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大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似乎是在追寻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这实际上就是对话语进行描述，但不是描述书籍，也不是描述理论，而是研究通过时间表现为医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的日常而神秘的总体。《知识考古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书中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
作者简介：
米歇尔福柯，法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在西方思想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被认为是“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词与物》、《话语的秩序》、《古典时期疯狂史》、《规训与惩罚》、《性意识史》。
目录：
第一章引言
第二章话语的规律性
1话语的单位
2话语的形成
3对象的形成
4陈述方式的形成
5概念的形成
6策略的形成
7意见与结论
第三章陈述和档案
1陈述的确定
2陈述的功能
3陈述的描述
4稀少性、外在性、并合性
5历史的先验知识和档案第一章引言
第二章话语的规律性
1话语的单位
2话语的形成
3对象的形成
4陈述方式的形成
5概念的形成
6策略的形成
7意见与结论
第三章陈述和档案
1陈述的确定
2陈述的功能
3陈述的描述
4稀少性、外在性、并合性
5历史的先验知识和档案
第四章考古学的描述
1考古学和思想史
2独特性与规律性
3矛盾
4比较的事实
5变化与转换
6科学与知识
第五章结束语7意见与结论
现在应该把前面分析中的一些零散迹象重新归纳，回答在前面分析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首先考虑会出现的异议，因为此项研究的悖论将会很快出现。
开始，我就曾对这些预建的单位提出质疑，按照传统，人们根据这些单位来强调话语的不确定、单一和膨胀的范围。这并不是说要对这些单位的整个价值提出疑问，或者要禁止使用它们，而是要指出需要制订一个理论以便准确地确定它们。然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前面的分析显得成问题是否有必要在这些也许确实有点不确定的单位之上叠放另一个更不可见的、更加抽象的，当然肯定是更会产生异议的单位的种类呢？即便在这些单位的历史界限和它们的结构的特殊性都相当容易发现的情况下（普通语法和博物学可以为证），这些话语的形成较之书籍或者作品，会提出更困难的测定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对那些看起来最明显的聚合表示疑
问之时，还要进行如此令人生疑的聚合呢？希望发现什么样的新领域？至今存在的隐秘或不表露的关系是什么？在历史学家们的视线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样的转换？简言之，还能给予这些新分析以怎样的有效描述？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试图在以后的篇幅中予以解答。但是现在应该立即回答这样一个提问，对引出下述分析来说，它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结束前面分析的最后一个问题，对于这些我曾试图确定的话语的形成，我们是否真有权言及单位？提出的分割是否能够把一些整体个体化？这样发现的或者建立起来的单位的性质是什么呢？
我们是以这样一个观察为出发点的：随着诸如临床医学、或菩政抬经济学、或者博物学的话语单位，我们接触到了分散的成分。不过，这种分散本身包括它的空白、它的裂缝、它的混杂、它的重迭、它的不相容性、它的替换和取代的特殊性是可以描述的，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对象、陈述行为、概念、理论的选择等借以形成的特殊规律。因此，如果说有单位存在的话，那么，它不存在于已形成成分的可见和横向的一致性中；单位存在于能够产生并支配成分的形成的序列之内。但是，我们以什么名义来谈论单位和序列呢？怎样证明我们已很好地使话语整体个体化？与此同时，我们却在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选择等似乎不可减缩的多样性的背后，十分冒昧地将一堆数量不少而且分散，又彼此各不同的成分投入进来，与此同时，我们又把这些成分分配在连接的方式尚未确定的四个不同群中。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说所有这些从话语的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策略的背后揭示出来的成分确保着同作品和书籍同样个体性的整体的存在呢？
1．我们已经看到显然没有必要再重复：当我们言及形成的序列时，我们理解的不仅是异质成分的并列、共存或者相互影响（如：机构、技术、社会团体、感觉器官、各种话语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由话语的实践以确定的形成建立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四个序列或者称为四个关系网络，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四个关系网络又怎样能够为自身确定一个形成的统一序列呢？
这是因为这样确定的不同的层次不是互相独立的。我们已经指出：策略的选择并不直接从属于这样或那样的说话主体的世界观或者从首要利益中产生，而是因为策略选择的可能性本身是由概念作用中的分歧点确定的；我们还指出过，概念不在思想的近似的模糊的生动的基础上直接形成，而是以陈述之间的并存形式为出发点。至于陈述行为方式，我们也已经看到，它们是以主体同它所言及的对象的范围相对而言所据的位置为基础来描述的。以这种方式，存在着一个从属垂直序列，即：所有主体的位置、所有陈述间并存的类型、所有话语的策略并不都是可能的，只有被前面的层次允许的那些才是可能的。比如支配18世纪的博物学对象的形成的序列（作为带有特征因而是可分类性的个体性，作为可变的结构成分，作为可见的和可分析的表层，作为连续的和有规律性的差异的范围），某些陈述行为的方式被排斥了（如符号的辨读），
而其他的则被容纳了（如根据确定的编码进行描述）；再以话语主体能够占据的不同位置为例（作为不同工具媒介的直观主体，作为从感知多样性中抽取只屑于结构的成分的主体，作为用编码化的词汇进行记录的主体等等），一些陈述间的并存被排斥了（如对已说出的东西进行学术上的复活，或者对神化了的本文的解释性评论），相反，还有一些并存是可能的或者被吸取（如完全或者部分相似的陈述列入分类的图表中）。因此，层次在彼此之间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根据一种没有界限的自律性展开的，因为，从对象原初的区分到话语的策略的形成，存在着整套关系等级。
但是，这些关系也同样在逆向中建立起来。低级的层次不独立于比它们高的层次。理论选择在实现它们的陈述中排斥或者包容某些概念的形成，就是说某些陈述间的并存形式：所以在重农主义者的本文中，不可能找到与功利主义分析相同的数据和度量的归纳方式。这绝不是因为重农主义者的选择能够改变确保18世纪经济概念形成规则的整体，而是它能够使之发挥作用或排斥这样或那样的规则，从而使那些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的概念（如净利的概念）显示出来。并不是理论的选择调节了概念的形成，而是它通过概念形成的特殊规则的媒介和它同这一层次保持关系的作用产生出概念。
2．这些形成的序列不应被看作是一些由外界强加给话语的，并且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其特征和可能性的固定整体和静止形成。这根本不是源于人类思维或者它们的表现手段的束缚；也不是在机构，或者社会关系，或者经济的层次上形成的规定性被迫出现在话语的表层上。这些序列我们已经再三说明了存在于话语本身中；或者说（因为它不涉及到话语的内在性和它可能包含的东西，而是涉及到话语存在的特殊性和它的条件）存在于话语的边界，存在于使它如此存在的特殊规则得以确定的界限中。因此，对于形成的序列应理解为是一个像规则那样运作的复杂关系网络，因为，这个关系网络规定着在话语实践中应加以建立关系的东西，以便使话语实践表示这样或那样的对象，以便使话语使这样或那样的陈述行为起作用，使用这样或那样的概念，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策略。因此，在序列的特殊个体性中确定形成的系统就意味着以某个实践的规则性使某个陈述群具有特征。
陈述的描述
分析的面已经有了很大变动。我曾想在这里重新使用开始时被搁置一旁的陈述的定义。一切都过去了，而且一切已经说出来，好像陈述是一个容易确立的单位，问题只在于描述它们的组合的可能性和规律。然而，当我回首时，发现我不能把陈述作为一个语言类（它高于音素和词，低于本文）的单位来确定，但我又发现我所接触的更像是某种陈述的功能，它调动起各种不同的单位（这些单位有时即为句子，有时即为命题，但是有时它们是由句子的某些成分，一些符号的系统或图表，由命题或同类的表达所构成），而且，这种功能不但没有赋予这些单位以某种“意义”，而是使它们同对象的范围建立关系；不但没有赋予它们某一主体，而是为它们提供某个可能的主观位置的整体；不但没有确定它们的界限，而是把它们置于某一协调的和并存的范围中；不但没有确定它们的同一性，而是把它们置于某个它们被投入、使用、重复的空间。简言之，表露出来的不是原子的陈述连同它的意义的效果、它的起源、它的界限和它的个体性而是陈述功能的实施的范围和这种功能借以产生各种单位的条件（这些单位可能，但也不一定是语法或者逻辑范围的）。但是，我现在必须对下面两个问题作出回答：最初提出的描写陈述的任务意味着什么？陈述的这一理论怎样才能同话语形成的分析协调一致？而这种话形成的分析在这种理论出现之前早已有了雏形。
考古学的描述针对着这些话语实践。如果人们不想用不正规的、天真的，就是说按价值来建立这些话语实践的话，那就应该参考连续的事实。因此，在考古学描述的层次上，独特平淡之间的对立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最初的某种表述与在数年或数个世纪后或多或少准确地重复了这种表达的甸子之间，考古学描述不建立任何的价值等级；也不作根本的区分，它只是试图建立陈述的规律性，这里所说的规律性不是不规律性的对立面，因为不规律性在通常的看法中或者在最常见的本文中标志着异常陈述（不正常的、先知的、过时的、天才的或者反常的）的特征。对于任何一种词语性能来说（非凡的，或者平庸的、独一无二的，或者被千百次重复的），规律性确定条件的整体，在这个条件的整体中，陈述功能发挥着保证和确定这种规律性存在的作用。如果对规律性做这样的理解，那么它并不对处于统计曲线的界限之间的某个中心位置
作出标志因此它也不可能具有像频率或者概率指数那样的价值，它标志出出现的实际范围。每一个陈述都是某种规律性的载体，并且不能与之相分离，因此，我们不要把某一陈述的规律性同另一陈述（它可能不易预料，更为特殊，更富有创新）的不规律性对立起来，而是应该把它同标志其他陈述特征的其他的规律性相比较。
考古学不是要寻找发明，而且它对这样的时刻（我希望这是个动人时刻）无动于衷，即某人首次肯定发现了某个真理。考古学不试图重现这些节日黎明的曙光，然而它也不是针对看法的一般现象和所有的人在某一时代所能重复的平淡的东西。它在林内，或者布封、贝梯或者李嘉图，比耐或者毕沙的本文中所寻求的，不是建立那些神圣的创始人的名单；而是揭示某种话语实践的规律性，这种实践是一种以同样的方式在那些神圣创始人所有的最缺少独创性的后继者们作品里或者在他们最缺少独创性的前人作品里所从事的实践，这种实践是一种不仅在他们的作品本身之中阐述最富于独特性的断言（在这以前，任何人不曾想到过），而且阐述他们前人那里重复，甚至抄袭的断言。从陈述的角度上看，一项发明并不比重复它和传播它的本文更缺乏规律性；规律性在平庸中并不比在异常的形式中缺乏活动性、缺乏有效性和主动性。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不能接受创造性陈述（它们呈现某些新的东西，传播新颖的信息，可以说它们是“主动的”）和模仿性陈述（它们接收和重复信息，可以说是“被动的”）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差异的说法。陈述的范围不是一个被丰富的时间分割的无生气的平面的整体，而是一个自始至终活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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