施也是希望旗人聚合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以长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让清廷统治更久。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对八旗的“包养”政策最终令旗人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八旗即丧失锐气，他们不再是帝国的军队主力，而仅仅是作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庆在一道上谕中对此深感忧虑：“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6年后，嘉庆再次训诫：“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及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时人昭梿更是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守卫宫门的侍卫们平时并不携带武器，“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
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曾这样描述京城八旗：“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旗兵如此，王公贵族也是如此。光绪朝的怡亲王溥静当时就闹了个笑话，他老人家为免去佩刀的累赘而发明了一招，刀鞘里无刀而只有刀把儿，这样一来，重量是大为减轻，尚武精神可就荡然无存了。作为昔日的军功阶层与清王朝的支柱，这些八旗后裔在清朝两百多年后早已堕落为无用的鸡肋，其“睹旌旗而色变，闻鼙鼓而心惊”，非但无任何军功可言，也实在无事可做。
19世纪中叶，清廷支出的军费高达3000万两白银，八旗与绿营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绿营并没有作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出现，而是作为“军费”享用者的角色出现。太平之役后，作为“立国之本”的他们实质上成了清廷的负担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战争时期，包括防军、练军、地方勇营的前线军队约36万人，而数量大体相当的八旗、绿营却只能在一旁观战。
当然，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现也可以称得上英勇，但结局大体都败得很惨。如鸦片战争中乍浦的旗兵曾奋勇抵抗，战败后城内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大约有3万旗人被屠杀，后来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约1万人被杀死或自殉。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张格尔之乱及同光年间的阿古柏之乱中，前往平叛的东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损失颇大。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的长期安定，八旗军队在承平岁月中悠闲度日，久而久之，刀枪入库，任其锈迹斑斑，格斗、射箭等技艺也日益荒废。近代以后，随着热兵器的迅猛发展，这些古老的技艺更是成了无用之技。加之职业和驻地的限制，大多数旗人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在吃喝玩乐、养鸟唱戏等方面或有建树，但娴长骑射、勇猛善战的民族特性却日渐丧失，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与其说他们是“军队”，倒不如说他们是“市井游民”来得更恰如其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廷对满人的优待是一种“甜蜜的桎梏”，发展到最后，所谓“旗人”，即闲人也。旗人社会的空心化还不是最要命的，就王朝的命运而言，作为金字塔顶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后当政的近半个世纪中，皇宫里再也没有听到婴儿出生的哭声。这种史无前例的宫荒，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而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气数已尽”吧。
驱除鞑虏为什么会成为革命党人的口号？
辛亥年间旗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命运遭遇？
晚清的皇族到底是否真的沉沦堕落不堪？
光绪慈禧前后去世真的是命运中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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