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近10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苏共亡党进行更加系统精深的研究，畅销书《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黄苇町再出新著。2001年，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十多年来畅销不衰。十二年过去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人们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关注和思考却从未停止过。著名反腐专家黄苇町继《苏共亡党十年祭》后推出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将极大地满足社会各界读者的需求。
较之“十年祭”，《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对苏共败亡教训作了更加系统精深的思考：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只有科学、深刻地反思，以史为鉴，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作者以深刻的分析和思辨能力，对照前苏联和中国当前及世界形势，全方位解读和研究苏共的失败，同时也是寻找我们党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执政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黄苇町，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中国经济学家。1947年生，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1982年调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做编辑工作，撰写思想评论。1985年任红旗杂志社事业部主任。现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的消费之谜》、《中国的隐形经济》、《世上有真情》、《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等。曾获“全国首届十佳经济读物”奖等5个奖项。作者多次应邀出国讲学，《中国的隐形经济》等三种专著已被译成英、日、韩、德等多种文本在国外出版发行。
目录：
自序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第一篇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一涨价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二工人阶级不再留恋“工人国家”
三69年—6年9个月—69个小时
四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五“上街的是自己，上台的是别人”
六百年回首话当初
第二篇三十功名尘与土
一“新经济政策”夭折和强推农业集体化
二总路线、工业赶超和农业公社
三大饥荒带来的党内论争
四“大清洗”——不忍卒读的一页
五理论扭曲与权力集中
六党内自残的恶果自序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第一篇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一涨价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二工人阶级不再留恋“工人国家”
三69年—6年9个月—69个小时
四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五“上街的是自己，上台的是别人”
六百年回首话当初
第二篇三十功名尘与土
一“新经济政策”夭折和强推农业集体化
二总路线、工业赶超和农业公社
三大饥荒带来的党内论争
四“大清洗”——不忍卒读的一页
五理论扭曲与权力集中
六党内自残的恶果
七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三篇苏共错失的几次重要发展机遇
一沉醉胜利，错失改革开放良机
二社会振荡使改革“欲速则不达”
三“布拉格之春”导致的“急刹车”
四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
五油价暴涨助长了不思进取
六代际更替沦为改朝换代
七京城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第四篇谁绑架了改革？
一赫鲁晓夫“对干部不负责任”被赶下台
二柯西金得罪强势集团被迫辞职
三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四勃列日涅夫——传统体制的化身
五执政能力和人才的枯竭
第五篇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
一人心被叶利钦带走了
二特权的最大危险——和人民的困苦隔离
三国因家破、国破家亡
四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却说是人民的声音
五他们是为了自己可以背叛一切的人
六再看今日之俄罗斯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互联网十年变
附录二我读黄苇町的《我的爷爷奶奶》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起来的。1985年3月，刚刚就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前往乌拉尔山以东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视察工作，对全程陪同的时年53岁的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的果断能干和改革魄力留下深刻印象。他视察结束一个月后，便将叶利钦调入莫斯科任苏联建设部长。5个月后，叶利钦又被火箭式地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当时谁都不会想到，后者会成为苏共和苏联这个大党和大国的掘墓人。
莫斯科人很快发现了新任市委书记与他所有前任的不同。他不像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样不苟言笑，语速缓慢，沉稳中透着傲气，让人敬而远之。他看起来更像个率性而为、在酒桌上无话不谈的爽快汉子。为了体察民情，他经常微服私访，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电车或者地铁，了解居民出行的情况；一会儿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查看城市食品供应情况和医院服务情况，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便把莫斯科搅得满城风雨。
针对当时日用消费品紧缺的状况，叶利钦筹建起一批食品、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并公开向民众许诺，将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诸如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等老大难问题。他逛商店时发现有的商店经理私藏货物到黑市卖高价，就亮明身份当场予以免职。年过半百的叶利钦，甚至还不时下车间与小伙子们一起装卸货物。有人还在购买副食品的长队中，惊讶地发现了裹着厚厚的呢大衣、围着毛围巾、在雪后的街道边默默地跟着前面的人挪动脚步的市委第一书记的妻子——按照内部供应制度，作为排在苏联领导人前几十名之一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同时又是首都最高首长的家人，她完全不必排队，甚至不必出门，就可以派服务员或司机，开车到全市最好的特供商店去，简单地在记账单上签个名，就能把各种进口的美味佳肴直接装运回家。
叶利钦特别重视和善于利用正在开放的舆论工具。莫斯科首批关于改革的报道之一，是在电视上直播了查处公车私用的报道。一个周末，在通往乡间的大道上，从城里开来的黑色的“伏尔加”牌公车受到拦路检查。查明其中大部分乘客并不是去办公事，而是去别墅。面对从车里走出的仓皇失措的体面男子，军官在电视台记者的摄像头前建议他，今后在类似的情况下乘电气列车。随后莫斯科就出台了一项政策——减少公车数量，领导人的妻子、亲戚不得将公家的汽车用于私人需要。第一书记本人也象征性地乘坐公共汽车上班，为其他人树立榜样。他还向“特供点”“专门医院”疗养院等发起进攻，他下令取消了莫斯科市的高干特供商店，建议莫斯科党的机关干部回忆“列宁的朴素生活”，像所有普通苏联人一样生活。而同在莫斯科的属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各部门管理的这种商店就有100多处。
后来叶利钦在《我的自白》中是这样揭露苏共上层的严重特权现象的：“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他认为，要改革首先要消除这些特权现象，叶利钦公开号召首都新闻界将其曝光。一时间，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报》、莫斯科电视台的社会专栏里汹涌澎湃，形成一股内幕报道热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叶利钦认为，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他们能直接看得到的高级干部的食品特供、公车私用、保健医疗、专门服装加工部和剧院为领导干部预留座位等做法。这些尽管都是小事，但在他之前，还从未有人敢于触动这些党和国家的“内部待遇”。可他这样做了。当时的考虑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场斗争的见证人”。从这些问题入手，可以使他迅速获得那些没有特权，并经常感受到特权妨害的普通人的政治支持。
叶利钦首先选择苏共领导干部的“特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他的提携者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也曾批评过特权现象。
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应该从自身做起。宴会、礼品、招待会——我们曾鼓励所有这一切，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各级领导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基地，他们的妻子连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个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内部供应商店，在那里分配着进口商品。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错。
感谢上帝，我们自己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切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看到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对苏共干群关系和领导干部形象造成的严重损害，如果他上台后能够积极、稳妥地采取措施，动手逐步消除这些特权，是可以在群众中为他的改革政策赢得很多加分的。但戈尔巴乔夫讲归讲，并没打算真的马上动手去做。他能够当上苏共第一把手，就与担任“疗养院书记”期间，能够精心地为领导人提供特权享受而获得青睐分不开，他知道触动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叶利钦一上台就在莫斯科把“反特权”搞到如此大张旗鼓，甚至凤声鹤唳的地步，打乱了他的改革全盘计划。这样做尽管使改革派的形象迅速得到绝大多数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认可，但在党的领导层中却引起轩然大波：这个从斯维尔德诺夫斯克来的乡下人到底要干什么？他怎么可以为了沽名钓誉而打破几代人传下来的老规矩，威胁所有人的利益呢？是谁在背后支持他？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每个领导干部正常的家庭生活，还会直接损害他们的地位和尊严——如果要求每个领导干部也都加入大街上冻得前胸贴后背的普通人的长队的话。对叶利钦这些“出格的”政治秀，首先感到恼火的是戈尔巴乔夫。当自己的改革急需排除种种阻力、争取各级领导干部支持时，他不希望叶利钦一下子把领导层所有人都得罪完。而且，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使叶利钦在风头上甚至盖过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成为媒体聚光灯和摄像镜头无可争议的聚焦点，也使总书记从内心感到不快。因此，当莫斯科的地方媒体对叶利钦的这些举动报道得热火朝天时，苏共中央的媒体却悄悄地减少甚至停止了这类报道。因为真理报总编辑接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对叶利钦的报道要“淡化处理”，《真理报》不要鼓动叶利钦去进行他的“煽情行为”。令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央媒体对叶利钦明显的视若无睹甚至抵制，反而在“逆反心理”很强的社会氛围中，帮助他树立了与“官僚集团”斗争的“反特权”旗手形象。有关叶利钦的事迹在民众中口口相传，使他很快成了莫斯科乃至全苏联的传奇式人物，并被赋予英雄般的品德。
叶利钦所触动的的确是苏联领导干部的核心利益之一——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的各种公开和隐蔽的特权。不过,当时享有特权的人数较少，对群众心理的冲击还不是很大。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使得缺乏安全感的领导干部也不敢肆意妄为。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对干部特权制度的“十次打击”，特别是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领导干部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也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特权阶层。但等级特权既然已成为合法制度，就潜藏着蔓延的危险。罗·亚·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说：“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而苏联现实的体制机制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在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僵化和干部队伍高度稳定；另一方面由于腐朽思想对干部队伍的侵蚀及党内外长期缺乏民主监督，“特权阶层”终于形成。“特权阶层”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集体农庄的绝对领导权，是自己权力所及范围内的“老大”。第二，他们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他们不以享有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第四，他们还盘根错节、拉帮结派，联合起来反对任何有损自己利益的实质性改革。第五，他们已经拥有现行体制下能够得到的一切，因此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共和苏联，但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才为后来的改革夭折和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如果说，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在苏联的政治机体中，实际上存在两种形式的腐败。一种是明显非法的腐败，包括利用手里掌握的公共权力贪污受贿、走私、侵占国有资产等要受到苏维埃法律追究的行为。另一种是貌似合法的腐败，就是利用手里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制定各种超过履行公职需要的特权。什么是履行公职需要的合理的特殊待遇，什么是超过需要的特权？很难细分。但有两种做法明显属于不合理的特权，人们是有共识的。一种是把特殊待遇“泛化”，为了使自己和一般群众隔绝开来，而把这种“身份性消费”延伸到所有的消费领域，出现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完全“双轨制”的消费。另一种就是把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不合情理地全面延伸到他们的亲属子女身上，进而发展到后者可以借此谋取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和长远利益，甚至进行资本积累。
叶利钦选择“反特权”作为他实现政治抱负的突破口，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公开性”日益深入人心，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物质匮乏、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官僚阶层的各种特权越来越反感，而叶利钦的每个不同凡响的举动，都可以通过媒体得到充分放大，把他推向镜头的中心，进而发展到他的“政治秀”也不断升级。在中央全会讨论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也对讲稿挑了一通毛病，提了20多条修改意见，其中包括对苏联过去70年历史的基本评价和党的现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则性问题。他特别提出尤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于是，一个充满斗争性的“热血中年”的形象在叶利钦身上跃然而出。对叶利钦来说，这么做并不奇怪，但没想到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失态的：从没人敢这样批评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破坏“规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愤，争先恐后发言抨击叶利钦。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称“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全会当场决定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后来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被降职为部长级的国家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大家亲眼看到戈尔巴乔夫度量太小，此后身边的人再没有敢讲话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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