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作品。
2.《革命年代》这本集子所收的是高华1988年至2008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而文章的内容则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3.大量的珍贵材料、历史大家的独特视角和通俗流畅的语言将我们带进被遗忘或者被拒绝记忆的角落。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高华教授的《革命年代》重要的启示实际上是告诉读者用怎样的姿态去面对我们和其他人的过去和未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国内第一部著作。
在革命的背景下，在革命的名义下，历史风雷激荡、扑朔迷离。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历史大家的独特视角和通俗流畅的语言将我们带进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解放后的继续革命洪流中被遗忘或者被拒绝记忆的角落。
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高华教授的《革命年代》最重要的启示实际上是告诉读者用怎样的姿态去面对我们和其他人的过去和未来。
作者简介：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等。
目录：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南京十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
“太子”孙科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
--兼论孙科的“多变”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孙科的晚年岁月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南京十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
“太子”孙科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
--兼论孙科的“多变”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孙科的晚年岁月
革命词语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
“新人”的诞生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革命女性陈琮英
时代遄流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能不说丁玲？
初读《杨尚昆日记》
读《七律·有所思》
观察与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小人物，大历史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
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
反思中的开拓
--茅家琦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见解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
后记
前言代前言：他用小故事讲清了大问题
杨奎松
一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血，他家人说，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时，时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老师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代前言：他用小故事讲清了大问题
杨奎松
一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血，他家人说，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时，时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老师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二、我要知道这是不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凯平他们希望的这件事情，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者，我非常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险，太多外人的探视，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危险。做家属的，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当凯平第二天来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望他了解。我说：“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离去。
二
接到凯平的来信后，我就开始联系去南京探视的事情。高华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很洪亮，他还在关心那个准备跟他读学位的学生，“你来，我正好可以和你说说那个同学的情况。”
由于华东师大这边的几位高华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须要协调时间，而大家的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还是我们前次探视时的几位：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和我，仍有一两位教授因事当天无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华同我们上次探视时几乎没有两样，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据他和太太讲，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况，这次住进来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问题，出现了黄疸，连输了三次血之后，黄疸已经明显消退了，目前的治疗主要是保肝，即设法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仅住过院，出过黄疸，而且一度还发展到病危的程度，当时浑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层黄色粉末，一碰都会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华当时黄疸的情况，真的觉得他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会时，太太曾给高华拍过几张很不错的照片，这次来的时候，太太特别要求过来再拍几张，为高华做一个相册送给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华，我还是多少有点犹豫，因此小声问高华的太太小刘“能和高华合个影吗？”
没想到高华听到了，大声说：“可以。”说着，便侧身要坐起来。我连忙问：“行不行？”高华笑得很开心，说：“没问题。”他接着指挥小刘把床头摇起来，后面塞上枕头，挺直身子坐起来，并且一边叫小刘帮他把头发梳好，一边对小刘介绍我太太说：“她技术很好的，非常专业。”开始拍照时，他还特别叮嘱道：“不要把被子照进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张，太太都会拿相机的显示框显示给他看，他总是赞不绝口地给予肯定。他特别叮嘱我太太，记得把香港会上的照片一块发给他看。小刘也再三说：你们回去从电脑上把照片发过来就可以了。
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和高华握手道别。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离开病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比来时都多少有些兴奋。以至于小刘送我们到电梯口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问小刘大夫私下里是怎么说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视过高华后，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参加《看历史》的一个颁奖晚会上，见到了高华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负责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时没有见到过高华了，因此她向我仔细地询问了我高华的情况，并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感到宽慰和高兴。然而，她不经意间讲出的一句话却让我非常吃惊。她说：这次高华住院后大夫曾估计说，高华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凯平月初来信所言并非高华学生的猜测，而是有大夫讲过这样的话。想到当年住肝病医院时，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两位病友，前两天还好好的，过两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想到高华夫妇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点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计划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赶快加工冲印高华的照片并订做相册。太太忙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日一早，我们就叫了快递员上门，准备抓紧把相册发出去。
上午9点刚过，快递员按响了门铃，而我书房里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叫太太去开门，自己进书房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是高华的学生，高华老师……去……”我的头“嗡”了一下，没有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听到里面说：“30日上午举办告别仪式……”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册交给快递员，一时间变得不知所措。
放下电话，我在书桌前闷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高华那俊逸方正、微微带笑的面孔，更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些什么：没有把他未发表的思考录下来；没有让他看到他特别想要看到的照片……
说到高华的病，我内心里最感纠结，甚至会感到愧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高华的工作调动问题。
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攘攘，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东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东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东师大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东师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东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东师大、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东师大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问题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的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六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谓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三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故。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青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高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他在生活中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他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那样锋芒毕露……
他的著作，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如果高华先生活到八九十岁，他的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两方面，他都领风气之先。他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
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高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他在生活中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他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那样锋芒毕露……
他的著作，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如果高华先生活到八九十岁，他的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两方面，他都领风气之先。他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
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高华兄是对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当代学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写作，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与高华有数面之缘，我曾经专程到南京他家中采访过他，很有自己坚持的一位学者，为做学问折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齿与谄媚逢迎者为伍的风骨令人尊敬。
杨锦麟（香港卫视执行台长）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它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幺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1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干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2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幺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3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4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联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1840—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1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一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一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倔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兴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大约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60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商会、科学社、各种学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层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干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报纸。在20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5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
首先，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无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已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的控制、外国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境”，6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的联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于困境，7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它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并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8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它社会群体带到了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政治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地融汇现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运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面貌。毋腐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索，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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