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真的有文化起源吗？是启蒙主义、革命书籍、出版和印刷的发展等等催化了革命氛围，进而引发了大革命吗？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历史认知论与历史编纂学专家罗杰·夏蒂埃，对托克维尔、泰纳等人的既有观点一一进行质疑与分析，对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提出颠覆性假设。本书总结了自1939年以来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看法，重点从启蒙思想与革命的关系、公众舆论的影响、革命书册的出版与传播、宗教变革、王权衰落等方面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并对既有的结论一一进行质疑与分析，提出了究竟是文化引发了大革命，还是大革命催生了与之有关的文化这一命题，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作者简介：
罗杰·夏蒂埃（1945—）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的重要人物，主要研究领域为图书史、出版史与阅读史，同时在历史编纂学与历史认知论方面颇有建树。著有《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通信：19世纪信件之用》、《法国旧制度下的阅读与阅读者》等。
目录：
引言第1章启蒙与革命；革命与启蒙第2章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第3章印刷的方式第4章书籍制造了革命？第5章非基督教化与世俗化第6章去神圣化的国王第7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第8章革命有文化起源吗？结语注释拓展阅读指南索引前言引言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或今天何以撰写一本业已存在的书
半个多世纪前，《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在1933年出版时，丹尼埃尔·莫尔内难道没有一劳永逸地列出问题，并给出各种可能的回答？像逐行逐字地重写《堂吉诃德》(Quichotte)的皮埃尔·梅纳尔·德·波尔日（PierreMénarddeBorges）那般，历史学家只能进行对莫尔内行文和结论一模一样的重述？
针对这些疑义，我们可以给出两种应答。首先，我们掌握的知识已不再，或不仅仅是50年前的那个样子了，如今，足以支持全局性判断的专题研究数量众多，扎实可靠。其次引言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或今天何以撰写一本业已存在的书半个多世纪前，《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在1933年出版时，丹尼埃尔·莫尔内难道没有一劳永逸地列出问题，并给出各种可能的回答？像逐行逐字地重写《堂吉诃德》(Quichotte)的皮埃尔·梅纳尔·德·波尔日（PierreMénarddeBorges）那般，历史学家只能进行对莫尔内行文和结论一模一样的重述？针对这些疑义，我们可以给出两种应答。首先，我们掌握的知识已不再，或不仅仅是50年前的那个样子了，如今，足以支持全局性判断的专题研究数量众多，扎实可靠。其次，即便我们假定，无论问题还是答案均没有变化，我们对革命起源问题的叙述，也不再用莫尔内及其同代人熟悉的语汇来进行，就像梅纳尔的《堂吉诃德》不是塞万提斯（Cervantès）的《堂吉诃德》，因为四个世纪分开了他们相同的文本。历史学在因果关系设定方面变得更加审慎。革命事件的致命兴起很难归之于合理的类型，以及历史发展不能被想像为在某种确定不移的终极目的主导下的必然进程，都教导历史学家要谨慎和怀疑。我们想，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词汇取代另一个词汇，用“文化的”替代“思想的”，避开回溯性预测的危险，再度阐明这起遽然降临的事件？显然，这种改变，让我们能够回应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轨迹，史学的这种新发展撇开传统的观念史范式，更多地强调文化社会学研究。文化社会学是一种研究路径，它认为，最强有力的和最非凡的观念变革，在尚未形成清晰的思想之前，首先发生于控制和主导思想建构的集体决定当中。但它首先标示的是研究本身的转变：它不再想去了解，革命事件是否已经存在于宣告之、预示之或召唤之的观念当中，而是想探察让旧社会政治秩序如此迅速而彻底毁灭变得可辨识和可接受的信仰和情感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决不是要确定它的种种原因，而是要辨明使之发生变得可能的一些前提条件。最后说一句。这本小书既非综论亦非概要，它是作为一篇论文来构思和撰写的，其意图不是总结我们已有的知识，而是恰恰相反，针对广为接受的各种既存的假说和清晰易懂的原则提出疑问与质疑。以对单个文本的阐释为基础——无论古代的或现代的，端赖近些年来史学家们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理解18世纪法国人行为思想的方式，本书拟议的进展，仅祈望针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提出些许新的视角。因此，我这里不是重写莫尔内，而是如读者们期望的那样，不揣浅陋大胆地提出一些他没有想到的问题。这部重要著作言简意赅且一针见血地对既有共识提出质疑：托克维尔、泰纳、莫尔奈等人认为，启蒙文学家及其作品对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具有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鉴于今天我们对大革命资料的掌握和社会学认知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结论是否仍然适用？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究竟是文化引发了革命，还是革命催生了文化？然而无论你同意本书的结论与否，都无损这部作品的逻辑之严密、论证之有力。——法国《洞见》杂志阅读史与历史认知论专家罗杰夏蒂埃的这本著作，为二百余年来尚无定论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了全新的、原创性的视野。夏蒂埃颠覆性地提出大革命促成了启蒙运动的假设，描述了公众舆论与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分析了当时法国社会抛弃基督教信仰、亵渎王权的现象，并思考了书籍在革命酝酿过程中的影响。作者在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感知中引入了怀疑与探寻，成功地厘清了大革命得以成功的部分必要条件，而非建立起简单的因果关系。——艾尔维玛祖莱尔印刷：枷锁与解放截至18世纪末，图书行业的管理者所建立的旨在阻挠这个市场全面发展的一些障碍已经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在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最后一幕中，费加罗著名的独白就是证据之一。出版行业在博马舍为其喜剧人物构想的职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费加罗前后当过阿尔马维瓦公爵的贴身男仆和阿居亚-弗莱斯卡城堡的看门人。在虚构的西班牙人身份的掩护下，他抨击了整个朝廷的审查制度和对出版业的监控。他小时候被吉普赛人绑架，在他们当中度过了童年（这个细节为第3幕中的相认埋下了伏笔，马斯琳娜原来是他的母亲，巴托洛原来是他的父亲）。从少年时代开始算起，他先后从事过五种职业，其中三种与写作有关。他起先是名外科医生，但没有独立行医的希望，只能成为一名兽医。庇护制度让他感到幻灭，因为它并没达到他的期望（“我学过化学、医学和外科知识，但是一位伟大的主公的全部影响力也没能让我当上兽医”）后来他决定为剧场写剧本，但是审查官们为了取悦穆罕穆德的王子们，禁止演出他的剧本，一出“讽刺贫民窟的生活”的喜剧。“我的戏剧被连根拔起。”他哭诉道。他的剧本与《费加罗的婚礼》这部剧本的命运一样。该剧写于1775年，先后递交给六位审查官，在宫廷的演出遭禁，但最终于1783年9月在阿尔图瓦伯爵的一个私人晚会上演出，1784年4月在巴黎王朝王室戏剧团演出了该剧，四年前他们就接受了该剧。一场关于财富性质的公共争论开始了，既然一个人在争论时不需要什么，甚至可以一无所有，那我就写金钱和利益。这里他讽刺的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因为重商主义者、重农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总是矛盾重重，费加罗因此成了一个针砭时弊的宣传手册作者，但是威胁作家命运的不是审查官：“我很快发现自己上了一辆马车，它前面就是监狱的吊桥，希望和自由全在车后。”剧本在这里用到了一个扎根于18世纪读者集体意识中的形象，那就是巴士底狱——遭人唾弃的专制制度的象征。当时谴责王室监狱的可怕的书籍最畅销。1782至1784年间，正当博马舍的戏剧演出之际，一个名叫莫夫兰的禁书销售商在特鲁瓦一处就卖出了30本兰盖的《巴士底回忆录》（MémoiresurlaBastille，1783），21本米拉波的《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Deslettresdecachetetdesprisonsd'tat，1778），18本杜佩莱的《巴士底城堡历史考和轶闻录》（RemarqueshistoriquesetanecdotiquessurlechteaudelaBastille，1774），21本米拉波的《国家监狱记闻》（Mémoiresurlesmaisonsdeforce）。这些宣传手册和其他类似的书籍宣传了对国王独断专横的憎恨。“专制暴君只在位4天”，正如费加罗所说，就把责任推到大臣们身上，就想方设法阻挠个人的合法权力和一定的言论自由。这些作品锻造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形象，让皇家监狱成为酷烈的专制权力、野蛮的压迫和残暴的酷刑令人憎恶的巢穴。文学表现并非毫无事实依据，1750年到1779年间，因为“出版罪行”被关进巴士底狱的人数达到最多。1659年至1789年期间，因为这样的官司纠纷被关押的941位书商、印刷商、熟练工人、小商贩和作家中，有383位被关押在这个国家监狱（占总人数的40%，每十年有一百多个这样的犯人）。而在这三十年间，作家（宣传册作者，小说家，报纸专栏作家）占了总人数（383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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