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讲史**人”黎东方先生作品，独创“细说体”讲史。★分则为独立的历史故事，合则为一朝断代信史。★文字挥洒优美，史事翔实可信，是一本值得阅读并收藏的三国历史的经典读本。★2015年精装珍藏版。
★在抗战期间所讲三国故事基础上撰写而成。★从简述东汉末年形势说起，直到魏、蜀、吴的灭亡，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三国历史画卷。★指出了正史之误以及《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完整而翔实的三国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叙事。"
《细说三国》（精装珍藏版）是黎东方先生在抗战期间所讲三国故事基础上撰写而成。《细说三国》（精装珍藏版）从简述东汉末年形势说起，一直到魏、蜀、吴的灭亡，其间，以人名为题，由人物带出事件，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三国历史画卷。黎东方先生对三国史深有研究，在叙述过程中指出了正史之误以及《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
作者简介：
黎东方（1907—1998年），早年接受私塾教育，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权威马第埃教授，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44年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实验剧场，卖票“品三国”，盛况空前，被誉为“现代讲史第一人”。1954年与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自中国文化大学教席退休后，定居在加利福利亚州的圣地亚哥市，专注写作。著有《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以及《细说民国》等作品。
目录：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001
一合久必分001二黄巾006三董卓010四吕布031五袁术042六公孙瓒048七陶谦055八早期的刘备059九袁曹之战082一○乌桓098一一公孙度100一二公孙康102一三公孙渊104一四孙策106一五孙权124一六诸葛亮141一七赤壁153一八孙夫人176一九荆州问题180二○益州易手190二一曹操收降张鲁209二二刘备攻取汉中217二三刘备称王220二四孙刘翻脸224二五汉吴同盟238二六诸葛亮北伐246二七诸葛亮的为人265二八蒋琬282二九费祎291三○从董允到樊建293三一曹家的事298三二孙家的事324三三刘家的事333三四司马懿337三五司马师355三六司马昭359三七姜维365三八分久必合371"
"一合久必分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但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治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么，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阴补阳。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察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是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宫外的大官的身份，“录”起皇帝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阅公文、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救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另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作量入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作“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与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美。老天，不仅对人世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另有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得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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