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今日中国向何处去，必先读懂革命中国从何处来
《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囊括**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学者杨奎松教授研究中国现代革命的四本经典著作，精装套封配以珍贵插图。作者精心校订文字，并撰写长篇新序，画龙点睛般勾勒四本经典著作的内在逻辑：“革命”。杨奎松说，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我们或可借助杨奎松《革命》四书，一探中国革命的逻辑与辩证。《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囊括顶尖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学者杨奎松教授研究中国现代革命的四本经典著作，精装套封配以珍贵插图。作者精心校订文字，并撰写长篇新序。
在这套集子中辑录的四种专著，围绕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即二十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中国革命。《“中间地带”的革命》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着重讨论的是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国革命，亦即受到强邻苏联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前者侧重于宏观线索的梳理与解读，后者侧重于说明毛泽东个人在其中的经历与作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着重讨论的是中国近代两大革命党，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大陆近三十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前者侧重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总体变化的解读，后者侧重于国共关系史中影响重大的事件说明。
作者简介：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入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1976年因天安门事件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毕业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8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卷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专著十余种，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
目录：
一 “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
二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三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四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
用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放眼海内外没有学者比杨奎松做得更出色了。
——裴宜理（哈佛大学HenryRosovsky政治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主任）
杨奎松是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
——陈永发（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长）
像杨奎松这样，运用那么多高层甚至是不能公开阅览的资料的非常少。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学部委员）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
——《杨奎松著作集：革命》自序
中共革命的成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由来，都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世界的大环境、大背景，及其地缘政治的复杂影响。其中，俄国革命的爆发、毗邻的苏联的作用，日本的入侵，以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意外变动，都直接间接地帮助了中共革命。要想了解共产党在中国的形成，了解它何以会接连遭遇了两度惨败之后仍能东山再起，甚至于最终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就非得了解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及其影响不可。
——《“中间地带”的革命》
我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严格说来并不在于发现历史。笔者自信，本书不过是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深入这段历史，通过有针对性的思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历史叙事而已。事实上，对于许多亲身经历过或熟悉那段中苏两党关系历史的学者和读者来说，本书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有多少是他们过去毫无所知的呢？问题仅仅在于，拘泥于传统的认识逻辑或研究思路，人们过去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而无法了解事情的其他侧面。本书不过满足了读者了解历史的其他侧面的一种愿望。因此，从这一点出发，笔者所以想要回应新的发掘和研究，并不是对进一步在书中发现或重建新的史实有兴趣，而是对新近的研究尚有种种不能满足之处，因而会有进一步阐述自己看法的冲动。不过，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笔者也还是略感宽慰。因为，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印证了本书的基本论点。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前言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而欲求历史之真，又非尽可能全面把握历史的各个侧面，努力深入到各方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认识变化的情况及原因不可。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对历史的把握，难免会如同盲人摸象，使自己永远无法看清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这正是我一直继续高度关注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并尽一切可能在海内外搜集有关国共关系史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史料和回忆口述史料的原因所在。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我唯一想请读者原谅的只是，为了使那些十分珍贵却长期被人忽视的历史文献重新为人所重视，我在书中对于某些我认为有助于说明历史事实的文献资料作了较详尽的引证。当然，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我相信，无论我的这本书的读者是否愿意详细地研究这些资料，在读过这本书之后，都会对当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留下与前不同的印象。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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