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晚清史研究大家，茅海建先生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了戊戌变法的另一面，告诉你一个前所未知的康、梁。
2.本书资料翔实，考据精深。
3.本书中的很多细节引人入神、故事性强：比如六君子被捕，张之洞为何独独营救杨锐一人？张之洞为何给青年梁启超开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薪？戊戌变法真像康、梁所说的那样吗？
“张之洞档案”透露的政治秘闻
封疆大吏如何搜集京城及重要口岸的政治情报？
同情变法的地方实力派为何不支持康、梁？
地方官员怎样维护京城人脉关系？
从朋友到敌人，张之洞心目中的黄遵宪
书生议政参政为何总是结局凄惨？
老官僚如何不露痕迹地算计官场新秀？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作者简介：
茅海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师从陈旭麓教授。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依然如旧的月色》（2014）等。
目录：
自序
导论
一、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二、从陈庆年日记看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内情.
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第一章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一、李景铭与《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
二、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来信
三、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信
四、张权光绪二十四年来信两残件
五、张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来信
六、张彬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来信及光绪二十一年一残件
自序
导论
一、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二、从陈庆年日记看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内情.
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第一章 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一、李景铭与《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
二、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来信
三、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信
四、张权光绪二十四年来信两残件
五、张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来信
六、张彬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来信及光绪二十一年一残件
第二章 张之洞与杨锐
一、杨锐是张之洞的“坐京”
二、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至二十二年正月杨锐给张之洞的密电及光绪二十二年正月给张之洞的密信
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五、张之洞营救杨锐的行动
第三章/187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
一、张之洞给张权、张检、黄绍箕等人的指令
二、江西试用道恽祖祁
三、奏调湖北差委分省补用知府钱恂
四、湖北按察使瞿廷韶
五、天津委员巢凤冈
六、太常寺少卿盛宣怀
七、上海委员赵凤昌与曾磐
八、余论
第四章 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兼论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
一、相关背景：《时务报》的创办与汪、梁矛盾
二、张之洞与黄遵宪的交谊
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五、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与光绪帝旨命黄遵宪“查明”“核议”
六、黄遵宪对事件的处理
七、戊戌政变之后
第五章 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
一、张之洞与陈宝箴的早期交谊
二、湘鄂之间
三、《湘学报》之争
四、张之洞奉召进京与陈宝箴的建策
五、张之洞、陈宝箴联衔上奏变科举及与康有为的间接交锋
六、陈宝箴与康有为的直接交锋与保举张之洞
七、陈宝箴的罢免与保卫局的保全
八、尾声
附录一陈宝箴之死
附录二张之洞与谭继洵父子、于荫霖的关系—罗惇曧对《抱冰弟子记》的误读
附录三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第六章 戊戌前后诸政事
一、光绪十九年刘坤一查办张之洞
二、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起用容闳
三、光绪二十一年李提摩太的“妙法”
四、光绪二十二年查验刘鹗的假资产证明
五、光绪二十二年为李鸿藻治病
六、光绪二十四年清朝决策岳州自开通商口岸
七、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香港谈话、来信及“密诏”在上海发表与张之洞等人对此的反应
八、光绪二十六、二十七年策反邱菽园
九、光绪二十七年请奖梁庆桂等人赴西安报效事
十、光绪二十七年请废大阿哥
征引文献前言 五、张之洞营救杨锐的行动
戊戌政变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从“张之洞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于次日凌晨丑时（1-3时）即得知消息。由于与康有为之间的政见分歧，他对政变后的前景一开始并不是很悲观，反而对康的落难，有着几分暗喜。但听到杨锐被捕后，张的感受一下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锐很可能是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早上在家中被捕的。而在初九日的下午，张之洞就得到了消息。他于酉时（下午5-7时）分别发电给张权、黄绍箕：
“急。京。立：叔峤奇灾骇绝，究因何故？尚有复文否，念甚。必已见明发，速摘要告。凡各处函电，务即付丙。即刻复。迂。佳。”
“京。温州馆，黄仲韬侍讲：急。叔峤受累可骇。何以牵涉？有余波否。速复。拙。佳。”
“立”，张君立，张权；“迂”、“拙”，张之洞闻政变后所改的自署。张之洞的电报，除要求查明事情的原委外，还希望了解慈禧太后的下一动作，即“余波”，并要求焚毁相关的电报函件。然仅过了几小时，张又于亥时（下午9-11时）再次发电张权：
“急。京。立：杨、刘四人必革，已见明文否，若已见，当可无余波矣。叔峤事渠何时得信？王照、端方、吴懋鼎有事否。均即复。迂。佳。”
根据张之洞的判断，杨锐、刘光第等新任军机章京四人若有革职拿问的明发上谕，将不再会有新的行动，但他仍在打听慈禧太后是否会继续对王照等人动手。“叔峤事渠何时得信”中“渠”字，说明张权在电报中透露了消息来源。到了第二天，八月初十日（9月25日）辰时（7-9时），张之洞再发电张权：
“急。京。立：闻逮问十六人，想已见明发，速详告。叔峤并非康党，何以四章京同罪，焦急亟念。岂康曾保四人耶？能知受累之故否？渠处文字、函电，事前曾预加检点？即复。蒸。”
张之洞所担心的，是杨锐等新任四章京由康有为所保，这将使案情变得极为复杂；同时也关心他发给杨锐的诸多电报及信件是否也被查抄。
在“张之洞档案”中，我还看不到张权等人此期的复电，而八月初十日张之洞关于杨锐的发电，也仅此一件，似为不全。而到了八月十一日（9月26日），张之洞开始行动了，档案中留下他大量亲笔电报。
八月十一日寅时（上午3-5时），张之洞发电其侄吏部主事张检：
“京。化石桥，张玉叔：急。叔峤受累太奇，是否有人劾？究系何故？此外有要事速电告。如须密者，专人坐火车送至天津发电，并告权。即刻复。迂。真。寅。”
张之洞恐在京发电会泄露，让张检、张权将密电派人去天津发送。与此同时，张又发电此时正在京觐见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
“急。琉璃厂外武阳会馆，湖北臬台瞿：急。蒸电悉。有要事速电示。或云康已获，确否？此事只在惩首恶，似不宜株连太多。见夔帅、寿帅时，似可婉陈。即复。洞。真。寅。”
“夔帅”，军机大臣王文韶；“寿帅”，军机大臣裕禄。张之洞命瞿向王、裕“婉陈”“不宜株连太多”之意，即有意护杨。过了几小时，十一日午时（上午11时至下午1时），张之洞又命幕僚杨文骏，发电给其兄、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杨文鼎，其下加重点号者为张之洞亲笔：
“急。天津督幕杨俊卿：顷南皮师帅面告弟云：闻军机章京杨锐因康有为案同被拿问，骇愕之至。杨章京自四川学政任内，相随晋、粤、江、鄂二十余年，品行端洁，文学通雅，凡事最小心谨慎。平日议论极恶康学，确非康党。都中海内贤士大夫皆深信。此次召见，系陈右帅所保，与康丝毫无涉。今同康被逮，未知何故，故未敢遂行论奏。嘱电兄转恳荣中堂，设法保全，免受诬累。中堂爱才若渴，必能宏此善心，维持善类。至康之邪恶，先属瞿臬司详陈，已蒙烛照等语。望速陈。恳急电示复布局。骏。真。”
张之洞恳请荣禄能出面保杨。然此时荣禄已去北京，护理总督袁世凯复电，表示“遵办”，即将此意转告荣。又过了几小时，十一日亥时（下午9-11时），张之洞正式采取行动，发电瞿廷韶：
“急。京。琉璃厂西门外武阳会馆，湖北臬台瞿：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阁下所深知，海内端人名士亦无不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直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务祈迅赐切恳夔帅、寿帅，设法解救，以别良莠。天下善类，同感两帅盛德。叩祷。盼即复。洞。真。”
张之洞命瞿廷韶去找王文韶、裕禄，搭救杨锐。据瞿的回电，王文韶表示同情，裕禄未能相见。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发电盛宣怀：
“急。上海。盛京堂。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天下端人名士所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直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务祈飞电切恳夔帅，鼎力拯救，以别良莠。天下善类，感戴盛德。叩祷。盼即复。拙。真。”
张请盛转恳王文韶，搭救杨锐。盛对此完全照办。张之洞的行动似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据陈夔龙的笔记，当时主持审讯的奕劻，亦有意援救杨锐、刘光第两人，很可能就是转受他人之托。
从清晨的寅时，到夜间的亥时，张之洞的动作有如三级跳，先是由瞿廷韶“婉陈”，继而由其幕僚转求，最后方是自己出面，这一系列的动作，自然与京中的来电有关。张之洞电文中“召见蒙恩”，“与康无涉”，说明他已查明康确未保杨。而在同一时刻，即十一日寅时，张的大幕僚王秉恩发电给乔树枏的电报，很可能说明内情：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钝平安，何以知之，速示慰。如弟凭人言，仍恐难测。闻同乡拟公保，万不可缓。肖岩明日赴京。息清。真。”
“钝平安”一语，说明杨锐的情况良好；“凭人言”一语，说明乔报告其所闻有利杨锐的消息；“同乡拟公保”，指四川京官准备公同具结为杨锐担保；而杨锐的弟弟杨悦（肖岩）也准备立即进京。
由于得到了京城来的好消息，八月十二日（9月27日）一天，张之洞的电报稍显暖意。十二日丑时（1-3时），张之洞发电张检，要求交给张权：
“急。张玉叔转交立：叔峤无他虑，有何端倪？想因查无与康往来字据耶？所云信件发还，想并未查封衣物耶？速明晰复。再，闻有妄人保懋勤殿十员，有仲韬在内，确否？亟系甚。速询复。黄遵宪有事否？宋伯鲁何以漏网？日来见廉舅否？有何议论？汝与各处来往电报，务即付丙。真。戌。”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张权向其报告杨锐“无他虑”，“信件发还”等情节，张之洞虽心存疑问，但其关注点已转向他处，尤其是黄绍箕，担心其为“懋勤殿”之累。过了几个小时，十二日巳时（上午9-11时），王秉恩发电乔树枏：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或云峤等因有密谕复奏被累，密谕系何事？峤如何复奏？何以四人联衔？再何以知峤、培两人独平安，想峤、培查无违碍信件，林、谭有耶？均速示。息。文。”
这封电报虽用王秉恩的名义，但“密谕系何事？峤如何复奏？何以四人联衔？再何以知峤、培两人独平安，想峤、培查无违碍信件，林、谭有耶？均速示”一段，是张之洞删去“何解？速详示”五字后亲笔添加的。“密谕复奏被累”，指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单独召见杨锐，发下密谕，并指示杨锐等人复奏。“何以四人联衔”，似为乔树枏的电报称，杨锐给光绪帝的复奏是四章京共同署名的。“培”，刘光第，字裴村。“林、谭”分别指林旭、谭嗣同。到了当天晚上，十二日亥时（下午9-11时）张之洞发电张权：
“急。京。立：林、谭查有违碍信件否，所讯何事？即刻复。间或告茂萱统复亦可，但嘱其勿写号，只可写一慎字。文。”
在这封电报中，张之洞没有提到杨锐，他大约认为此案杨锐自当脱罪。由于杨锐、刘光第是陈宝箴所保，杨、刘“平安”的消息也从武昌转到长沙。陈宝箴致沈曾植信称：
“返署接节庵电，杨、刘平安，喜极。惟康、超为洋船接去等语。杨、刘既平安，大抵只查抄，无交私之件便不问耳，似此不与钩党之狱矣。”
梁鼎芬已将“平安”的消息电告陈。而陈信中的内容，似为张之洞及其幕中对杨锐一案及其发展的判断。
张之洞似乎放心了，目光也有了转移。我在“张之洞档案”中，竟然找不到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张关于杨锐的电报。由此可推测，张可能一整天没有发电，若真如此，又似可说明他的信心。乔树枏、张权等人的回电，一定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消息。我在“张之洞档案”中虽未找到乔树枏、张权等人的复电，然张权此时给张之洞密信一残件，透露出当时的情景：
“八月十三日之事，午前尚毫无信息。十二日见乔茂萱，渠尚云杨、刘二人或可无虞。缘杨曾在上前面劾康，欲令其速出。谭保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刘不署名。此二事可站得住也。”
既然杨锐在光绪帝面前弹劾康有为，并欲令康迅速离开北京，那么，杨完全可以在审讯中将自己摘出，说明自己并非康党。恰也就在张极为放心、很可能一日无电的八月十三日，慈禧太后恐外人干涉，下令处死杨锐等“六君子”。
八月十四日（9月29日），噩耗突然传来。是日戌时（下午7-9时），张之洞收到瞿廷韶发来电报：
“昨日陛见后，分谒枢廷，未见。便见合肥，论杨、刘事，尚谓必有分别。旋见钱密缄，已云仓猝，虑难挽回。果于四点钟遽同谭、林等同时处决。在京多称杨、刘之冤，奈内旨迫切，于午刻迳由刚相奉密旨立办。措手不及。遗骸已由各同乡代殡。敬帅晚年难堪，闻湘人已电藩司矣。本司廷韶谨禀。寒。”
“钱”，钱恂。该电说明李鸿章都认为杨锐、刘光第“必有分别”，此案由刚毅奉密旨“立办”。与此同时收到的，很可能还有张权、黄绍箕的电报。张之洞得报后，随即发电张权：
“急。京。立：迂。来电及绥电均悉。芝艾同焚，奇冤至痛。到部数日，所闻何供？峤曾劾康，想必供明。何以不理？何以昨日忽催泪？日来英、俄有何消息？并告绥速复。绥即韬也。复电以‘可’字或‘慎’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即刻复。盐。此电即付丙。”
“来电”指张权的来电，“绥电”，指黄绍箕的来电。张之洞急切想知道，杨到刑部后的审讯过程，“峤曾劾康”是对杨最为有利的情节，可他为何会遇难呢？这一封电报原文上没有发报时间，但下引张之洞发给乔树枏的电报为十四日亥时（下午9-11时），很可能两电为同一时间。以往给乔树枏的电报多以王秉恩的名义，此次张之洞亲笔写道：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迂。不料峤事如此，千古奇冤，惨痛难言。临难时有何语，到部后复问何事，共问几堂，诸大臣有何语，同乡公呈已递否，东海何以不论救，何以木讷一人主持？均电示。闻峤有劾康疏，系何时上，供明否？问官定案时奏内叙入否？日来都人公论如何？其世兄恳诸公切为抚慰。均速电示。节、雪统此。盐。峤此稿务钞寄。”
张之洞非常不理解审判的结果，亟想知道杨锐遇难前的遗言，并要求将杨锐弹劾康有为的奏稿抄寄。“到部后”，指到刑部后，“共问几堂”，指堂审几次，“东海”为徐桐，“木讷”为刚毅。他此时还不知道，杨锐、刘光第等人是不审而诛！直到第二天晚上，八月十五日（9月30日）亥时，张之洞发电黄绍箕：“……叔峤恐系为杨崇伊所潜害，望详加考究。黄遵宪实是康党，都人有议者否？……”此日原本是中秋佳节，张之洞却在悲痛中度过，且以悲为恨而记仇于杨崇伊、黄遵宪等人；且在其极为悲痛之际，竟突然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康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名。又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张之洞又发电为杨锐收尸的乔树枏：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迂。肖岩到否？思永扶柩何日行？如需费，速示。湘水生波，因何而起。漾。”
“思永”，杨锐之子杨庆昶的字。杨锐的棺柩由杨庆昶、杨悦一路送行，由北京经西安至其家乡四川绵竹安葬。至时，张之洞会想到什么，能做些什么？两年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之洞另两位得意门生、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在极端保守派的鼓噪下被杀，张之洞又会想到什么？又能做些什么？这是一条伤痛的河，从这位“忠臣”的心上淌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再度署理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乃捐资起楼，为杨锐纪念，更取杨锐所颂‘忧来豁蒙蔽’句，曰‘豁蒙楼’。”南京城内鸡鸣寺豁蒙楼，成为张之洞所写下的他与杨锐关系极为悲情催泪的浓重一笔。
还需说明的是，唐才常被杀后，康有为极为悲愤，作《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称言：
“杨锐者，张之洞入室弟子，岁馈千金，养之京师，而一切托之者也。杨锐与刘光第之入军机，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张之洞本为新党，自恐不免，乃请杀谭、杨等六人，以求避党祸，其忍于杀帝党久矣。”
相同的说法又见于康此期所作《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逆贼张之洞罪案》等文，称张之洞“电请杀六烈士”。此本是康在政治斗争中的诬词，不足为据，然今亦见有学者引用而信之，失察之误。
在本章结束之际，我还想呼吁各位多多地注意杨锐的信札与电报，现在发现得还太少。这些重要的材料将会一一揭开戊戌变法中的许多内幕。我一直以为，它们有可能还存世，只是因其无抬头、无署名、无日期而未被人所识所重，不知道落到了哪个角落里，静静地睡觉。
附录一陈宝箴之死
宗九奇先生作《陈三立传略》，称言：
据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如下一段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驻（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宗先生据此认为，陈宝箴在庚子年间由慈禧太后“赐死”。宗先生所引的这一条记载本属荒诞不经，然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本是荒诞不经之年，多有荒诞不经之事，且“己亥立储”之后，上海等地也有相应的传闻。此一“赐死”说，也引起了一些论者之关注。但我个人以为，此说过于离奇，似为不可采信。
其一、清代杀大臣是一件大事，须得有明确的谕旨。所谓“密旨”、“密奏”，只是不公开而已，在清朝档案中皆应有相应的记录。此时先被处死的前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吏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前军机大臣徐用仪，内阁学士、总理衙门大臣联元，户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立山，在档案中皆有明确的谕旨。清朝此时档案大体完备，为何查不到慈禧太后或光绪帝“赐死”陈宝箴的谕旨和江西巡抚松寿执行后报告的奏折？且我所见过的各种档案中，也从未见过与此“赐死”谕旨相涉的任何记录。再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日，即陈宝箴之死至松寿作为江西巡抚最后一批奏折到达行在（西安）之日，军机处共19次收到松寿上奏的正折55件、附片41件、附单20件、电奏3件，从军机章京的“摘由”来看，皆无与“赐死”有关的内容。若说是慈禧太后的口谕，没有文字记载，松寿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多年，知道清代制度之严，仅凭着口谕，又何敢执行？更何况当时京、津等地的电报线已被义和团所焚毁，清廷的电旨最初先用“六百里加急”送到保定发出，后又改送到山东济南再发出，有着多道环节，杀张荫桓的谕旨是用“六百里加急”的传统方式送出，何以陈宝箴“赐死”之谕旨能如此不落痕迹？
其二、若说是档案保存不全，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皆是陈宝箴的京中奥援，当为知情者。陈宝箴的官场人缘甚好（与张荫桓相反），又从未担任京官，慈禧太后对他也不太熟悉，何以突然会有“杀机”？且在当时军情危急的情境下，慈禧太后又如何能有时间能有心情来操办此事？若慈禧太后真有此旨，荣禄、王文韶此时因地位下降而不能出手相救也罢，何以至辛丑之后形势大变时，他们仍未进言？荣禄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文韶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们竟然会至死都不进一言？若不便或不敢向慈禧太后进言也罢，何以又未留下相应的私人记载？
其三、陈宝箴若“赐死”，陈三立当为知情者。他于光绪二十六年底返回南京，此事何以不说？若不方便说给别人听也罢，又如何能不告诉刘坤一？陈宝箴与刘坤一同属湘系，关系极好，陈三立不可能不告以真情。民国建立之后，已无政治忌讳，陈三立与沈曾植、梁鼎芬、陈宝琛、沈瑜庆、樊增祥等旧好乃至康有为、梁启超交往甚多，又为何不说？若不方便对旧朋新友说也罢，又何以不对陈寅恪等子孙说？
其四、江西巡抚松寿，以荫生任工部笔帖式，累迁至郎中，光绪九年至十六年任总理衙门章京，出为陕西督粮道、山东按察使等职，其任江西巡抚三年，后又出任河南巡抚、兵部尚书、察哈尔都统、闽浙总督等职，历官甚久甚多。他与京中高官及地方大吏极相熟，何以不说？手下幕客甚众，又何以不记？
其五、“千总”本是一下级武弁，不掌机要，至清末，由于湘、淮军之后的保举大行，很可能只是“衔名”。此等大事，何以竟由一下级武弁的子孙传出？先已言及，若是荣禄、王文韶、刘坤一、沈曾植、梁鼎芬、陈宝琛、沈瑜庆、樊增祥、康有为、梁启超、陈寅恪、松寿等人得知此事，必会有所言说，必会有所记载。真是满朝文武皆不知，密旨儿子不传孙，突有微员子孙出，说出惊天大秘闻。此又让人何以信之？而此说直接露出破绽之处，即是“取其喉骨”之情节。按照当时的律法与观念，“斩”与“绞”本是大有区别，“赐死”更含有“全尸”之“恩”，松寿何以会有如此暴戾之恶行？且清朝“赐死”官员从无“取其喉骨”之先例。《文录》的作者似熟悉民间戏文，方有如此戏剧化的情节描写，熟知清代掌故者自可看出其误。
近日又拜读了邓小军、刘梦溪、李开军三先生之宏文与马卫中、董俊珏之大作，方知此一史事已经开展了讨论。然我个人以为，晚清以降，文献与档案留存甚多，报刊等媒体已经出现，历史研究似应以直接史料为主，“以诗证史”虽可显示解读者的智慧，而在坐实史事上似又显得力道不足。诗之解读，本为主观，一人即可得一解。且此一史事至此已无人世间的一切忌讳，诗人们似也不必以如此曲折之方式来表达己见。史事研究与文学研究不同，古代文献不足与今日记载甚多不同。李开军所引护理江西巡抚周浩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三日（1905年5月6日）的奏折，是一条很重要的证据，再次引录于下：
……陈宝箴钦遵交卸湖南抚篆，率其子陈三立回籍后，闭门思过，追悔异常。陈宝箴业于二十六年在籍病故。臣伏查陈宝箴父子受恩深重，当时情殷报答，过出无心。揆其心迹，尚有可原。况陈三立年壮才长，废弃不无可惜。兹据署藩司陈庆滋、署臬司锡恩会详请奏前来，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已革原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复原衔、已革吏部主事陈三立开复原官，出自逾格鸿慈。除咨部外，谨会同署两江总督周馥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该折的原件及军机处录副件皆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原件上，有光绪帝的亲笔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再查军机处《随手档》，该折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905年5月23日）收到。周浩此处明言“在籍病故”，若是陈宝箴果真为“赐死”，周浩何敢上奏时已如此轻松的笔调奏请“将已革原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复原衔”、何敢言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光绪帝也不会朱批“著照所请”了。顺带地说一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908年1月14日），江西巡抚瑞良再次保举了陈三立，该折于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7日）收到，光绪帝亲笔朱批：“吏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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