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自1991年第1版面世后，曾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学术著作奖”，被读者誉为“文字工作者必备选之书”。2002年本书第二版出版后，市场反响强烈，加印不断。《读书》《博览群书》《文汇读书周报》等媒体先后载文评介，称其“考论详赡，极具学术价值”，是“语言文字之祸*有影响之专著”。此次推出第三版，除对原书中的少量差错进行了修订外，作者加入了新的研究成果，补充了部分反面和边缘内容的史料，以帮助读者扩大了视野，加深对文祸事件的认识。内容简介
一部文祸史，几多辛酸泪。一部从先秦到晚清3000余年的文祸通史800多中国历代文人因言获罪警世录：话不要乱说，字不能乱写。·刀能杀人，人尽皆知；笔能杀人，人未尽知
作者简介：
谢苍霖（1947—2006）著名学者，教授，国内权威的“文祸”研究专家。《三千年文祸》为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万芳珍（1950—）南昌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南昌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谢苍霖先生之妻。与谢苍霖先生共同完成《三千年文祸》，并在谢苍霖先生去世后继续《三千年文祸》的修订工作。
目录：
”部分的文字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如“明代文祸泛录”改为“明代文祸杂存”；“金元文祸”一节增改为“辽金元文祸”，增立“辽国事件”小目，“金朝文祸”、“元朝文祸”分别改为“金国事件”、“元朝事件”。三是增补引用材料190多条，以先秦、秦朝、宋、明、清时期的居多，均在三四十条，多为丰富案例，辅助评论，也有初次加入的案例，如增立的“辽国事件”小目下，重点增补辽道宗时“懿德皇后《十香词》冤案”。增补的材料，先生生前多已抄附，均照录，仅提供索引的，由我查录补入。四是明代“王阳明学术之禁”小目下，有涉及何心隐案的一段，先生曾武断认为《明儒学案》没有他的生平思想介绍，实际不然，这次重点做了修正。少数案例，在查阅到更多资料后，先生留提示需稍作改写而未及改的，由我作了必要改动。五是增加了若干注释，如棋艺九品、名家论崔鸿史祸、“莫须有”、“元祐党人碑”及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典故等，另补充了10余条史料的注释内容。本书第三版得到江西高校出版社邱建国主任、孙浩洲副主任的高度重视，往复磋商。程顺祥编辑组稿时为联系上我费尽周折，并从编辑角度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为出版此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劳，并致谢忱。万芳珍2015年6月序
翻开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史，不难发现大部分帝王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制造过文字狱案，或曰文祸。谢苍霖、万芳珍教授伉俪合著的《三千年文祸》，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桩桩文祸，介绍了这些文祸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揭示了历史悲惨的一面。这些文祸，残害了多少有远见、有思想、有学识、有才华的志士仁人，既压抑了文人的创造力，又摧残了民族的生机，从而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文祸呢？究其原因，根子还在于专制统治。
在封建帝王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都要臣服于专制王权的统治，否则就要受到惩处。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部分文人的悲惨命运、历史前进的艰难旅程及专制社会的体制弊端。
从触犯文祸的类型来看，一部分是官场文人。这类人饱读诗书，身居一官半职，为了功名利禄，或因言语得祸，或因作品得祸，或因政见不同得祸，有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序翻开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史，不难发现大部分帝王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制造过文字狱案，或曰文祸。谢苍霖、万芳珍教授伉俪合著的《三千年文祸》，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桩桩文祸，介绍了这些文祸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揭示了历史悲惨的一面。这些文祸，残害了多少有远见、有思想、有学识、有才华的志士仁人，既压抑了文人的创造力，又摧残了民族的生机，从而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文祸呢？究其原因，根子还在于专制统治。在封建帝王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都要臣服于专制王权的统治，否则就要受到惩处。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部分文人的悲惨命运、历史前进的艰难旅程及专制社会的体制弊端。从触犯文祸的类型来看，一部分是官场文人。这类人饱读诗书，身居一官半职，为了功名利禄，或因言语得祸，或因作品得祸，或因政见不同得祸，有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写却以“腹诽”罪得祸。汉代的马融、颜异及宋代的苏轼等人便是这类学者的代表。第二部分是民间文人。他们读了书，但未入仕，没有参政，寄居乡间，或以祖业为生，或以教书糊口。虽无官禄，但属于社会贤达，享誉一方。他们之中不乏学识渊博、有真知灼见的大学问家。按照常理，这些文人远离“庙堂”，应该没有“文祸”了吧？但事实并非如此。历代均有荼毒布衣文人的案例。原因也不复杂，他们虽为布衣，却认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关心天下、批判现实统治、批评王朝政治的行列，这就免不了犯忌。只要违背了帝王的意志，加上小人的挑拨离间，照样杀无赦，如北宋的欧阳澈等。第三部分是隐士文人。他们博览群书，看破红尘，不求闻达，远离尘世，躲进深山，企图以避世的方式研究学问、写诗作画，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但事实上也逃脱不了帝王专制统治的罗网。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软硬兼施，把他们卷进官场，使其失去独立的人格，失去行动的自由。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特例。那时社会处于转型之际，中央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较弱，文人言论的空间较为宽松，故几乎没有什么文祸。尔后，秦始皇当政，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直到清末，近三千年，文祸不断，其轨迹可以说是“两头重中间轻”。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文祸的案子相对少些，处理也轻些，杀人较少。这与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相关。唐宋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高峰，这也就造成了唐宋帝王的德政，仁厚、宽容，文化氛围比较宽松。尽管文人不大听话，时不时地冒犯君威，但杀头的不多，大多数也就贬谪放逐罢了。武则天看了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檄》，虽被骂得体无完肤，也只付之一笑，还夸其有宰相之才。宋朝文祸较唐朝多一些，但还比较尊重文人，宋朝初期太祖就亲口说过：宰相，必须是读书人。尚文重士形成风气，不轻易杀文人，“百年未尝诛杀大臣”。唐以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战乱时间居多，王权不稳，特别是东汉以后，国家分裂，独夫民贼众多，动辄对文人挥舞屠刀，钳制舆论，戮杀谏官。宋以后，明清两朝，中央集权恶性发展，对文人控制严密，稍有冒犯，就构成大案，成群杀戮。文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帝王的手中，完全受帝王的素质、性格、心情等因素的影响。有明一朝，特务横行，惨案迭兴，士大夫人人自危。百官上朝如赴刑场，往往与家人诀别而行，如能平安回家，则有再生之感。普通士人更是被文字狱吓破了胆。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新淦（今江西新干县）诗人邓伯言经宋濂推荐入京应试，廷试《钟山晓寒》诗内有“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之联，朱元璋特别欣赏，他取过诗稿当廷吟诵，不自觉地手拍御案砰砰作响。跪在阶下候旨的邓伯言误以为皇上被这两句诗所激怒，吓得晕死过去，被人扶出东华门外才苏醒过来。虽有旨授翰林官，但他已成惊弓之鸟，无心食禄，以老病辞官还山。清代文祸则裹挟着满、汉的民族矛盾愈演愈烈，仅乾隆一朝文字狱总数就在130起以上。文字狱的管控连疯子也不放过，乾隆亲手经办的疯话案就有20多起。之后的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曾静投书案、吕留良文选案、王锡侯《字贯》案、《苏报》案等大小文祸前后相随，不绝于清史，以致文人们“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检讨中国历史上的文祸，重要的是总结教训，用世界的眼光和比较的方法看出差距。14世纪，意大利人带头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成为潮流，走向近代化，而我们的明太祖却仍然一门心思强化君权，不惜制造种种文字狱，滥杀无辜的有识之士，向着中世纪落后的道路上走。清代雍乾时期，当帝王们还在以文字狱来奴化汉人的思想，整得整个民族“万马齐喑”、人才凋零的同时，法国大革命正唱着凯歌前进，英国的工业革命正以蒸汽机的发明进入强盛时代。1840年，英国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几声炮响，吓得大清帝国魂飞魄散，屈膝求和，割地赔款。清政府制造文祸、打压文人、摧残人才遭到了历史的惩罚。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龚自珍振臂高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三千年文祸》一书贯穿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囊括各种文祸言祸，致力于填补中国古代文祸通史的空白，故发凡起例，独运匠心；资料的获取均眼观手抄所得，力求赅备无遗；立论评议，自有心得，观点屡屡出新，希冀成一家之言。谢教授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该书也体现了他的个性化思维及表述方式，论人所少论，见人所不见，不屑拾人牙慧；勘误纠谬，钩沉索隐，考据精详，极见功力；其文风质朴，文笔清新，要言不烦。谢苍霖教授写作此书，是苦心孤诣、厚积薄发的结晶。据其夫人，也是此书的合作者万芳珍教授介绍，谢教授在高校的学习和教学生涯中，酷爱读书。他在《辞源》的扉页上题写了座右铭：“孜孜矻矻，死而后矣。”20多年来，江西师范大学、江西教育学院、南昌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藏书被他一览无余，省图书馆古籍部他也是常客。日常生活中，他除了教学、吃饭、按时散散步之外，其他时间都在看书、研究。耳不听闲言，口不传闲话，行不喜应酬，与人交往，长话短说。成家后，夫妇二人省吃俭用，很快买齐了二十五史和一些常用工具书。由于不断购置，积累下来的藏书有数千册之多，多已用旧。四部的重要典籍他都浏览过一遍，连《辞源》都通读过。凡是新买的书，他必及时通读一遍，做笔记，写眉批。他系统地读过二十六史和多本子集，做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另抄写七八套卡片，一套少则百余张，多的上万张。在他看来，只有穷尽资料，才能发现有价值的论题，从而有所建树。他积累颇丰而著述慎重，厚积薄发，真正是“十年磨一剑”。《三千年文祸》1991年初版后，《读书》、《博览群书》、《文汇读书周报》、《船山学刊》等报刊先后载文评介，学界评价它是“语言文字之祸最有影响之专著”，“考论详赡，极具学术价值”。1995年被国家教委授予优秀学术著作奖。初版后一再加印。但是，二位先生并不满足于现状，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追求完美，对这部著作不断地寻找不足，不断地跟踪新的研究动态，不断地吸收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修改完善。据万芳珍教授介绍，谢苍霖先生晚年虽然身患绝症，在病榻上仍在校对引文，补充新材料，润色文字，对分析评论修改提炼，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视学术为生命，把该书当成自己的生命。可以肯定，这本书的再版，嘉惠学林，是谢苍霖先生生命的延续，是谢苍霖、万芳珍伉俪人生价值的提升。1933年6月18日，鲁迅先生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鲁迅全集·书信》）现在，有了谢苍霖、万芳珍夫妇合著的这本《三千年文祸》，算是实现了鲁迅先生的一个遗愿，是中国学术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今天，站在21世纪初叶的时代高度，来审视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些的文祸，是为了总结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我们务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发展生产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周溯源2015年7月15日于北京学思斋（周溯源，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三两汉君主“逆鳞”之毒古时传说有龙，其性温驯，人可骑乘。唯其喉下一尺见方处鳞片倒生，被称为“逆鳞”，倘若有人触及，必为所杀。《韩非子·说难》篇以此为喻，说人主也有“逆鳞”，献言进谏者应当知道回避。所谓人主“逆鳞”，就是封建统治者所忌讳的话题。小至起居琐事，大至朝政国计，凡是他不愿别人谈论、不许别人立异的，便成“逆鳞”。如果臣民无意触及，或者有意“批逆鳞”，惹得“龙”性发作，自然“臣罪当诛”。历览各朝君主，“逆鳞”因人而异，随时而变，杀人之事或疏或密。两汉20余朝，数武帝、宣帝“逆鳞”杀人最苛繁，其余各帝偶见一二。（一）汉武帝刑杀无辜秦失天下，项羽、刘邦并起角逐。项羽用力，刘邦用智；项羽孤家寡人，刘邦驱策群才。双方争战八年，终见分晓。当项羽引兵入关，屠咸阳，焚宫室，志满意得，珍宝美女稇载而归的时候，有策士韩生劝他留在关中建帝王之业。项羽不听，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韩生对人说：“人谓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汉书·项籍传》）项羽闻知，竟将韩生烹杀。这是楚汉之际士人因言得祸的一例。刘邦跟项羽大不一样。他虽然有浓厚的流氓习气，动不动就骂人，但肚量颇宽，受得逆耳之言，不因语言过失加罪臣民。有一回，御史大夫周昌入宫奏事，正逢高祖搂抱戚姬耍笑，周昌知趣退下。不防高祖从后面追上来，把周昌按倒在地，骑在他脖子上问道：“我像哪号君主？”周昌没好气地说：“陛下像桀、纣。”周昌一向有直谏的名声，有时又像“弄臣”，不管怎样，这句话显然说得过重。可是高祖毫不介意，还笑起来。以下惠帝、吕后、文帝都尚宽简，法禁疏略，刑狱较轻（只有少数事件例外）。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律，虚己纳谏，一再下诏求直言，被誉为“百世帝王之师”。景帝渐用酷吏，法网加密，但也未曾加罪言者。武帝即位初，还能继父祖的好传统，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后好大喜功，政风大变。他在许多方面都像秦始皇，如经营四方的雄才大略、求仙封禅的愚蠢举动等。所不同者：秦皇焚书坑儒，武帝崇儒好文；秦皇用刑依法，武帝任意兴大狱，杀人之多远远超过秦皇。元狩年间，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大狱相继而兴，株连被杀的有数万人。晚年的“戾太子”巫蛊事件滥杀数万人①。民间盗铸钱币被杀的达数十万人。这些惨案都出于酷吏之手。酷吏为治出于常人想象。义纵任河内都尉，用法严酷，郡中“道不拾遗”（若拾取遗物就要被诬为盗窃而治罪）。后来做定襄太守，一次杀400余人，一半是犯人，一半是探监的人，以致郡人“不寒而栗”。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年底处决犯人因人数太多一时杀不过来，冬季过去后犯人可能被赦免，急得他叹怨说：“要是让冬季延长一个月，我就能了结此事了。”这号杀人唯恐不多的酷吏却受武帝赏识和重用。酷吏治狱无所谓法律，全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有人批评酷吏杜周办案不遵守国家“三尺之法”（汉代法律写在三尺来长的竹简上，故称）。杜周理直气壮地说：“‘三尺之法’是怎么来的？君主认为该怎样办，写成条文就是法律。照当世君主的意思行事就是了，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法律呢！”他们办案也不必依据事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便可定罪。在这种恶劣作风下，刑狱毫无天理公道、国法王章可言。但酷吏们所打击的，主要是贵族、豪强和“盗贼”。士大夫慑于暴君酷吏的威焰，谨言慎行，不谈时事，语言文字之祸自然不容易发生。这方面也有血的教训，即博士狄山和大农令颜异之死。1.狄山死于和议与匈奴的关系是西汉国防与边政的一大难题。高祖以来，汉对匈奴基本上采取和亲策略，然而匈奴并不如何看重甥舅关系，常有侵略行为。武帝即位后，匈奴入侵愈益频繁，连年在上谷、代郡等地杀掠汉吏民以至郡守。武帝数番命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大获全胜。匈奴单于远遁漠北，遣使求和亲。武帝召集群臣商议，有的主张和亲，有的主张“臣之”（使之投降臣服），众人意见不一。博士狄山主张和亲。武帝问他所持理由，狄山抱守“兵者凶器”的古训，列举高祖以来各朝用兵的弊害，说武帝“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所以“不如和亲”。武帝不悦，转问御史大夫张汤。张汤深知主子心思，表示反对和亲，讥狄山“愚儒无知”。狄山不让，反唇斥张汤“诈忠”，说张汤治淮南王、江都王诸狱，“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这时武帝沉下脸对狄山说：“我派先生到边境去主管一郡，先生能使匈奴不入侵该郡吗？”狄山是老实人，回答说：“不能。”武帝又问：“主管一县呢？”狄山仍回答说：“不能。”武帝又问：“负责一处寨堡呢？”狄山明白，如果再答“不能”，就将下狱治罪，便硬着头皮说：“能。”武帝于是派狄山到边境去把守一处寨堡。狄山毕竟是文弱书生，全无武略，到边境一个多月便被入侵的匈奴人割去脑袋。狄山得祸的原因，首先是和亲之议与武帝意志相左。武帝凡事喜欢称大居尊，他是毫不犹豫主张对匈奴“臣之”的。其次，狄山当面斥责张汤“诈忠”，激怒了武帝。张汤当时是武帝最宠信的酷吏，可以说冒犯张汤就是冒犯武帝。再者，狄山的话在武帝听来有“诽谤”的意味。如称武帝伐匈奴致使国内空虚、边民贫困，称张汤治诸王之狱“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这些话都可以被认为隐含讥刺。后来在昭帝盐铁会议上，就有人提到狄山死于“讪上”（参阅《盐铁论·论诽》）。武帝否定了和亲之议，后来派遣丞相长史任敞到匈奴执行“臣之”的使命，结果被匈奴扣留。事实证明，“臣之”的方针是行不通的。退一步说，就算狄山的意见不对，也不必对一书生之官穷逼不舍，借刀杀人。这一事件中，霸道之主那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威势，足以使满朝文武心寒胆裂。此后群僚上朝噤若寒蝉，武帝越发骄恣。2.颜异死于“腹诽”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庶民贫困，民间私铸钱币之风盛行，导致币制紊乱，通货膨胀。汉廷于是实行币制改革，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发行两种新货币，一种是白金（银与锡的合金），一种是皮币。制造皮币的原料是皇家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做成的皮币呈正方形，边长一尺，上绘彩色图案，一张皮币法定面值抵钱40万。白金用于流通，发行一两年就废止了。皮币面值过大，不适于流通，实际上成为王侯宗室使用的一种礼币。皮币发行后，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询意见。颜异认为，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而垫在底下的皮币反而值40万，本末倒置，殊不相称。他其实是反对制造这种脱离价值规则的空头货币。皮币是武帝和他的宠臣张汤设计出来的，武帝本希望得到颜异的支持，如今却遭反对，于是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此事很可能从头就是有意安排）。张汤本来就和颜异有私隙，他秉承武帝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动（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卒自禁，不觉微笑而唇褰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时为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史书没有为颜异立传，上述事件简单记载在《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中，很不显眼。但在当时颇受关注，在昭帝盐铁会议上，颜异之死（和狄山之死）曾是与会者讨论的内容之一。“丞相史”一方认为颜异（和狄山）“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死有余辜。“文学”一方则对颜异（和狄山）之死深表同情。由颜异事件而产生的“腹诽之法”，经张汤、赵禹定为条律，其危害甚于秦朝诽谤律。秦诽谤律须是有其言方可认定为“诽谤”，而“腹诽之法”不必有其言，只要看表情（势必连表情也不必看）就可以指为“诽谤”，从而为诬告和陷害大开方便之门。此其一。秦诽谤律所打击的主要是布衣士人，而“腹诽之法”拿臣僚开刀，因而直接对官场风气产生不良影响。《史记·平准书》就叙及：颜异被诛后，“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此其二。《史记·平准书》又记载：颜异事件后，酷吏治狱有“腹诽之法比”，即比附定罪。比附定罪是造成冤滥的重要原因，在文祸史上为害甚烈，而这一弊害是从颜异事件发端的。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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