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神国”日本荒唐的决战生活
作者：早川忠典,胡澎 整理日期：2015-11-05 11:45:32
国内罕见的图书，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出版物中的“异类”，令你眼界大开。该书图文并茂介绍了日本国民在战时体制下的生活状态。图片200多幅，包括当时的照片、杂志封面以及彩色宣传招贴画、漫画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展现了日本侵略战争时期其国内平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露日本当局是如何对国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进行统治和统合的。神于细微之中存在……神国日本也沉睡于泛黄的旧书中。”本书便是以这样的思考为基础，致力于将“大东亚战争”前后的杂志、广告和传单中企图传达给读者的（与大日本帝国臣民相符）的意识、感性、道德以及一部分思想准确地传递出来。笔者严格挑选并收集了“大东亚战争”时期总动员体制下无聊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且与人类命运毫不相干的事例，目的是想将承担神灵附体的决战任务的“大日本帝国”形象完完整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那个黑暗时代的描述会不会在不久将来重新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为此而忧虑。第一部“神圣庄严的靖国神社”，收集了有关靖国神社的报道。第二部“日本是美好的国家”，以国民广泛传唱的歌谣《日本是伟大的国家》开篇，记录了“小国民”日本儿童关于军国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言论。第三部“赞颂吧！‘八纮一宇'”，探讨了日本的后方是如何看待被新“划入”“大日本帝国”版图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国等地区的。第四部“最终胜利之前的决战生活”，主要记录了日本当局在教育、育儿、炊事以及制作被服等家政工作上是如何对后方妇女进行战时动员的。第五部“一切为了胜利”，讲述了从1942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开始，国民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鼓舞士气的思想宣传。第六部“言灵之战”，以“神国”日本的宗教信仰为起点，以狂热信徒的言论为主，论述了“英灵”的葬礼必须采用神道仪式的“忠灵公葬论”等言论。那么，欢迎大家来到“地狱时代的日本”！一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收音机向全日本国民以及陆海军宣读了《大东亚战争终结诏书》（即“停战诏书”），这意味着日本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也是天皇的声音首次向日本普通公众播出。8月15日这一天给日本民众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意味着1931年至1945年的这场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以日本的失败告终。1946年11月3日，明确写有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的和平宪法颁布，使得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再度崛起，走上了一条和平的发展经济的道路。为了纪念战败，日本将8月15日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死者祈祷和平纪念日”，也称“终战纪念日”。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70个周年。这70年期间，世界风云变幻，中日两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关系也历经了风雨曲折。然而，那场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惨痛记忆的战争似乎并未走远，对在那场侵略战争中饱受苦痛与创伤的中国人而言，尽管时光已经逝去了漫长的70年，但中国人对遭受日本侵略的受害者记忆并未变得模糊。在日本，一些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文人和媒体不断抛出美化历史，为侵略战争寻找依据、否定南京大屠杀、抹黑和羞辱“慰安妇”等言论。在日本民主保守主义日渐浓厚的时代氛围下，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也习惯于将战争记忆定格于受害者的立场上，提到战争总先想到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及战争年代生活的困窘。两国民众对历史的记忆和认识出现严重不对称，成为导致中日之间频繁出现摩擦的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出版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海外战场以及中国民众的抗日斗争等相关书籍非常多。而战争期间当无数日本军人在海外践踏他国领土、屠杀无辜民众的时候，日本国内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在日本搜集战争期间相关资料，我了解到，随着战争的演进，在被称之为“后方”的日本国内呈现出一幕幕疯狂的场景：“九一八”事变后，《东京新闻》、《东京日日》等全国性报纸开展了捐献军用飞机的运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为了士兵节约一枚铜板的小学生、节约买便当和零食的钱捐献的女学生以及以血书勉励军人的年轻女性，煽动起了民众的狂热情绪；当日军攻陷南京、武汉等地后，日本民众涌上街头，挥舞着旗帜、提着灯笼游行，欢庆“胜利”；当日本军人“出征”或是海外归来进行休整时，各地火车站、港口挤满手中挥舞着小旗迎送的人群。在东京等大都市繁华街道和百货商场门口立有为战争募捐的捐款箱；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为保佑士兵平安而缝制“千人针”的妇女的身影。据说用红丝线将硬币缝到长长的布上做成的“千人针”，将其围在腰上可作护身符，抵御枪炮；在矿山、兵工厂、农村的田间地头，大批稚气未脱的学生在进行义务劳动；女学生、家庭主妇为海外打仗的士兵们制作慰问袋、写慰问信；居民们为当地阵亡的军人举办葬礼、打扫墓地；街坊邻居5到10户结为“邻组”，作为最末端的法西斯组织，邻组成员慰问军人家族、阵亡军人家属，进行防火、防空袭演练；十几岁的青少年手持木棒在操场进行操练……那么，我们心底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日本当局是怎样对民众进行战争鼓动和宣传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将民众动员到了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中的呢？当我读到早川忠典的《“神国”日本荒唐的“决战生活”》一书时，这个始终困扰我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战争期间出版的杂志封皮、图书插图、宣传画、广告等一幅幅图片映入眼帘，为我展示了在战争体制下日本当局从生活各个领域对民众的鼓噪和宣传。刊登《主妇之友》封皮的一位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被称为“靖国圣母子”；“靖国神社临时大祭”时陆军军人们的参拜盛况；被称之为“白衣观音”的护士在照料伤员的情景；在日比谷公园为袭击珍珠港而“殉国”的“九军神”举行葬礼的场景；学校操场学生们列队升“日之丸”国旗的场景；为了“决战胜利”而设计的服装；版图宏大的“大东亚战争地图”；响应政府多生多育号召，生育有十男四女的北海道“模范家庭”；……作者用二百多幅照片、图片为我们详细地讲解了战争期间日本的杂志、报纸、出版等媒体将侵略战争美化为“圣战”，将阵亡军人歌颂为“英灵”，将失去丈夫的妻子树立为“靖国之妻”、“靖国烈女”、“靖国之花”的典型，等等。由此可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总体战。随着战争的推进，日本当局不仅在军事上，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构筑起了应对战争的体制。战争期间，国民的日常生活、思想均被动员到了战时体制之下。用作者早川忠典的话来说就是，“在日本本土，后方的日常生活作为‘思想战'的主战场，从暑假作业本到结婚、生子和葬礼，可谓是‘从摇篮到墓地'、‘从早安到晚安'，所有细节都浸透着‘神国'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和煽动以及在政治上的统制”。为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所描绘的日本侵略战争时期的历史，这里将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的历史事实做一简单的介绍。二总体战体制是依靠国民动员和国民统合来完成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为了让国民支持战争、让国民在思想上与日本当局保持一致，当局开展了大规模的“国防教育”活动，鼓吹“战争是创造之父、文明之母”，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宣传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战时“铳后奉公”思想。1937年日本当局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其中心思想就是宣传“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企图将日本国民的思想和精神引导到“为了国家”和“为了天皇”上。1940年的大政翼赞运动大肆宣传“效忠天皇”、“忠君爱国”、“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振奋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运动在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控制国民思想意识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局对国民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也就是，在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国民应和天皇、政府站在一起。他们将日本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作为善与恶的标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凡是当局要求和号召的，国民必须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天皇的诏敕、军部和政府的政策和号召，国民全体要服从、支持。战争期间，日本统治者为了动员全国民众为侵略战争服务，强调“灭私奉公”，完全否认国民的个人生活，宣传为国而死，宣传个体生命的无价值、无意义，普及要想让个体生命有价值只有为国捐躯的思想。在这样的宣传和鼓动下，为了国家、为了名誉而死，被赋予了最高价值。1932年2月，上海战役中阵亡的三个士兵被渲染为“炸弹三勇士”。这三位日本兵在日军侵占上海的战役中，抱着弹药筒引爆自己，被称为“军神”。他们的事迹在全日本被讴歌，描写他们的传记被多家出版社出版。不少报社还以“肉弹三勇士之歌”为题进行征文。三位士兵的母亲也被作为“军国之母”而大肆讴歌。还有一位为勉励丈夫无后顾之忧地在海外作战而自杀的女性被授予“军国之妻”。这位名叫井上千代子的21岁女性，是大阪步兵第37连队所属井上清一中尉的新婚妻子。她为了激励参加侵华作战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在中国东北“效忠天皇”、“为国奉献”，在其夫出发之前自杀身亡。这件事在当时被报纸、杂志广泛宣传，一时成为举国皆知的“爱国烈妇”典型。像这样的军国主义典型人物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英雄事迹”起到了激励日本军人、振奋日军士气的作用。太平洋战争期间，“神风敢死队”队员的自杀式袭击以及战败前在“一亿玉碎”号召下冲绳民众的集体自杀也证明了，在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下，日本国民个体生命尊严和存在价值遭到何等程度的践踏！随着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当局为巩固战时体制，出台了一系列与国民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国民日常生活被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非常时期生活方式委员会”提出一系列适应战争体制的生活方式，诸如：结婚仪式和葬仪要力求简朴；抽烟、喝酒要节制；外出尽量携带盒饭；商业街要避免使用霓虹灯等等。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国民被要求集体参拜神社、皇陵，召开拜读敕语的大会；举行阵亡者慰灵祭；慰问军人家属；迎送出征士兵和“英灵”；奖励武道（柔道、剑道），做广播体操；进行清扫等劳动服务。1939年设立的“兴亚奉公日”将每个月的1日定为奉公日，这一天要求日本国民“思忆将士在战场的劳苦，在生活上进行自我约束”，禁酒、禁烟、禁止娱乐。战时体制下，日本当局号召国民开展为国防捐款，购买国债运动、储蓄报国运动、消费节约运动和增产运动等。1938年1月制定和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该法的目的是把全日本的国民经济、政治、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置于法西斯政府控制之下，包括将必要的人力资源、物资资源纳入战争轨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局对国民在组织上的动员愈加彻底。1940年，日本国内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生活、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开展了近卫新体制运动。近卫新体制运动包括：取缔各种政党，不仅不允许日本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团体存在，就连各种资产阶级政党也一律解散；建立大政翼赞会，翼赞会本部、支部的职员由军人、官僚、旧政党党员、大资本家、大地主、军国主义分子以及妇女团体领导人组成。大政翼赞会把各种社会团体纳于自己的属下，以“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之实现”为目标，组织各职业和地区的“臣道之实践”，在基层设立“部落会”、“町内会”、“邻组”。近卫新体制是新一轮的战时体制，是战时体制的最高表现形式，标志着日本式法西斯独裁体制的建立。在这样的法西斯独裁体制之下，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动彻底被战时体制化了。由此可以明白，伴随着战时体制的形成、确立和加强，日本当局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近卫新体制”等运动，目的是将全体日本国民纳入战时体制。在总体战体制下，日本民众被当局动员起来参与军事后援活动、资源回收运动、爱国储蓄运动、国旗运动等“铳后奉公”活动。1945年“国民义勇队”的组成标志着囊括全体日本国民的总动员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全体日本国民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纳入战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各种统制。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曾指出：“日本在战争中制造的暴行已经到了极限。个人疯狂这是事实，更严重的是民族的疯狂。非常遗憾，日本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40年代的前半期，一直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在战时体制下，国民动员与统合的实施方是日本军部、政府乃至法西斯主义翼赞团体的负责人，被动员与被统合的则是包括产业工人、农民、妇女、老年人、青少年、知识分子等在内的普通日本民众。因此，总体战体制是通过“国民动员”构筑起来的一种“强制的同质化”，也就是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三那么，战争期间，日本当局是怎样将普通民众纳入战时体制的呢？一方面，当局通过一系列的文件、法律把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国民思想乃至国民生活全部纳入战时体制；另一方面，他们还通过“国民动员”把国民纳入町内会、部落会、邻组、产业报国会、在乡军人会、大日本妇人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农民报国联盟等社会基层组织或官方团体。这些官方团体遍布于日本农村、城市、街道以及各行各业，成为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中的一个个细胞，接受当局的领导，贯彻当局的思想，配合当局的工作，承担起了联系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民众在这些官方团体中进行着对战争体制的支持。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战时体制下，政府、军部和官方团体形成一个巨大的集团，作为个体的国民一旦被动员、吸收到体制中来，便成为集团中的一部分，成为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不得不与当局、体制保持一致，支持侵略战争。例如，邻组是在地方行政的最基层组织町内会之下、模仿历史上建立五人组、十户组的传统而建立的，按居住区域设置，一般以十户为一组。1940年末，全日本共有113万个邻组，第二年5月达到133万。1941年2月已建立502个郡支部、175个市支部、82个区支部、1万多个町村支部。担任邻组组长的干部有中小工商业主、退役军人、中小地主、上层自耕农、教员、官公署职员、神官、僧侣等。邻组作为法西斯体制的细胞组织，是在大政翼赞会领导之下的国家意志渗透的基层机构，它传达和贯彻政府方针、协助政府进行战争动员，起到了“上意下达、下情上通”的作用。邻组也是国家统制、经济统制之外对国民统制的另一种手段。邻组用“回览板”传达战争的信息和政府的指令。一些诸如物资配给、居住登记、摊派公债、强制储蓄、金属回收、防空演习、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等，都是通过邻组来完成的。1942年东条内阁把自己的亲信安插于町会、部落会及邻组，以控制基层组织。内务省和警察局依靠邻组来严密监视群众，并发挥居民之间相互监督的作用。这样一来，每个日本民众均置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层层组织网中，处于法西斯体制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下。如果有人不积极参加邻组活动，就被扣上“非国民”的帽子，或被视为“国贼”而受到惩罚。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期间，随着战事的扩大和战线的延伸，越来越多的日本男性被派往战场，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在“总体战”方针下被动员起来，成为“铳后”的主力军，在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妇女从军歌》是甲午战争爆发后诞生的一首家喻户晓的日本歌曲，“枪炮声在远方回响，鸟虫噤若寒蝉，和风带着血腥，芳草染着血迹。”直到“二战”结束前，这首歌一直深受日本妇女喜欢并传唱着。战争期间，日本妇女与战争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不仅仅因为她们的丈夫、儿子、父亲直接参与了战争，还因为她们自身也被纳入了日本国内的战时体制之中。她们在港口和车站迎送军人，在街头募捐、宣传，在军工厂从事生产劳动……当战争对日本人口产生极大消耗时，日本当局号召女性为了“皇国”多生育子女。未婚女性在“生育吧！繁殖吧！”的口号下，被要求“结婚报国”，已婚女性被要求为“皇国”多生孩子。曾有一位因为生理原因不能生育的女性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多么希望能为国家生育一个男孩，可我连个女孩也没生，像我这样的石女，于君、于国都感到极端不忠，感慨唏嘘，每天恨不得将自己粉身碎骨。我含泪并深感羞耻地写了这封信。”当时，日本国内活跃着四家妇女团体。如：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和大日本妇人会。这四家妇女团体是随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和扩大而急剧膨胀的，是在官方直接领导下的、带有法西斯性质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从妇女团体的宗旨我们就可以了解其性质。如：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宗旨是“秉承世界无与伦比的日本妇女的美德；不受反战之类思想的迷惑；作为母亲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孩子；作为主妇忍耐任何消费生活的窘迫；慰问前线士兵，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怀着一颗母亲或姐妹之心照顾伤病士兵和阵亡者的遗属。”太平洋战争末期为迎接“本土决战”，大政翼赞会、大日本翼赞壮年团、大日本妇人会等组织统合在一起成立了国民义勇队。该义勇队是以1945年6月23日公布的《义勇兵役法》为根据而成立的。依据这一法令，15岁以上60岁以下男性、17岁以上40岁以下女性被作为义勇兵编成了国民义勇战斗队，义勇队员被要求承担“保卫皇国”，“宣扬国威”的职责，以民间防卫为目的，进行包括消防、粮食增产、疏散人口、军需品运输、阵地挖战壕等辅助性的军事活动。情况紧急时国民义勇队也被考虑过改编成战斗部队。国民义勇队的组成，标志着囊括全体日本国民的总动员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1945年，战败后的日本政府颁布了新宪法，宪法的第二章第九条明确写进了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这样的条款。该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并深深植根于战后日本民众的思想深处。“二战”结束后，日本人普遍对给亚洲诸国带来深重灾难也给日本带来满目创痍的侵略战争充满了厌恶与憎恨，不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战争的性质，对这场不义的战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不断反思战争并愿意维护和平的人士结成各种团体，进行了维护和平、反对战争、防止战争在日本重演的运动。如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反对核武器、核实验、核竞赛的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美军占领冲绳及其他军事基地的斗争等。这些斗争和运动汇成的和平反战运动，从“二战”结束至今，从未间断。日本有一批知识分子和民众一直在不断思考和反思战争期间国民对战争的胁从与支持，战后至今日本绵延不断的反战和平运动、中日友好运动也是沿着这一思想脉络发展起来的。《“神国”日本的荒唐“决战生活”》是一本详实记录了战争时期日本当局利用媒体、舆论对于民众的煽动和欺骗，是我们了解战争年代日本国内状况的生动教材。这本书也是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一份礼物。早川忠典先生代表了日本一批对历史负责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对战时各种媒体的荒唐宣传感到可笑和憎恶，对当今日本的右倾保守化思想保持警醒。希望他的这本书能给中国读者带来更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专制与自由的思考。感谢三联书店的叶彤先生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给予的鼎力支持，因为他的努力，这本极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书得以在极短时间里顺利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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