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等全国30多家权威档案机构解密史料；
近200份珍贵档案图片资料大公开；
揭秘那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
精彩篇目：
毛泽东逝世后的48小时
周恩来为争取达赖所做出的努力
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揭秘
毛主席纪念堂选址设计之谜
许世友神秘的葬礼
杨子荣身世揭秘
中共一大之谜
红军长征中的物资筹措
遵义会议上生死攸关的大较量
一张红军西路军便条的来龙去脉
志愿军老兵入朝参战口述实录
改变知青命运的一封信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
本书用大量珍贵的图片与档案资料，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时期的重大事件、决策内幕、高层领导人物的人生传奇等内容，揭开了隐藏在历史迷雾背后鲜为人知的真相，重现了20世纪中国军政界的风云变幻
作者简介：
中国档案报社发行的《中国档案报》是中国档案界的行业报，是中国和世界唯一的档案专业报。中国档案报是国家档案局主管的档案行业报，是全国档案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是档案界联系社会各界的重要纽带之一。《中国档案报》坚持政治性与专业性、行业性与社会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严肃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沟通社会信息，揭示历史真相，记载当代要事，为社会进步服务，为读者服务。
目录：
上册：
毛泽东通道转兵挽救了红军
珍贵历史照片《毛泽东在保安》的拍摄与面世
“毛泽东号”机车落户北京始末
毛泽东不同意为自己铸铜像
毛泽东邀请高玉宝参加国庆招待会
毛泽东指挥炮击金门始末
毛泽东与齐白石
毛泽东如何自我保健
毛泽东名作《沁园春雪》发表前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48小时
少年周恩来的奉天印迹
周恩来旅日照片中的人物故事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周恩来为争取达赖所做出的努力上册：
毛泽东通道转兵挽救了红军
珍贵历史照片《毛泽东在保安》的拍摄与面世
“毛泽东号”机车落户北京始末
毛泽东不同意为自己铸铜像
毛泽东邀请高玉宝参加国庆招待会
毛泽东指挥炮击金门始末
毛泽东与齐白石
毛泽东如何自我保健
毛泽东名作《沁园春雪》发表前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48小时
少年周恩来的奉天印迹
周恩来旅日照片中的人物故事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周恩来为争取达赖所做出的努力
周恩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周恩来指挥用美国战俘交换钱学森谈判始末
周恩来与日本“白毛女世家”的友谊
周恩来与爱国老人沈钧儒
周恩来最后一次回延安
刘少奇曾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刘少奇逝世在开封的往事
朱德川南剿匪记
朱德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夕
朱德的两次莫斯科之旅
朱德的三封家书
任弼时的“骆驼精神”
任弼时受命出使“共产国际”始末
邓小平解决知青问题
邓小平与红七军
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故事
陈云为何在长征途中突然消失
陈云一直倡导的四个主张
彭德怀在延安保卫战中
林伯渠与延安精神
贺龙介绍程砚秋入党始末
徐向前威震阎锡山
我给李先念做译电员的日子
彭真市长与北京同仁堂
许世友在广州二三事
许世友神秘的葬礼
邓颖超与海棠花
何香凝与“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
郭沫若秘密归国投身抗战记
井冈山上的贺子珍与康克清
王稼祥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陈独秀在上海两次被捕前后
李大钊英勇就义前后
破例为徐特立同志在陕北祝寿
愿把一切献给党的叶挺将军
在集中营中拒不妥协的叶挺
我军杰出的军事家——左权
滕代远与《中国新军队》
觉悟社成员李振瀛
民主斗士闻一多
周文雍与陈铁军究竟何时被捕
高君宇生前身后事
瞿秋白生前身后秘闻
瞿秋白在鲁迅家的三次避难
宁死不屈的报人刘髯公
威震敌胆的红军神炮手赵章成
赵尚志将军究竟在何处殉国
鄂伦春人“马踏营盘”营救杨靖宇
“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的抗日故事
杨子荣身世揭秘
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陈大脚”
狼牙山跳崖壮士生还记
抗战时期“八女投江”的故事
抗日英雄苗可秀的密写信
方志敏被捕前后
寻找方志敏烈士遗骨始末
江姐的一份亲笔辞呈
下册：
“铁大姐”周铁忠的狱中斗争
李白与永不消逝的电波
“红色特工”项与年
智勇双全的“红色特工”黄慕兰
志愿军老兵李用胡入朝参战口述实录
钢铁般的意志铸就了英雄阵地上甘岭
寻找受金日成接见的志愿军英雄
英雄黄继光牺牲以后
视人民利益重于泰山的优秀党员张思德
雷锋助人照片的由来
竺可桢是如何留在祖国大陆的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论战的往事
罗少伟与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仪仗队
我军第一任军乐团团长罗浪的音乐生涯
聂耳与国歌的诞生
田汉与抗日儿童剧团
同赴新政协会议的陈氏父子
亲手把“两弹”送上天的徐虹
何振梁夫妇的奥运情怀
中国奥运“第一金”背后的故事
中共早期领导人秘密聚会陶然亭
中共一大之谜
中共一大会址是如何找到的
中共二大会址是如何找到的
护送中共六大代表去苏联的唐宏经
青年团一大为何选择在广州召开
红军长征前夕的一次军事谈判
“红军万里长征”是怎样提出来的
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使用过的货币
红军长征中的物资筹措
遵义会议上生死攸关的大较量
苏区建设中的反腐败斗争
河西人民营救西路军将领
一张红军西路军便条的来龙去脉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真实经过
四渡赤水出奇兵“奇”在哪里
中共党史文库的故事
《论持久战》发表的前前后后
华东解放战场上的红色广播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鲁艺文工团
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
“两航”起义始末
解放初期上海反特斗争亲历记
新中国第一个民兵“三八”女炮班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子学校的创办
《歌八百壮士》荡气回肠的背后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诞生记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演变始末
禁唱30年的颂歌《跟着共产党走》
《东方红》的最初作者李有源
开国大典鸣放54门礼炮代表什么
人民解放军军旗演变历程
国旗护卫队的故事
中国国宴揭秘
海南岛是怎样解放的
海空雄鹰打爆美战机
毛主席纪念堂选址设计之谜
十个月建成人民大会堂的故事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始末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
改变知青命运的一封信
新中国外交史的开端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确立
新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
鸭绿江畔的毛岸英学校
1943年的一次营救美军飞行员行动
白求恩在中国的战斗历程
斯诺与《活的中国》
中文《西行漫记》秘密出版始末
周恩来为争取达赖所做出的努力
赵月琴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政权建设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为促成西藏的和平谈判，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避免民族分裂，周恩来对达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争取达赖，力促西藏和平谈判
在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之后，新华社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提出要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随后，周恩来多次代中央起草电报，通过驻印使馆等对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做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契机。
当时，十四世达赖喇嘛年仅17岁，尚未坐床理政，西藏的政教大权掌握在年过七旬的摄政达扎手里。迫于形势的压力，西藏地方政府一方面派出和谈代表滞留印度，迟迟不前往北京，对和谈采取拖延的办法；另一方面集结兵力，妄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攻下了川康入藏的咽喉要道昌都，打开了进藏的门户。11月14日，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礼。12月19日深夜，达赖身着普通衣装悄然离开拉萨，妄图逃往印度，但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达赖一行只好在与印度只有一山之隔的亚东组成临时政府。
达赖逃亡印度受阻，立即选派两名代表前往昌都接洽和谈的有关事宜，受到西南局首长邓小平、贺龙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及时做达赖的工作。1951年1月2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复驻印大使袁仲贤并告邓小平、贺龙电：“你接见达赖两代表及所取态度是对的。你可邀请他们来谈，告以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达赖活佛派代表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达赖活佛不应离开西藏，离开西藏不仅有碍和平解放西藏的商谈，而且将丧失达赖原在西藏的地位。并望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达赖及其多数随行人员为中央对他们的诚挚态度所感动，达赖也确实不想放弃他在西藏的地位。同时，昌都的解放对达赖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他不得不考虑西藏如果不能和平解放，会出现什么后果。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与徘徊，达赖终于同意和谈，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前往北京谈判。并于1951年5月23日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从此，祖国大陆实现了统一。
团结达赖、班禅，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
藏传佛教有两大活佛，一是达赖喇嘛，一是班禅额尔德尼。他们所主持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和扎什伦布寺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只是到20世纪20年代初，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仇视和对立，一直不能言归于好。因此，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避居青海。在西藏和平解放谈判进行时，周恩来派人迎回了班禅，并就达赖和班禅的团结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他亲自到火车站欢迎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以班禅为代表的堪布会议厅代表团。他指示有关方面做好阿沛阿旺晋美的工作，说明在谈判中要谈达赖与班禅的团结问题。同时，他与班禅就西藏的前途、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藏汉民族团结、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交换了意见。由于周恩来的从中斡旋，在西藏和平协议达成后，恢复了班禅应有的地位，使达赖、班禅达成会晤，互换哈达，打破了多年来互不往来的僵局，缓和了两大活佛之间的矛盾。
西藏虽然和平解放，但西藏上层人士对中央人民政府缺乏了解，各方面工作必须谨慎稳妥。周恩来指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对于达赖和拉萨的上层官员，主要是设法接近，进行宣传解释，以解除其疑虑。上层官员会议最好由他们召集，市民座谈会更须如此。为了宣传民族政策，增进汉藏团结，周恩来指示派出了中央访问团，并带去西藏急需的药品、日用品。1954年7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达赖和班禅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使他们参政议政，融入到祖国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中。为了开阔达赖、班禅的视野，周恩来又安排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1955年2月23日，周恩来接见了赴外地参观刚返回北京的达赖、班禅，并满足他们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2月24日）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共度新年的愿望。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达赖、班禅在中南海共度藏历新年。
为了进一步解决达赖、班禅之间的团结问题，1955年3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专门解决西藏问题的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布会议厅之间30多年的历史纠纷和悬案，促进了达赖和班禅的团结。同时，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决定、帮助西藏进行建设、发展交通运输的决定等。
3月11日，周恩来同达赖、班禅谈话，进一步做他们的工作，并为他们题词：“积极努力为早日建立西藏自治区而努力”。第二天，他又亲自前往车站欢送达赖、班禅离京返藏。此后，他经常与达赖、班禅通信，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说服班禅协助达赖做好西藏的工作，主动与达赖搞好关系。
1956年4月20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达赖当选为主任，班禅当选为副主任。由于周恩来的努力，这一时期西藏的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建设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劝导达赖回国，避免民族分裂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西藏的民主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达赖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心有余悸，他给周恩来写信说，由于他的家属在国外的活动，使他时常感到不安。周恩来及时复信，说明他和他的家属是完全不同的，中央和毛主席完全信任他。表扬他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所作出的努力，鼓励他为西藏的团结和进步事业多做工作。允诺达赖工作上遇到困难，随时可以写信、打电话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达赖回绝了一些国家对他的邀请，愿意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为重，暂不出访。
1956年7月下旬，由于部分西藏上层人士对改革有抵触和疑虑，使昌都地区发生了武装叛乱。正在这时，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前往印度参加释加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是否允许达赖出国是一个难以决定的棘手问题：如果不允许他出国，西藏上层人士会产生误解和不满，尤其是对西藏民主改革不满的人，会借机闹事；如果允许他出国，达赖可能会滞留国外，搞西藏独立。经过反复慎重研究，中共中央决定允许达赖出访。
11月20日，达赖从拉萨出发到日喀则会同班禅经亚东赴印度，25日到达印度新德里。事情果然不出中央所料，从美国赶来的达赖的哥哥，以及从江东跑出去的一些叛乱分子和长期在外进行分裂活动的坏人早已等候在印度，他们极力纵容达赖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11月28日，周恩来访问印度，29日接见了达赖，并就达赖关心的西藏民主改革和国外藏人等问题做出答复：昌都和西藏地区进行改革一定要根据西藏领导人的意愿来进行。长住国外的藏人，对国内情况总会有不了解之处，他们愿意住在国外，不要急着要他们回国。达赖长住国外的两个哥哥也是如此。
一个月过去了，仍不见达赖回国。达赖在印度多停留一天，西藏民族分裂的危险就增加一分。
12月30日，周恩来再次来到印度新德里。他对达赖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谈西藏的改革，过6年之后，是否可以改革，要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因为讨论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疑虑。现在主要是搞好建设，发展西藏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57年1月1日，周恩来又约见达赖身边的几个主要官员，他严肃地指出，在西藏搞叛乱，反对中国，我们是不允许的。使自治区尽早成立起来，西藏的事情就能办好，达赖的威信也就越高。可是现在有人想把达赖留在印度并搞西藏独立，这是走不通的。1月3日，周恩来飞离印度时，在机场对达赖说，相信他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久，班禅和达赖先后返回西藏，避免了分裂事件的发生。
达赖能返回西藏，这与周恩来12月30日与尼赫鲁的谈话也有很大的关系。在与尼赫鲁谈话中，周恩来明确表示，我国政府反对以宗教为外衣进行政治活动。这一明确立场得到了尼赫鲁的认同。尼赫鲁表示，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印度一向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他说，有些不满意的人跑出来住在印度是允许的，但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向西藏进行颠覆，危害中国主权，如果发现了要禁止。
遗憾的是，周恩来对达赖艰苦细致的工作，并没有使达赖的思想从根本上转变。1959年3月，达赖终于走上武装叛乱，背离祖国的道路。
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故事
高剑蔡卫民
1992年1月19日至29日，时年88岁的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南方谈话。与此同时，一个春天的故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在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中间传播开来，传遍了整个神州大地。
十年了，当年小平同志的那一句句充满自信，铿锵有力的话语，依然在我们的耳边激荡。
一份珍贵的记录稿
1992年1月18日早晨，武昌火车站一号站台。
上午10点31分，一列南下的专列稳稳地停靠在站台上。车门打开，在站台上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一位老人走下车来。他就是小平同志，他将要前往深圳、珠海、上海视察。
面对快步迎上来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等几位领导人，小平同志微笑着将手向前轻轻地一挥，说：“我们边散步边谈吧！”
关广富后来回忆，在武昌火车站短短500米的站台上，他们走走停停，边走边谈，这是一次信息高度浓缩的谈话。小平同志一边听着关广富同志的汇报，时而插上几句话，时而停下脚步。他们就这样来回走了四趟，一共停下来六次。
小平同志在武昌火车站停留了29分钟。在小平同志的专列继续南下之后，关广富、郭树言、钱运录立刻走进车站贵宾厅，三人凭记忆将小平同志29分钟内的谈话记录下来，钱运录做笔录。当夜，湖北省委将这份小平同志在武昌火车站的讲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如今这份由钱运录记录的手稿已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保存在湖北省档案馆。
从这份珍贵的记录手稿中可以看到，小平同志曾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现在重温小平同志在武昌火车站的讲话，是否需要改革开放对当今的中国来说已经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在当年，人们在中国改革将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上没有统一认识的时候，小平同志的这番讲话却有着拨正航向的重大意义。
在上海谈浦东机遇
在深圳、珠海视察之后，小平同志乘火车经广州前往上海。
1992年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面对迎接他的上海官员，他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这是小平同志自1988年以来第五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
2月7日，正月初四，小平同志、杨尚昆同志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小平同志由衷地称赞，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他指着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四个字，和随行人员开着玩笑。
2月13日，在听取上海市的工作汇报时，他对当年没有把浦东列为经济特区感到遗憾。他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当时建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很聪明，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
小平同志把浦东开发视为上海发展的最后一次机遇，他对上海的官员说：“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现在浦东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你们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是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到1995年，浦东就会有大的变化，我还可以看得到。”
催生珠海“科技富翁”
1992年1月25日上午，小平同志在视察珠海市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返回途中，对随行人员说，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一百个中学生、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在这个公司差不多就有100人，学历比那时候高多了。当时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说：“您一贯重视科技人才。根据您的思想，我们准备在今年3月召开科技进步大会，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轿车、住房、现金等重奖。”
小平同志点点头说，今天我看到那么多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立竿见影，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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