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挖掘了关东军高级参谋片仓衷保留下来的第一手史料，通过对日本外交政策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细节的厘清，阐明了关东军和军部以及日本政府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三方博弈的具体情景，展现了满洲事变这段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作者简介：
绪方贞子，国际著名学者，l963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l978年任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团特命全权公使，1980～l988年任日本上智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1991～2000年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2003～2012年3月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
李佩，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日本中央大学在读博士。。胡连成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1962年10月出生现为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近现代中日关系史近现代日本文学史。
胡连成，华侨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有译著多部。
李廷江，男，1954年生于沈阳。197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东京大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和日本研究所研究人员。现任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日本中央大学教授。1954年生于沈阳，197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后转入日本研究所。1982年东渡日本，受教于日本东京大学著名教授平野健一郎，1988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是东京大学设立哲学博士后的第一个博士，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获得东京大学文科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学者。同年为日本亚细亚大学讲师。1991年任日本亚细亚大学国际关系系副主任。1992年10月-1993年9月为美国哈佛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后任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和日本政治外交的研究。
目录：
索引
后记前言序
时逢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绪方贞子女士的《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一书，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长期以来，本书在欧美学界被誉为研究1930年代初日本军部是如何挑起事端，制造满洲事变，走向侵略中国之路的史学名著。原作是绪方贞子于1963年向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1964年的英文版DefianceinManchria:TheMakingofJapaneseForeignPolicy1931-1932由该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日文版《满洲事变与政策的形成过程》由原书房发行，2011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的文库本。今天，《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一书在英文版问世50周年之后，能够在中国翻译出版，实乃学界盛事，令人感慨良多。
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军关系以及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满洲事变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开始，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成为世界现代史的转折点。
长期以来，有关满洲事变的研究经久不衰，始终是国际学界的关注热点，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文库本于2011年由岩波书店再版时，日本政治外交史专家、东京大学的酒井哲哉教授仍称其为研究满洲事变应该阅读的第一本书。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可以归纳如下。序
时逢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绪方贞子女士的《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一书，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长期以来，本书在欧美学界被誉为研究1930年代初日本军部是如何挑起事端，制造满洲事变，走向侵略中国之路的史学名著。原作是绪方贞子于1963年向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1964年的英文版DefianceinManchria:TheMakingofJapaneseForeignPolicy1931-1932由该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日文版《满洲事变与政策的形成过程》由原书房发行，2011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的文库本。今天，《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一书在英文版问世50周年之后，能够在中国翻译出版，实乃学界盛事，令人感慨良多。
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军关系以及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满洲事变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开始，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成为世界现代史的转折点。
长期以来，有关满洲事变的研究经久不衰，始终是国际学界的关注热点，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文库本于2011年由岩波书店再版时，日本政治外交史专家、东京大学的酒井哲哉教授仍称其为研究满洲事变应该阅读的第一本书。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本书从分析政军决策的视角入手，详细记录了1930年代初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是依据第一手史料向今人呈现客观真实的历史产物。作者发掘了关东军高级参谋片仓衷所保留下来的第一手史料，通过对其中所涉日本外交政策出笼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细节的厘清，阐明了关东军和军方高层以及日本政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对外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各自立场及两派博弈的具体情景，展现了这一段历史中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多面性、复杂性。
第二，本书剖析了导致日本走向战争的互为表里的诸多因素，为从本质上认识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多维视角，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反省战争责任的时代产物。作者从解答日本为什么挑起战争，以及日本的领导人必须承担战争责任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出发，排除当时日本学界中盛行的片面化思维、意识形态的干扰，在揭示了日本对外政策决定过程全貌的同时，聚焦并分析了影响政策决定的内外多方面的因素，梳理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军关系的演变轨迹及其特点，阐述了国内经济、社会思潮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对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战争责任的问题。
第三，本书是个人经历和历史反思融会交织的结晶，是作者的学术渊源与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的命运产物。作者出生于外交官世家，其曾祖父犬养毅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朋友。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犬养毅两次率领日本友人赶赴上海和南京为革命助阵，还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政治顾问。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犬养毅又率领日本吊唁团，来中国为孙中山先生扶棺送葬。1931年12月，出任第二十九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犬养毅，因抵制军部而遭到强硬派的记恨。1932年5月15日，部分海军激进分子袭击总理官邸，枪杀了犬养毅。作为曾孙女，作者受到犬养毅的宠爱，还给她起了贞子这个名字。作者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从小受到了欧美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在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她赴美国乔治城大学学习国际关系，毕业后回国，师从东京大学日本近代政治外交研究大家冈义武教授，学习日本政治外交史。1961年至1963年又留学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著名的中日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教授的助手，同时学习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和美国政治，回国后完成博士论文。
本书的魅力还在于作者把握历史的清晰脉络和解读历史的真知灼见，这也是50年来本书一直被学界公认为研究满洲事变历史最佳读本的生命力所在。关于本书的学术贡献，酒井哲哉教授已经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在此无须赘述。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注意和了解作者在研究、叙述这一段历史时所坚持并贯穿全书的实证性材料和开拓性思想尤为重要。
首先，本书是实证性研究的范本。在满洲事变发生30年后的1960年代初，有关满洲事变的档案尚未整理公开，有关军部的资料更是微乎其微。但是，命运之神赋予了作者机遇。发掘和利用关东军高级参谋片仓衷的日记，为作者从内部视角研究满洲事变的政策决定过程提供了条件。另外，作者在充分利用当时可以接触到的所有档案的同时，还采取了查阅历史资料和走访当事人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真正秉持了“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动手动脚写文章”的学术态度。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的相关史料陆续问世，但似乎还没有人挑战、修正本书基本内容的原因之一。
其次，本书也是日本学界最早运用美国政治学中有关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分析的方法，研究满洲事变的权威著作。1945年日本战败初期，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方法开始进入日本学界，但是掌握国际关系分析方法的日本学者仍然是凤毛麟角。本书作者当属于“敢于吃螃蟹”的最早挑战者。本书对满洲事变当时的政策决策过程进行了逐层分析，不仅探讨了其中各个政治集团表面的博弈过程和影响，而且着重揭示了作为幕后的关东军内部年轻将校，为了实现对外发展和国内改革，挑战既存体制及其领导进而影响和主导政策，形成多元政治结构及政治斗争的内部情况。可以说，在开拓跨学科研究领域方面，本书引领了时代新潮流，至今没有出其右者。
当然，本书的最大特点还在于贯穿全书的从思想史视角省察历史的敏锐性和深刻性。作为研究日本政治与军事关系的历史学论文，作者关注和思考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性描述，而且是从时代与思想的角度解读历史。几年前，作者在谈到日本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先生时，再一次深情地回忆了阅读丸山真男于1946年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论理和心理》一文时所受到的冲击，以及该文对她撰写《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稀可以从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到这位思想家史思考历史的痕迹。因此，本书的重要贡献不仅仅在于脉络清晰可循的整体视野，而且在于对历史阐释背后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厚实的思想史知识。作者以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内在的多元史料，建立了比较充实圆融的体系，所以无论是在纵向官僚体制统治形态下所形成的“无责任体制”的把握上，还是在对日本领导人扭曲战争责任的认识上，作者着力之重、分析之精辟，均能启人心智。什么是经典?如果说经典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著作，那么《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堪称研究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经典之作。
正因为如此，相信中国读者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阅读此书，一定会对本书内在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感同身受，获益匪浅。
正如绪方先生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因缘一样，本书中文版的缘起也使人冥冥中感到这是命运的安排。对本书进行翻译、校对和监修的三人，属于当代中国日本研究的三代学人。译者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子；校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专修东亚国际关系的专家；作为监修者，我从1970年代末开始研究日本，曾负笈东瀛学习国际关系。“犬养毅与中国”曾是我博士论文的第一选题，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辛亥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研究》。对于我们三人而言，绪方先生乃是我们敬仰的日本学界前辈，《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也是我们爱不释手的经典。2009年4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时任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理事长的绪方先生知道后，十分高兴，同年12月于百忙之中特意安排了半天时间专程来访，并做了题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精彩报告，给清华大学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餐时，先生深情地回忆了曾祖父犬养毅与孙中山先生及中国的友情，畅谈了自己作为学者、外交官和担任了十年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的经历，以及现在所从事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工作。先生亲切和蔼，十分关心刚刚成立的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再三鼓励我们要客观、多元地研究日本，加强学术交流和民间交流。同时，她还高兴地应允了由我们翻译出版《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文版。先生的信任使我们感到莫大的荣誉和责任。此后的几年里，尽管翻译工作几经拖延，先生总是大度体谅，关心备至，2013年夏天还特意按我们的访日行程，调整时间，亲切地和我们进行会面，认真回答了本书在翻译过程中的诸多疑问。先生的学识和人格、先生的鼓励和信任，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深感《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无论对于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还是对于我们个人的学术成长，都是意义深远、终生难忘的。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诸多同人的鼎力协助。刘波先生不辞劳苦阅读修改了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宋月华、魏小薇、许力、于占杰、吴超等朋友始终不厌其烦，认真编校；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王家朋、石赫、解加芬也为本书出版也付出了诸多辛苦；在此谨表衷心的谢忱。
李廷江
2014年12月31日于哈佛大学
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
《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文版的出版，于我是格外的欣喜。本书是我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1964年出版了英文版，1966年出版了日文版。自英文版付梓之后，历经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今天终于能够呈献给中国的读者。
满洲事变拉开了日本与中国长达十五年战争的序幕。关东军为在满洲建立“新国家”而进行军事挑衅；在挑战陆军高层及政府首脑的过程中，关东军变占领意图为既成事实，最终成立“满洲国”，并导致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至此，日本的国际协调外交完全中断，进入了战争和军部统治的时代。当时我最为关注的，就是试图阐明“二战”时的日本为什么且是怎样一举陷入了这场毁灭性战争中的。我的研究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运用在美国留学时学到的政治过程论方法，力图动态地、详尽地分析日本各派势力之间的对抗、博弈及交涉的过程。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日中战争开始时的状况。中国读者在阅读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对此，我深感不安。但是，当今东亚正面临着变化和困难，唯其如此，正视历史、以历史为镜的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考察历史，将为现在及将来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如果本书能够为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能够为日中两国的友好与合作贡献绵薄之力，那么，对于自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即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我来说，将是无比的欣慰。
绪方贞子
于2014年岁末
解说
本书是绪方贞子《满洲事变与政策的形成过程》（原书房，1966）一书的再版。在收入“岩波现代文库”版之际，为便于读者理解，将原书名改为《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原书房版原著卷末所附《满洲事变概要图》，也换成了其他地图。另外还更正了原著排版时的几处错误。引文中的假名按照原著的标记，仍然使用历史假名。
作者绪方贞子女士，于1991～2000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为救助“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地区争端、各种民族争端所造成的难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国际争端的第一线，她不畏困难，态度坚定，很多人为之感动。也正因为如此，阅读本书的当代读者可能会感到意外：有着如此非凡经历的绪方女士，其人生经历的起点，竟然是研究“二战”前日本外交史的学者！
但是，对于1927年（昭和二年）出生的作者而言，这绝不是令人意外的选择。始于满洲事变的战争和军部统治的年代，与作者懂事以来所耳闻目睹的时代为同一个时代。那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军部是如何终结政党政治的？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这些疑问与他们的自我存在息息相关。进而言之，其曾祖父为“五一五事件”中倒在凶手枪口下的犬养毅，其外祖父为犬养内阁的外务大臣芳泽谦吉，对于有如此家庭背景的作者来说，研究满洲事变的来龙去脉，也应该是反思家族所遭灾难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绪方女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满洲事变研究者的身份英姿飒爽地走进学术殿堂的！
在本书出版的那个年代，日本近代史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追寻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轨迹，在战争的经历尚记忆犹新的当时，是一种引发各种情绪化反应的行为，经常伴随着反映战后日本保守派与革新派之间对立的党派选择。1955年（昭和三十年）出版的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写成的《昭和史》（“岩波新书”）成为空前的畅销书。文艺批评家龟井胜一郎对《昭和史》一书提出批评，认为这本书中只有导致战败的元凶和阶级斗争的战士，唯独没有“国民”之类的人，是一部“没有人的历史”。由此展开的“昭和史论战”反映了上述状况（龟井胜一郎：《质疑现代历史学家》，《文艺春秋》1956年3月号；龟井胜一郎：《现代史的课题》，中央公论社，1957，该书于2005年由“岩波现代文库”再版）。当时，在立志于研究满洲事变的绪方女士的周围，党派对立犹如狂风暴雨，十分激烈。
但是，对于作者来说，或者对于读者来说，值得庆幸的是，绪方女士的研究经历是在超越了战后日本的意识形态对立而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形成的。父亲是外交官，在国外度过幼年时期的绪方女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归国子女”。圣心女子大学毕业后，作者赴乔治城大学留学，学习国际关系学，开始关注日本外交史。一度回国后师从东京大学法学部讲授日本政治外交史的冈义武教授，掌握了研究政治外交史的实证方法。随后，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美国研究日本政治的最高权威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A.Scalapino，1919～2011；中文名“施乐伯”——译者注）的助手，同时完成了以满洲事变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这项成果以DefianceinManchuria：theMakingofJapaneseForeignPolicy1931-1932(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4)为书名出版。本书是作者在英文著作的基础上修改、翻译而成的。学习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手法并以之进行实证性的历史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在今天看来十分普遍，然而在1960年代中叶的日本学术界，只有少数学者以这种方法进行研究，而且是刚刚开始运用。在当时的学术界，“决策过程”这一用语本身还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翻译词。在研究的目的上，作者具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的强烈问题意识；而在研究的手法上，则脱离战后日本意识形态语境，以美国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为中心。本书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可以说，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书的魅力，也与上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完美结合密切相关。翻开本书时，我们最先感到的是，作者非常立体地、动态地再现了有关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在绪论中，作者表示：
在本书中，笔者将逐一分析满洲事变时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分析，阐明事变期间政治权力的结构如何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又如何影响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这些变化是当时相互对立的各种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但不是用军部与文官之间的对立就能轻易解释得清楚的。这是当时校级及尉级陆军军官为推行对外拓展和国内改革而向当时的军方领导层、政党及政府领导人发起的挑战，其特征是三方对垒的权力斗争。
正如作者所表述的那样，作者充分使用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史料，详细探讨了关东军、陆军高层、政府领导人之间的三方权力斗争。本书的第一部探讨了满洲事变的背景。作者指出，关东军的构想属于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的谱系，而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是彻底批判“一战”后的日本现行体制的。在此基础上，第二部清晰地论述了满洲事变过程中关东军、陆军高层、政府领导人之间有关事变处理设想的争论。
各个政治主体的设想不同，起因于什么？作者的归纳极为清晰。对于关东军占有满蒙或建立一个“满洲国”之类的脱离“中国本土”而“独立”的“新国家”这一设想，陆军高层的态度非常稳健，即使是陆军高层中态度最为强硬的建川美次，也只是设想打倒张学良之后，再建立一个亲日政权（原著第134页）。也就是说，完全否定中国对满洲的主权或是在名义上尊重中国的主权，是区分关东军、陆军高层、政府领导人的界限。而使关东军与陆军高层之间的对立达到顶点的，就是第七章所详细论述的进攻北满之争。
在传统观念上，北满被视为俄国（苏联）的势力范围，进攻北满将给日苏关系及国际关系以重大影响，关东军与陆军高层为此展开了激烈交锋。作者亲自发掘的《片仓衷日志》（即《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的简称）所呈现的两者之间你攻我守的斗争，可以说是本书的压轴之处。另外，作者根据满洲事变背后的思想、当事人的态度，将满洲事变的动力定义为“社会主义式的帝国主义”（原著第342页）。作者的立场是，满洲事变是以提高国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并为此实行统制经济这一思想为其背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法西斯主义具有“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这一特征。
本书不仅关注满洲事变期间日本国内的决策过程，而且关注有关满洲事变处理的国际关系动向。本书准确地分析了日本外务省处理事变的最初设想，即中日两国之间直接举行谈判以及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诉讼后国际联盟的审议状况及日本外交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国际联盟决定派遣一个后来被称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团，在1931年（昭和六年）12月这个时期，这一决定给日本以足够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满洲事变。作者认为，“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外交胜利”（原著第219页）。
那么，在各国的谅解之下解决满洲事变，可能有几种方案呢？作者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但给我们留下了线索。作者在“结论”部分说：
主张在满洲建立拥有广泛“自治权”的中国地方政权，是基于历来存在的统治形态的一种解决办法。犬养所尝试的解决方式也来自这一办法，是一个被认为如果如此各国将会主动承认的方式。李顿调查团也建议：为统治满洲，可在中国的主权之下成立一个被赋予广泛“自治权”的特别政权。（原著第330页）
如前所述，作者的一贯主张是，关东军与陆军高层在尊重中国主权及注重国际关系这一点上完全没有共识。即使满洲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脱离“中国本土”而建立一个“独立”的“全满政府”这一阶段，陆军高层依然主张在中国国民政府的主权之下建立地方政权。如果说存在一个解决满洲事变的现实方法，那么，大概就是在不否定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在满洲拥有广泛“自治权”的中国地方政权。实际上，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并未提出恢复到满洲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建议日中两国撤兵之后，在当地建立“自治政权”。
但是，关东军不顾政府和陆军高层的反对，建立了“满洲国”，致使上述解决方案已无实施的可能性。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当时国际社会的应对存在着问题。日本发现，各国及国际联盟的反对并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各国名义上的反对与实质上的反对之间存在着落差。作者认为：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一事实，满洲事变以后，日本的膨胀主义才加速了。
也就是说，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各国及国际联盟应该对国际社会的违法行为采取坚决的态度。1932年（昭和七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他通告中日两国，美国不承认侵犯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违反不战条约的一切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史汀生声明，历来学界评价过低。作者批评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看法，高度评价了写进国际联盟决议的作为国际原则而获得承认的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原著第266页）。虽然本书以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为主题，但作为副线，对于国际规则如何发挥实际效力这一问题的探索，始终贯穿全书，这是不容忽视的。
通读本书时，作者在叙述上着墨均匀，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作者来说，本书叙述的对象属于同时代史范畴，但她的笔致饱含热情，又不失冷静。本书对满洲事变的背景、过程、影响的记述，恰到好处，既不显多，又不显少，几乎没有失之偏颇之处。本书在叙述上着墨均匀的原因之一，与本书最初以英文写成，面向英语国家的读者不无关系。对于不具备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外国读者而言，“日本国民的夙愿”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对于读者本人来说，即使是已知的事实，也必须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做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
其实，在课堂上讲授日本近代史时，最令人头疼的是智力水平较高但又几乎不具备日本史知识的学生的提问。他们会问你：关于这个主题，请举出一本最先应该读的书。提出这种问题的学生，有的是留学生，有的虽然是日本学生，但他是学理科的。迄今为止，他们对日本史完全不感兴趣。作为一个专业的学者，我总是希望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给他们，然而那些书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往往没有什么用处。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发表新的东西就不算有科研成果，然而在具有庞大学术积累的领域，若想发现新的东西，势必要对新史料进行片面性的解读；或者因为挑战以往研究成果的心情十分迫切，动辄进行极端性的解释，就好像因过度进化而变了形的菊石化石。这么说有点自我折磨的意味，但这种情况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大概也是存在的。如果不考虑史料方面或许有别于当今的研究水准，只考虑在叙述上着墨均匀及作品格调高雅这一点，那么，那些历经岁月洗礼而魅力弥久不衰的经典著作还是值得推荐。如果有人问我“关于满洲事变，请举出一本最先应该读的书”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本书的名字。然后，我会片刻沉思：什么才是历史研究的进步呢？
话虽如此，本书出版以后，日本外交史学者当然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关于满洲事变，本书出版以后，很多史料被发掘出来，基于新的分析视角的专著也大量出现。只举一个例子，目前，学者所关心的领域是满洲事变与国际联盟之间的关系。
满洲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幸运的是，如此严重的军部失控，至少在现代日本，很难想象会再一次发生。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满洲事变是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作为争端当事国的地区纠纷。对于这样的地区纠纷，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恐怕绝不能说已经过去。不仅没有过去，“冷战”后联合国与地区纠纷之间的关系，不正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吗？
如前所述，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建议：日中两国军队撤出满洲，满洲地区非武装化；在中国的主权之下建立一个被赋予广泛“自治权”的特别政权，以统治满洲。同时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应在外国顾问的指导下，由中国政府组织特别警察队维持本地区的治安。
近年来，有研究根据国际联盟的内部档案，详细探讨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的执笔过程，并指出，该联盟内部讨论了这支“特别警察队”所应具有的各种形态；还讨论了在国际联盟主导之下，由《九国公约》缔约国提供军队，组织一支多国部队。也就是说，由于日本拒绝接受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所以难以发现问题之所在，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背后的国际秩序观，其实与当代发生地区纠纷时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构建和平的方法极为相似。因此，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具有“未发生的PKO”（UnitedNationsPeacekeepingOperations）或“未发生的PKF”（UnitedNationsPeacekeepingForce）这一性质。现代日本学者关注满洲事变的视线，正在逐渐转移到探索现代世界和平所应具有的状态这一方向上来。
如此看来，本书作者从研究满洲事变的政策形成过程起步，最后深度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或许并非偶然。我们似乎可以说，作者的这一经历，本身正是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者从探索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原因出发，历经漫长岁月而不断摸索的一个轨迹。我们不应忘记，正是这些拓荒者的不断探索、不断积累，才有了今天的现代日本外交。
现代世界瞬息万变，唯其如此，拓荒者的不断探索、不断积累，才显得弥足珍贵。值此“岩波现代文库”出版本书之际，我又一次想到了这一点。
酒井哲哉
（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专家）
前言：写在“岩波现代文库”版发行之际
2011年适逢满洲事变80周年，以前由原书房出版的《满洲事变与政策的形成过程》现为“岩波现代文库”再版，对我来说，即是莫大的鼓舞，又是格外的欣喜。本书是我于1963年向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本论文独立成书，由该校出版社出版。两年后的1966年出版了日文版，以飨日本读者。
说起来，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那个时候，满洲事变离当时的人们并非遥远。日本战败以后，很多学生及学者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也有很多学者联合起来开展共同研究，他们试图回答：为什么日本对“中国大陆”实行扩张政策，为什么日本采取了退出国际联盟之类的强硬立场？其先驱之作《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全七卷，朝日新闻社）第一卷讨论了满洲事变，指出：当时的日本认为，日本要想发展，除了向“中国大陆”扩张以外别无选择，因此，关东军试图确立日本在满权益的战争，就成为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出发点。
我在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打算研究满洲事变。当时我曾向留学前对我有过指导的东京大学法学部冈义武教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林茂教授请教，问他们能找到哪些资料。当时虽是“二战”后不久，但日本战前及战争期间的史料开始流向社会。精通史料的林茂教授告诉我，有一本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写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这引起了我的注意。经林茂教授的介绍，我拜访了片仓先生，并从他那里借来了秘不示人的五卷本日志，当时的喜悦之情，我至今仍难以忘怀。我每隔一周就去东京日比谷的陶陶亭，向片仓先生借一卷日志，并有幸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当时的详细情况。
1920年代的“中国大陆”，正处于不稳定状态，欧美列强为扩大在华权益而互相竞争；中国各个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经过日清战争、日露战争，日本在满洲获得了以铁路为主的各项权益，并以进一步谋求各项权益为其基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承担保护“关东州”及南满铁路任务的关东军，为满足在满日本人谋求更为积极的“保护”和发展“机会”的要求，逐步展开了积极的战略行动。
当时，在日本政府内部，对于日本的外交方针有不同的争论。“币原外交”主张遵守国际协定，并在这一范围内向大陆发展；“田中外交”主张使用军事手段，积极推动经济开发。两派对立，互不相让。关东军重视满洲的“治安”和“开发”，希望日本积极向满洲扩张，并试图借此机会实行分离政策，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
关东军的这一动向，一方面道出了在满日本人的心声。由满铁青年职员和青年实业家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为保护自己不受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影响及军阀的威胁，也为了避免丧失权益，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衰败，在农村兵源占多数的军队内部引发了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他们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推行强硬的大陆政策。民间革新思想的高涨，革新阵营在青年军人中的扩大，都影响了关东军骨干军官的思想与行动。
板垣征四郎参谋在满洲形势恶化的1931年强调：满洲不仅在战略上地位重要，而且对于国民大众的生存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对于领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而言，“只有获取满洲，才能确保资源的供给地和产品市场，才能作为工业国获得发展”。他还说：对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来说，获取满洲也是重要的。这一主张与当时关东军的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引起了关东军的共鸣。
关东军开展军事行动，是以南满铁路发生爆炸事件、日本守备队与中国军队开始战斗、关东军占领沈阳为契机的。关于满洲事变的过程，《片仓日志》记载：当时关东军相继占领了吉林、长春等南满各地，但由于内阁的强烈反对，关东军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满洲全境的计划严重受阻。对此，关东军极为不满，强烈反对：“陆军大臣（或译为“陆相”）为什么没有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之决心？如今除一‘断’字，无人能够收拾时局。”政府虽然阻止了战线扩大到哈尔滨，但受“天津暴动”的影响，南满形势不断恶化，关东军乘机进攻锦州，导致战线扩大。为此，国际联盟再三讨论是否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政府代表芳泽谦吉也多次强烈建议外务大臣（或译为“外相”），希望阻止关东军进攻锦州。国际联盟理事会要求日本和中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事态恶化，并规定期限，要求日军撤退。对此，参谋总长谒见天皇之后，决定采取发布“奉敕命令”的强硬措施，把已经派往锦州方面的部队撤回沈阳。在国际联盟，有人建议向当地派遣正式调查团。
这一时期，为发展“满蒙自治组织”，关东军开始准备新的指导对策。关东军已经制定了《满洲占领地行政研究》，为在统一的原则下指导、监督“自治组织”的发展，成立“自治指导部”，计划邀请著名政治家、国民党元老于冲汉担任“部长”一职。同时安排在满日本人团体的领导担任“该部”领导。这个“自治指导部”，拥有完善地方政府的功能，最终使地方政府宣布脱离中国政府。而作为“独立政府”的首脑，宣统帝早已做好了走马上任的准备。
在国际联盟，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重要议题，有必要阐明日本国内政治与外交之间复杂的变化过程。当知道满洲的军事行动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这一事实后，我感到应以外交史的观点考察满洲事变，于是我访问了外务省外交档案室。幸运的是，外交档案室保存着十二卷本《日中事件交涉经过（联盟及对美关系）》，当时还没有人在研究中使用过这批档案。我风雨无阻，每天去外交档案室，在负责这项业务的栗原健、臼井胜美两位先生的指导下，专心阅读、分析这批史料。面对国际联盟理事会的严厉指责，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关东军停止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满洲所面临的市民安全、权利保护等共同利益和关心上，寻求各国的理解。政府试图通过防止战线扩大到哈尔滨以阻止国际联盟介入。最初，各国要求日军迅速撤退到铁路附属地之内，但没有规定期限，并且采取妥协态度，承认日本有权对“马贼及其他满洲违法分子之行动”采取军事措施，也不禁止日中之间签署军事协定。
我请当时担任政府代表的芳泽谦吉介绍当时的状况。芳泽是我的外祖父，他慢条斯理地讲述了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最初国际联盟也考虑过要求日军限期撤退，但欧美各国还没有做好采取强硬措施的准备。外务省建议国际联盟正式派遣调查团，此举颇有成效：避开了关东军的反对，为处理满洲事变赢得了时间。
此时，关东军在满洲各地扩大“独立”活动，加紧建立“新国家”。成立“新国家”的各种方案均以“民族和谐”为基本，但其成员自然包括日本人。关东军为日本支配满蒙而建立“独立国家”这一“国家论”，与日本政府的设想并不一致。对于单纯军事行动以外的满洲问题，日本政府打算在总理大臣（或译为“首相”）的监督之下，成立“满洲事务委员会”，但关东军决心确保其绝对支配权，按照自己的意图在满洲建立“新国家”。
关东军不断完善建设“新国家”的设想，于1932年初制定了具体的统治方案，并与满洲各地的实力人物进行交涉。特别是以要求复辟的清宣统帝为首脑的“满洲国独立计划”，与日本政府及陆军高层的政策明显不同。可以说，关东军原来的目标是将满蒙据为己有，只是由于政府领导人的反对及各国的拒绝接受，才退而求其次，策划满洲“独立”的。
满洲的军事活动迅速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内阁由于未能阻止战线的扩大及“满洲国”的“独立”而下台，以犬养毅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成立了。组阁之际，天皇要求西园寺等重臣控制军部，收拾局面。犬养本人多年来关心中国问题，重视改善日中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试图通过个人渠道与中国要人进行谈判；对于各国，他尽量推迟承认“新国家”。但在日本国内，舆论渐趋强硬，认为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报告也在暗示承认“满洲国”，认为日军在满洲的行动是在捍卫日本的权益。犬养在首相官邸被海军军官所暗杀，暗杀者以海军尉级青年军官为主，包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与国家改造运动有关的活动家等。在军方高层，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要求废除政党政治，实行国内革新，最大限度地保障日本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权益。
犬养内阁以后，政府开始推行以建立和开发“满洲国”为重点的大陆政策。在推动“满洲国”的开发、“独立”及承认“满洲国”的过程中，日本认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所建议的解决办法，否定了日本的利益，从而表示强烈反对，决定退出国际联盟。日本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要求将满洲置于中国的主权之下；日军撤回至铁路附属地。
退出国际联盟，意味着日本终结了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国际合作政策，是有意识地完全抛弃日本的国际协调外交之举。日本以满洲事变为起点所走向的政治道路，正稳步地通往“太平洋战争”。
2009年12月，我作为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理事长访问了中国东北地区。在吉林省长春市，看到主干道从位于市中心的圆形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译者注）呈放射状向四方延伸，这些街景是以“新京”为“首都”的伪满时期建成的。“满洲国”时期的很多遗迹至今仍保存完好，南满铁路及学校等基础设施也得到认真的维护和管理，虽与当时的使用目的大不相同，但也算是物尽其用。如今在南满铁路的基础上形成的铁路网，引进了高速铁路。1929年，当时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建成的“奉天大和饭店”，现在改称为“辽宁宾馆”，很是气派。在前台一侧的显示板上，记载着著名的下榻者，我意外地在上面发现了我的外祖父芳泽谦吉的名字。芳泽谦吉时任驻法大使，兼任国际联盟日本政府代表。在结束国际联盟的讨论之后，应邀担任犬养内阁的外务大臣，他在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国途中，曾入住“奉天大和饭店”。与自己的外祖父在此邂逅，这让我激动不已。在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正围绕满洲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之际，我的外祖父芳泽谦吉在这里的这个晚上都想了些什么呢？我不禁浮想联翩。
1950年代中叶，我对“二战”前的日本加入这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的过程和原因极感兴趣，于是开始研究满洲事变，并完成了这篇论文。考察历史，将为现在及将来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启迪。今天，不仅日本国内形势，而且亚洲形势和世界形势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唯其如此，我们更有必要解读历史，以历史为鉴。在本书再版之际，我想再一次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绪方贞子
2011年7月
绪论
昭和六年（1931）爆发的满洲事变是日本对亚洲大陆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之一，就其规模而言，本来绝非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这一事变之所以至今仍广受关注，是因为以满洲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针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主义倾向日益明显。
在本书中，笔者将逐一分析满洲事变时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分析，阐明事变期间政治权力的结构如何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又如何影响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这些变化是当时相互对立的各种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但不是用军部与文官之间的对立就能轻易解释得清楚的。这是当时校级及尉级陆军军官为推行对外拓展和国内改革而向当时的军方领导层、政党及政府领导人发起的挑战，其特征是三方对垒的权力斗争。
《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向大陆扩张受阻，同时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都处于不安定状态。而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出现，是对日本在满权益的重大威胁。虽然整个日本社会都希望打破现状，但当时的领导层对于这种形势无意采取任何措施，革新派军官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开始行动，试图夺取主导权，为日本开创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他们的目标是，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以强硬的满洲政策对付中国的“挑战”，进而革新军部及文官领导层，以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
在此，笔者将从攫取权力的过程和行动目标这两个侧面探讨军部革新势力的崛起。考察的中心为陆军，特别是关东军的动向。理由之一，是他们凭借满洲军事行动的成功，为军部势力的扩大做出了最大贡献；理由之二，通过关东军成立的“新满洲国”的各种机构，可以剖析他们试图实现的革新理想和目标。
首先，在军队攫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革新派军官的激进性。他们的激进性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采取诸如恐怖活动之类的非法手段；另一种是作为军事组织以合法手段施加压力。前者作为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以下简称“国家革新运动”或“革新运动”）的活动源泉提供能量；后者通过参与政策的设计及制定，为实现革新目标做出了贡献。
面对革新派军官的上述活动，军部领导层在军队内部与这种激进要求保持妥协姿态；在军队外部，则利用他们的激进性扩大军方的整体实力。不容忽视的是，对军队这一组织的忠诚，对于阻止革新派军官的激进运动向革命方向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激进的革新运动给军队的控制带来了很大影响。革新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在军队内部，实际上的决策者和形式上的决策者发生了极大的分离，从而导致了决策机制的完全崩溃。
尽管政府方面试图遏制军部势力的崛起，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满洲，当关东军的行动取得成功时，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而且文官领导层拿不出能够处理危机的建设性政策，且缺乏足以团结一致遏制军方的坚定的决心和信心。总之，文官领导层没有能够将自己的责任和信念贯彻到底，而且自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信念。
其次，激进派革新军官试图实现的理想或目标，在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个过渡期产物，同时它也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特殊侧面。激进的革新思想，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受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启发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及其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对抗工具而形成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通过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削弱了国民的团结，而激进的革新思想就是通过强烈反对这一点而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承认这种具有分裂性效果的制度，对对外拓展而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这一最终目标非常有害。
虽然激进的革新思想与上述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是对立的，但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自由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平等思想侧面。革新主义的纲领包括人民大众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均衡分配财富的权利以及废除阶级特权制度等内容。这种认为必须更广泛地分配财富的思想，在把提高国内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与对外拓展联系起来这一点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书将以关东军的政策声明及纲领为中心进行探讨。关东军首脑尽管受到革新思想的强烈影响，但与国内的革新派军官不同，他们能够以具体的计划这一形式提出他们的思想主张。“新满洲国”采纳的各项原则，很多可以理解为是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批判。由于关东军必须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因此，在民族问题上向我们提供了富于启发的史料。关东军接受了在满日本人为确保其作为少数民族的地位而提出的民族和谐思想，试图将满洲事变提高到大亚洲主义大业这一高度。
日本对于亚洲大陆的政策，不断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之境：为保护亚洲不受西方支配，必须与亚洲各国联合起来；为对抗西方各国，日本必须支配近邻的亚洲弱国。因此，日本所提倡的大亚洲主义经常包含着某种宣传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它的宣传成效是受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所左右的。满洲事变期间，日本必须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压力，又因为关东军中枢具有原则上支持人民大众的福利这一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因此，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还是有其限度的。
最后，笔者想探讨的一点是，从满洲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否在满洲事变期间就已经包含了若干年后以失败而告终的决定性因素。笔者相信，从军队决策机制在满洲事变之际发生崩溃这一点来看，军队攫取权力的过程本身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在满洲取得的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功”，往往是通过反抗国策和军方上层的指令而取得的。军队内部的团结与军队向外部扩张的势力成反比，且逐渐崩溃，其结果只有一种，即“无责任体制”。对于权威的不信任和反抗，导致了激进的军队革新运动的发展，其结果是，在军队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军队内部的权威体制由于不被信任和遭到反抗而不断动摇，始终未能确立起来。
分析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就可以发现，日本外交政策的选择，特别是对目标的选择，其可选择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日露战争以后，日本将扩大、发展满洲的权益作为国策，而可以讨论的空间只限于实现国策的手段、时间及进程。而随着国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外交政策也开始受到更大限度的限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满洲事变期间，外交政策的决定权不再属于原来的外交决策者，而完全为新近崛起的军队骨干阶层所掌控。合法拥有决策权限的内阁总理大臣及内阁成员，也包括军部大臣在内，均不能决定、控制满洲事态的发展，而且对于满洲事态的发展所产生的既成事实，还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并将其作为今后制定外交政策的前提条件。这才是解释满洲事变时日本外交政策变化的关键。总之，可以说，本次事变期间日本外交政策变化的轨迹，正是关东军的要求逐渐纳入国策的过程，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的内部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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