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奎松教授**力作。继“革命”之后，杨奎松教授将研究重心转向“建国史”，他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命运变迁上，试图解释和理解他们对时代巨变的认识，以及采取的应变行为。2、对知识分子“集体转向”的再思考。杨奎松教授力图从历史大环境和周围小环境中追索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有宏观认识，也能细致分析当时知识分子在国家力量、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中左支右绌的困境和苦衷。3、完整修订，新增三万余字。杨奎松教授全面查核引用材料，除部分档案外，均按学术标准做了全面修订。此外，还新增三万余字的“余论”，从三位人物身上延伸开去，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知识分子与政治”这个话题的观点。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本书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作者简介：
杨奎松，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前言
第一章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王芸生与19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报》的决心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报》
第三章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一）“非说不可了”！
（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六、结语
余论
征引文献要目
后记（一）
多年前，当我还不曾涉足共和国史研究的时候，就读到过历史学家周一良写的一份很简单的自传。周先生的自传用了一个在我看来十分贴切的标题：《毕竟是书生》。自传出来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批评者大都不喜欢周先生用的这个标题，认为周这是把自己当年加入“梁效”写作组并在其中努力帮忙的原因，归结为天真迂腐、不懂政治的“书生”气，实际上表现出他对自己文革后期所犯错误的一种逃避，没有能做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深刻反省。
我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围绕着周一良先生自传所引起的这番批评，让我马上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惹起过更大范围争论的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瞿秋白留下的这篇并非“多余的话”，中心之点讲的其实也是同一个话题：毕竟是书生。
今天，历史早已迈过了革命年代，甚至连革命两个字都开始不为今人所喜欢。我们的评价系统严格说来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对立了。但是，留给瞿秋白，同样也是留给周一良这些知识分子的空间，依旧是那么狭窄。不要说周一良强调自己的书生气会惹来批评，就连瞿秋白反复解释的自己因书生、文人的温良个性不适宜从事政治斗争与阶级革命的说法，也还是会被潜伏在多数人血液中的革命的价值观所排斥。爱他的人宁愿把他供上神坛，也不愿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样，混迹于“随便一个小市镇”里，变成满足于“求得一口饱饭”，“在余暇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的逍遥自在的小教员。
这对瞿秋白，同样对周一良这些历经挫折、苦难和种种错误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爱好、定位以及生命价值之所在，悔都悔不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实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二）
政治，无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好坏优劣，总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和运行法则。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并处理公众事务的过程和行为。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扯上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瞿秋白和周一良的个案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适合于参与政治，更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注定会变成“政治动物”的。何况一旦真的被动地变成“政治动物”，被这个党或那个党拧在永远不停地向前运转的革命机器的某个部件上，哪怕是像瞿秋白那样，被拧在了最核心的发动机上，日复一日地碰撞厮杀，一个充满了人文情怀和书生气的读书人又如何能不感到“疲惫”和“乏味”呢？
坦率地说，政治理应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热衷于用权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书生，放着自己喜欢的学问或擅长的文学不做，放着自己爱的人不能去爱，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
读早期中国革命党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几乎共同的规律，那就是，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这一百年，中国和世界上的变化太大了。像古代社会读书人那样，躲在乡间传道授业，品酒吟诗，含饴弄孙，早就不可能了。越是读书人，就越是要走到外面去，越会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冲击，越容易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越是容易被异族的欺侮和侵夺而刺激。
但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其帷幕的。进入20世纪更直接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因此，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就成为了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激情竟逐渐变得可有可无，甚至会让信奉“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政治家们感到讨嫌了。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最终所以会只剩下国共两党鼎足而立，国共两党中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骨干所以会纷纷让位于党内实际上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几乎不可避免。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不错，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忍不住的“关怀”——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别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三）
对于我来说，研究知识分子个人历史，只是研究中共建国史方方面面问题中的一方面尝试。因此，我的研究和讨论，既不在为人立传，也不在研究某人的什么“思想”，更无意对我的讨论对象做盖棺之论。我只是把他们放到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以及他们周遭小环境变化的背景中，意图考察并理解他们对这世道之变从个人的角度是如何去认识、去适应，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大相径庭的适应方法及其不同的结果。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我们已经不再能满足于像过去人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至少，老派知识分子中有陈寅恪、吴宓，中年知识分子中有董时进、周鲸文，共产党知识分子中有顾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林昭、林希翎……
当然，本书考察的人物都算不上是上面那样的另类知识分子。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理当属于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主流知识分子中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是同样的。即使在绝大多数政治上认同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当中，思想认同的原因、过程和程度，其实也是千差万别的。比如，王芸生就属于政治上、思想上认同较早的那一批人；潘光旦政治上的认同则不很顺利，思想认同更费了不少力气，但认同以后却未再动摇；张东荪政治上认同应该最早，而思想上的认同在三人中却最表现得最为困难，且被迫的成分远多于主动的成分，故其至死与共产党在思想上也未能真正合拍。
值得注意的是，对共产党新政权的认同，尤其是思想认同的早晚及程度，对他们个人在1949年以后的际遇和命运影响十分明显且重大。
十几年前，许纪霖曾经针对海外较为流行的1949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是因强制洗脑被迫政治转向的说法，依据史实指出了相当多知识分子其实是自觉要改造思想的情况。他认为，像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等人自主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民族、国家的由衷的热爱。因为不满旧中国的屈辱与旧政权的无能，他们张开双臂拥抱了作为民族、国家的解放者降临的共产党和它所带来的一切新思想、新观念。可以肯定，这种历史解读至今仍旧适用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
但是，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呢？比如这种解释显然不适用于大批流亡海外或转去台湾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钱穆等。同样，它也不适用于留在大陆，内心里始终不认同新政权的陈寅恪、吴宓等。甚至，即使在著名的历史学家中，我们也会发现许多人的考虑并不像搞形式逻辑的金岳霖那样单纯，比如邓之诚、顾颉刚等。而且，纵使爱国的心相通，也不等于能够与共产党合得来，自然科学家竺可桢与束星北就是两个各走极端的例子。
本书无法回答这样宏大的问题，但让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张东荪、潘光旦和王芸生吧，看看他们1949年前后的思想转变具体是如何发生和怎样发生的吧。多一些个案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肯定会让我们多明白一些因为人这样或那样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许多许多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即使它在某时某刻会变成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大兵营或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动物家园，这种不同其实也还是消灭不了的。人既然有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之别，既然没有哪个人会和另一个人长得分毫不差，我们又如何能要求人人都一样思想和行为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