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季羡林、汤一介等著名学者隆重推荐◎西方学者称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台湾学者誉之为“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全书阐释人类110多个世纪历史，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领域，极具可读性。 《世界文明史》有五大特点：（1）它是一部个人专著，而与众手编纂有别；（2）它是一部“文明大典”，而与一般的史书有别；（3）它是一部颇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著作，而与“流水账”式的史书有别；（4）它是一部流畅优美的“故事”总集，而与纯粹学术的呆板文风有别；（5）内文有近千幅精美插图。
《世界文明史（全11卷）》是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化史专家威尔杜兰特历时四十余年写就的旷世巨著，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荣获196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77年自由勋章奖。这套书总共11卷，记载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文明成果，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极具可读性和收藏性。奥斯卡王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创造历史，却很少有人能记录历史。”杜兰特这两样都做到了。《世界文明史》绝对不是有关历史的时间、人物、事件的一种堆积，与纯粹学术的呆板文风完全不同，它是一部流畅优美的“故事”总集。杜兰特以文明的流变作为考察历史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横跨诸多世纪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图景。 世界文明史（全11卷）》包括：
◎《东方的遗产》
◎《伏尔泰时代》
◎《恺撒与基督》
◎《理性开始的时代》
◎《路易十四时代》
◎《宗教改革》
◎《希腊的生活》
◎《文艺复兴》
◎《卢梭与大革命（上下册）》
◎《拿破仑时代（上下册）》
◎《信仰的时代（上下册）》
作者简介：
威尔杜兰特（WillDurant，1885―1981），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1968年）和自由勋章（1977年）获得者。他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哥大博士学位。1926年，他出版了《哲学的故事》，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随后，他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广受好评的重要著作——11卷的《世界文明史》。终其一生，杜兰特都热情致力于将哲学和知识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威尔·杜兰特夫妇共同撰写了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该书使他们成为当前最著名的通俗哲学史学家、历史学家。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体裁新颖，说理充分，雄辩有力，见解独特。……此书真正的精华在于它如何叙述当代人的思想，这是一本值得大力推荐的好书。
——《纽约时报》
值得称道的不仅有写成这本书所做的大量研究，还有该书流畅的风格，特别是杜兰特先生言简意赅地表达能力和对伟大时代的敏锐鉴赏力。
——《纽约客》
他的叙述高潮迭起，戏剧性强，他的风格流畅而富有机智。正因为这些突出特点，再加之本书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所以我们极力推荐，此书值得珍藏。
——《图书馆杂志》
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地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他成功了，我很敬佩他。威尔·杜兰特夫妇共同撰写了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该书使他们成为当前最著名的通俗哲学史学家、历史学家。——《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体裁新颖，说理充分，雄辩有力，见解独特。……此书真正的精华在于它如何叙述当代人的思想，这是一本值得大力推荐的好书。——《纽约时报》值得称道的不仅有写成这本书所做的大量研究，还有该书流畅的风格，特别是杜兰特先生言简意赅地表达能力和对伟大时代的敏锐鉴赏力。——《纽约客》他的叙述高潮迭起，戏剧性强，他的风格流畅而富有机智。正因为这些突出特点，再加之本书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所以我们极力推荐，此书值得珍藏。——《图书馆杂志》 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地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他成功了，我很敬佩他。——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季羡林 私家撰述，见识超凡。以一人之心力撰成史学上一大巨构：耗四十年光阴，终成一家之言。与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可谓前后辉映，中西媲美。——北大教授著名学者汤一介拿破仑时代（上） 第一部 法国大革命 第一章 ｜ 革命的背景（1774-1789） 法国人民 在欧洲，法国是人口最稠密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780年时，俄国有居民2400万，意大利1700万，西班牙1000万，大不列颠900万，普鲁士860万，奥地利790万，爱尔兰400万，比利时220万，葡萄牙210万，瑞典200万，荷兰190万，瑞士140万，丹麦80万，挪威70万，而法国人口为2500万。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且意趣盎然的城市，居民约650万。法国人民分为三个等级或阶级（身份）：教士，约13万人；贵族，约40万人；余下的皆为平民（theTiersétat）。经济方面不断好转，但政治上却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三阶级，尝试要取得与他们增长中的财富相称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地位，由此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每一阶级又分为子群或层，以致每一个人均有自己心目中的归属人群。最富有的阶级是教会的教阶组织——枢机主教、大主教、主教与修道院院长，而地方上的牧师与副牧师则最穷。这里经济因素超越教义界限，在法国大革命时，阶级较低的教士与民众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上级。修道院生活已失去其吸引力，在法国，圣本笃（SaintBenedict）教团的僧侣人数，由1770年的6434人，减至1790年的4300人。几个不太重要的修道会，在1780年前被解散，耶稣会（SocietyofJesus）则早已于1773年时解散。一般说来，宗教在法国城市内衰退了，许多城市的教堂一半是空的。在农村中，异教徒习惯和古老迷信积极地与教会的教义及仪式展开竞争。不过，修女仍然积极献身于教育与看护，并且受到富人与穷人的一致赞誉。即使存在对基督教的怀疑，仍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小孩与男人，以敬神求其生活免受命运的打击而获得安逸，借圣人的事迹来满足他们的想象，用宗教节日来缓解连续工作的劳苦，并且想从宗教中寻找一种打破困惑与拯救绝望的镇痛剂。政府之所以支持教会，是因为政治家都承认：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牧师能给予他们不可缺少的帮助。依他们的看法，人类禀赋的不相等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财富分配不均，因此，为了资产阶级的安全，必须维持温和而谦恭的公议，用以补偿穷人对天堂的向望。这对法国意义甚大，因为以宗教为支撑的家庭，仍然是政府兴衰、国家安危之基础。此外，牧师谆谆教诲信徒信仰国王的神圣权力，鼓励他们服从这个地位与权力的天定旨意，而国王也觉得这种神话对维护统治秩序很有助益。因此，他们几乎将各种公共教育都留给天主教教士。当新教在法国的成长威胁到国家教会的权威与利益时，“胡格诺派”（Huguenots）便被无情地驱逐了。为感谢天主教士们的服务，政府允许教会从每一个教区收取什一税及其他所得，允许他们从事遗嘱的制作——催促将死的“罪人”购买可去天堂的赎罪券，作为交换，罪人们把自己俗世的财产遗留给教会。政府免除教士的赋税，遂时常从教会收到丰富的“自由捐赠”。由于被赋予如此众多的特权，教会在法国积聚了数量很大的土地——总计为1/5的国土，并且将这些当做封建财产来管理，征收封建税。教会将信徒的捐献转换为金银装饰品，比如镶在皇冠上的珠宝，那是历来对抗根深蒂固的通货膨胀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樊篱。许多教区的教士，由于教会盘剥什一税，竟失去了教区的收入，只能工作于虔诚的贫穷中，许多主教却生活得舒适优裕。高贵的大主教还可以远离他们的教区，出入于王宫中。当法国政府濒临破产之际，按照塔列朗（CharlesMauricedeTalleyrandPéigord，17541838）估计，法国教会却享有1.5亿利维尔（livre）的年收入。负担纳税的第三阶级，对政府没有迫使教会将它的财富供与分享而深感诧异。当“不信仰”的文艺散布开来时，数以千计的中阶层市民与数以百计的贵族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并且用哲学上的冷静态度旁观大革命侵袭那些神圣的设防的囤积物。贵族阶级隐约发觉到自己失去了许多一直赖以为生的特权：他们最骄傲的贵族才能佩带的剑，曾作为军队的防卫物、经济的“指挥者”与农业社会的“司法首领”。但是这些权益大多数被黎塞留（ArmandEmmanuelduPlessis，DucdeRichelieu，15851642）与路易十四（LouisXIV）统治下的中央集权权力的实施所取代。许多领主居于王宫，并不在意他们的领地。在1789年，他们服饰华贵，风度优雅，而他们的平易亲切，让人很难想象他们拥有全国的1/4土地，并有丰足的封建税收收入。他们中较古老的家庭自称为贵族阶级，他们的血统可追溯至5世纪时征服并重新命名高卢（Gaul）的日耳曼法兰克人（GermanicFranks）。1789年当德穆兰（CamilleDesmoulins，1760-1794）称大革命为迟延已久的种族报复时，他利用这种自豪来对抗外来的侵略者。实际上，大约95％的法国贵族是渐增的中产阶级与凯尔特人（Celtic），他们的土地和头衔，与中产阶级新的财富和伶俐的头脑合为一体了。新兴贵族——穿长袍贵族——大约包括4000个家族，其家长由于被指派了司法或行政的职位，因而自动地享有贵族身份。当大多数这种职位被国王或他的大臣们出售而为国家增加收益时，许多购买者认为以温和的索贿手段重新收回他们的支出已有了保证。“当政者贪财”，在“法国十分猖獗”，这样的言语，只是不利于濒临灭亡政权的成百抱怨中之一种。这些官衔与阶级有些是世袭的，当持有者加倍，特别在大理院（Parlement）或各地区的法院中他们的自傲与权力增加至1787年的顶点时——巴黎的大理院要求对国王的敕令有否决权力，以时间而言大革命开始逼近了。在《什么是第三阶级》（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1月）中，作者西哀士（AbběEmmanuelJosephSieyés）提出并解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第三阶级——最主要者。直到现在它是什么情形——无足轻重。什么是它想要推出的——重要人物。在尚福尔（Chamfort）的修正中，最主要者包括：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及它的10万户家庭与它的许多阶层——银行家、代理商、企业家、商人、经理、医生、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新闻界（第四“阶级”，或力量）和小民（有时称“人民”）——包括城镇的贫民与商人，在陆上或海上的运输工人和农人。中上阶层掌握并支配正在增大并扩张中的势力：可流动货币与其他资本的力量，与静态的地产或衰微的宗教信条展开积极的竞争。他们投机于巴黎、伦敦与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证券交易所，并且，依照内克（JacguesNecker）的估计，中上阶层已经控制了欧洲一半的货币。他们以贷款来资助法国政府，如果贷款与费用不能偿付，则以推翻政府作为威胁之手段。他们拥有或经营着法国北部迅速成长的矿业与冶矿业，里昂（Lyons）、特鲁瓦（Troyes）、阿布维尔（Abbeville）、里尔（Lille）与鲁昂（Rouen）的纺织业，洛林（Lorraine）的铁工厂与盐厂，马赛（Marseilles）的肥皂工厂，巴黎的制革业。他们经营着正在取代过去手工艺工厂与同业公会的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欢迎重农主义者的理论，因为自由企业较传统的工业规约与国家的贸易更加刺激与有生命力之故。他们资助并筹划由原料到制成品的转换，并将这些成品由生产者运至消费者，使双方均获得利润。他们得益于欧洲最好的3万英里道路，但是，他们公然抨击法国对道路与运河征收的通行税，以及由各省不遗余力地维持着的度量制度。他们控制商业，使波尔多（Bordeaux）、马赛与南特（Nantes）富足；他们组织如英德斯与伊沃克斯这类庞大的股份公司；他们将市场由城市拓展到世界，进而通过这种贸易使法国发展为仅次于英国的海外帝国。当发觉到他们——而非贵族——是法国渐增财富的创造者时，他们决定与贵族及教士均等地分享政府的利益与职位，竞争在法律上与王宫内的地位，涉足所有法国社会上的特权与恩赐之途径。当罗兰夫人（MaronRoland）——高尚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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