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系列会议，**次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组织者决定**次会议的重点应该放在受战争影响的中国的不同地区。第二次会议在夏威夷举行，其内容是战争的军事主题。第三次会议在日本的箱根町举行，关注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其重点是战争期间各国的外交政策。本书即是四次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结集，这些论文显示在中日战争中实际发生的情况要远远复杂于既有的认知。
作者简介：
杨天石，笔名苏人、江东阳、吴之民、梁之彦等，江苏东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4月来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评聘为研究员。为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及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百年潮》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史及中国国民党史。
目录：
序一【傅高义】／0001
序二【杨天石】／0001
战前的中国军事实力【刘凤翰】／0001
中国的抗日战略【马振犊】／0053
日本陆军的战略决策（1937～1945）【波多野澄雄】／0086
军事史背景下的中日战争【方德万】／0109
1937：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年——从卢沟桥事变至南京陷落【杨天石】／0132
长江中游地区的防御战——消耗战的开始【麦金农】／0156
华中日军：以第十一军的作战为中心（1938～1941）【户部良一】／0184
一号作战：决策经过与实施结果【原刚】／0211
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王奇生】／0223
滇西缅北会战中的中国远征军及其战术【臧运祜】／0247
滇缅战场上日军的“玉碎”及“慰安妇”的命运【浅野丰美】／0268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杨奎松】／0285序一【傅高义】／0001
序二【杨天石】／0001
战前的中国军事实力【刘凤翰】／0001
中国的抗日战略【马振犊】／0053
日本陆军的战略决策（1937～1945）【波多野澄雄】／0086
军事史背景下的中日战争【方德万】／0109
1937：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年——从卢沟桥事变至南京陷落【杨天石】／0132
长江中游地区的防御战——消耗战的开始【麦金农】／0156
华中日军：以第十一军的作战为中心（1938～1941）【户部良一】／0184
一号作战：决策经过与实施结果【原刚】／0211
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王奇生】／0223
滇西缅北会战中的中国远征军及其战术【臧运祜】／0247
滇缅战场上日军的“玉碎”及“慰安妇”的命运【浅野丰美】／0268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杨奎松】／0285
中共在华北的军事活动（1939～1945）——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马场毅】／0314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战【李玉贞】／0342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之互动关系【汪朝光】／0361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高华】／0385
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尝试：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侧面【黄道炫】／0403
华北“治运”时期诸群体心态考察（1941～1942）【江沛】／0415
抗战初期上海难民问题的处理【张建俅】／0443
云南战争记忆的变异【伊香俊哉】／0457
战时体制下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保甲运用（1937～1945）【洪秋芬】／0468
官营化·教育化·普及化——抗战时期后方电影的发展路径转向【汪朝光】／0486
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金以林】／0505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桑兵】／0528
沦陷时期的北京高校：可能与局限（1937～1945）【李斐亚】／0557
抗日战争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自由学园北京生活学校的思想与实践【内田知行】／0593
日本对“满洲国”社会的统治及渗透【塚赖进】／0619
日本推行“满蒙政策”与统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卢明辉】／0637
变调的《雨夜花》——战时台湾几个面向的观察【邵铭煌】／0654
抗日战争的地域性影响：广西【戴安娜?拉瑞】／0673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魏宏运】／0687
日本奴役强制中国劳工研究——以青岛地区为例【庄建平】／0704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强掳虐待华北劳工述论【居之芬】／0727
上海沦陷区的中国医生【魏克曼】／0750
有限的伙伴关系：1928～1944年中国与德国、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柯伟林】／0767
抗战期间的外国军事援助与中外合作【章百家】／0796
中日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田岛信雄】／0827
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国共统一战线【Н.Л.玛玛耶娃】／0845
围绕经由云南省的援华路线展开的国际关系问题
——以日本方面的应对为中心【石岛纪之】／0860
抗战前夕的中日国交谈判【臧运祜】／0873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潘询】／0898
重庆政治空间的东北因素
——“收复东北”话语在国内外格局中的号召力【西村成雄】／0910
中美特殊关系与美国关于战后国际格局的构想【陶文钊】／0929
重塑中国形状：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思维与中国少数民族边疆【刘晓原】／0949
华侨还是革命之母吗？
——论抗战早期的国民党和华侨动员（1937～1941）【费利文】／0967
珍珠港事件前美国企业在华北的投资活动
——以大来和英美烟公司为例（1939～1941）【吴翎君】／0986
陈光甫、孔祥熙与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败（1941～1944）
——以大来和英美烟公司为例（1939～1941）【格瑞?刘易斯】／1008
中美英平准基金会的运作与中国战时外汇管理【杨雨青】／1023
美国与中国战时生产局——以中方档案文献为重点的考察【王勇】／1048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斯大林【李玉贞】／1077
抗战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演变【杨奎松】／1097
蒋介石与尼赫鲁【杨天石】／1121
战时中加关系【戴安娜·拉瑞】／1147
抗战胜利前后中法对于越南问题之交涉（1945～1946）【杨维真】／1166
法国远东结盟论（1931～1940）【巴斯蒂】／1194
二战期间的中国海关：一个倔强的畸形儿【方德万】／1226
中日战争期间英国的外交及对中国政府态度的演变【米德】／1250
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土田哲夫】／1264
再版后记【杨天石】／1286前言再版新序
傅高义（EzraF.Vogel）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社会科学荣誉教授。
2000年1月，在新世纪开启之际，一群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汇聚日本的国际文化会馆，开始策划一系列的会议，旨在集中三国学者对中日战争（1931-1945）的实况做客观研究。出席这次东京会议的学者中，来自中国的有袁明、章百家、张沱生和贾庆国，来自日本的有北冈伸一、五百旗头真、田中明彦和秦郁彦，来自美国的有米克尔·奥森伯格、傅佛国、孔华润、唐耐心、入江昭以及我本人。
我们于切磋中认识到仅靠学者的力量是无法做出使我们国家和平相处的重大决策的。然而，我们坚信学者可以通过了解历史的真相与减少凭空的争论而为促进和平做出贡献。我再版新序
傅高义（EzraF.Vogel）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社会科学荣誉教授。
2000年1月，在新世纪开启之际，一群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汇聚日本的国际文化会馆，开始策划一系列的会议，旨在集中三国学者对中日战争（1931-1945）的实况做客观研究。出席这次东京会议的学者中，来自中国的有袁明、章百家、张沱生和贾庆国，来自日本的有北冈伸一、五百旗头真、田中明彦和秦郁彦，来自美国的有米克尔·奥森伯格、傅佛国、孔华润、唐耐心、入江昭以及我本人。
我们于切磋中认识到仅靠学者的力量是无法做出使我们国家和平相处的重大决策的。然而，我们坚信学者可以通过了解历史的真相与减少凭空的争论而为促进和平做出贡献。我们达成共识，认为优良学术的建立需要三国学者的鼎力协作并运用一切我们所共有的资源。
多国学者的合作和与会论文的准备相当耗时。中国方面，不辞重任、负责召集参加会议学者的是杨天石教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其学术卓著，受人尊重，且与诸多学者关系友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部长、中国问题专家山田辰雄教授应允召集日方学者。鉴于中日战争问题在中日两国的敏感性，杨教授与山田教授为召集愿意实事求是讨论问题的学者勉力奔走。同时，我利用自己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便，竭力征求美国及西方国家学者的参与。
我本人并不是中日战争问题的专家，但我得到了两位杰出的研究中日战争问题的西方学者的鼎力协助：戴安娜·拉瑞和麦金农两位教授在决定参加会议的学者人选与会议的组织准备方面做了主要工作。为了做好准备，我们于2001年2月，和杨天石教授一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过一次预备会议。
中日战争系列会议**次会议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我们组织者决定**次会议的重点应该放在受战争影响的中国的不同地区。第二次会议在夏威夷举行，主题是战时军事。第三次会议在日本箱根町举行，关注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其重点是战争期间各国的外交政策。由于战争期间重庆是中国政府的陪都，所以此次会议的选址具有特殊意义，杨教授还征得了重庆市政府的资助并解决会议的食宿与交通。
这些会议开得非常生动活泼。大家在**次会议上略有拘谨，但到第二次会议时已经畅所欲言，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一直保持了这种活泼交流的传统。在这些会议中产生了一个对中日战争问题感兴趣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国家学者圈子。让人欣喜的是，第四次会议以后，方德万教授接过了组织西方学者的接力棒，汪朝光教授接替杨天石教授，而作为箱根町会议筹划者的山田教授和平野健一郎教授则发动了年轻的日本学者参与，使将来的会议后继有人。2012年1月,发起人中增加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
我们从筹备这些会议之初就决定各国的组织者应将文字材料用本国语言整理出版。杨天石教授从会议论文中选萃，先后出版了四本论文集。此次根据中国读者需要再作精选，合并为三本。杨教授治学严谨，堪为学人楷模，深受中外同仁的尊重。我们参与这些领域研究的外国学者，欣然看到杨教授将大家探求真相共同努力的成果，再次介绍给中国读者。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在此之际，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战争的意义。1931年日本关东军占领满洲（中国东三省），1937年开始入侵华北，中国饱受战争之苦，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战争和流亡中失去亲人，家园被毁。除了文化中心京都以外的日本许多城市被战火焚烧，成为废墟，长崎和广岛被原子弹夷为平地，几百万日本人丧生。在战争中，还有好几十万美国人死亡。中国和日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恢复重建经济。
历次会议的论文显示，在中日战争中实际发生的情况要远远复杂于各国公认的官方宣传。对任何国家的学者来说，甄别各种政治集团的宣传的真伪并非易事。我们共同的努力目标是，尽**可能掌握更多的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
二战的结束敲响了帝国主义在东亚的丧钟。日本丢掉了韩国、满洲、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地区。法国、荷兰和英国面对日本的横行无能为力，欧洲坚不可摧的光环被粉碎，这就促使亚洲人民起来争取独立。伴随着战争结束而建立的新的政治秩序不易获得有效的稳定。在走向稳定的过程中，工业化从日本蔓延到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大陆，战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秩序为许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稳定的平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亚洲必须找到新的能带来稳定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能够架构和平的秩序来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合作，以实现它们的共同利益。我们学者的希望是，我们更深刻更准确地了解历史的努力，会让有关国家的领导人推进合作。
我们应该感谢杨天石教授，感谢他把我们的学术成果介绍给更多的读者。
序一
傅高义（EzraF.Vogel）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社会科学荣誉教授。
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全球化的发展异常迅猛，很快便形成了国际市场的通用标准。我们还组织了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规则。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标准。
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虽然日益密切，但文化不像经济和科学事物那样具有均质性。文化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他人联合、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均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文化的差异，不同种族、民族的认同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危险在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将会相互碰撞，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之间本不必冲突，但要消弭这些冲突，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去寻求相互理解。我们必须加快这种理解，使之跟上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步伐，以及像环境与资源利用问题上越来越强烈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德国与其邻国波兰、法国等之间的商贸往来发展得很快。随着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来自各国的政治家们开始相互协商，相互理解，克服数个世纪的战争阴影，开始了漫长的和解过程。尽管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历史问题依然存在，欧洲已在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一体化进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在亚洲，由于中国的内战与世界范围内冷战，使得二战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一起共同讨论历史问题，通过共同努力来达成共识。1945～1952年，日本被盟军占领，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在占领期间，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与中共领导人有密切接触。1952年，日本结束被占领后，冷战又阻止了中日之间进一步接触。中日领导人之间有相当一段时期没有机会增进相互理解、开始和解，这是非常不幸的。
中日之间和解开始于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但是由于在1972年两国迅速建交，两个民族没有机会在邦交正常化之前来解决历史问题。当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努力想实现两个民族间的和解。但不幸的是，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日间新问题的出现，和解的希望再次变得渺茫。
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三个**的经济实体。但是中日之间的隔膜已成为影响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的、*长期的障碍。中日两国在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两国需要共同协作，不仅是消极地避免冲突，而是积极地解决环境、能源短缺问题和防治传染病等。要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两国文化间的深层差异，特别是历史记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成为理性寻求两国间共同利益的*根本的障碍。中日间问题的解决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美国。因为中日间的文化差异、历史记忆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亚洲地区将不会有真正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二战前出生的一代学人，我是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既对中国又对日本感兴趣的学者之一。我所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因此我尝试去理解中国与日本的社会。我是研究当代社会的，自1958年首次在日本开展田野调查以来，我便开始频繁地接触日本人。1961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社会，当时中美关系不是很密切，我没有机会前往中国开展调查。因此我不得不从外部开展研究工作。但是自1973年参加美国访华代表团和1980年在中山大学访学两个月后，我开始同中国人建立起个人间的友好往来。我对中、日两国人民和文化深怀敬意，在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友人。自1958年以来，我至少每年访问一次日本；自1980年以来，我开始至少每年访问一次中国。
我的专业虽然是研究中日两国的社会，但是由于接替费正清先生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负责哈佛大学的美日计划，并创立了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我越来越对改善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逐渐地转向研究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1993～1995年，我任职于美国政府，成为美国有关东亚方面智囊机构的官员。1996年我负责领导汇编“与中国共存”的研究计划。1997年，我非常荣幸地负责接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到哈佛大学访问。
2000年，我从正式教职岗位退休，以便专心从事研究工作。我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尽量帮助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日文化的发展变化，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处理与两国的关系。我认为，*近几十年来亚洲发生的**的变化是，邓小平先生所领导的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于是我选定这一研究方向，其目的是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作为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与中日两国官员和学者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学者之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认为中日两国间的深层症结在中日战争，因为两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我意识到中国与日本的和解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但我相信，如果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通过共同研究，对各自的歧异均能有清楚的、客观的了解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各方学者均能认同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那些希望促进各个国家间的和解以便进一步实现大家共同利益的政治领袖们，便会根据学者们的成果来实现其政治理想。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中国和日本都遇到了一批持有相同学术理念的杰出学者。他们都认识到客观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就一些敏感议题开展共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对那些对中日相互和解不是特别感兴趣、只想研究中日战争的学者而言，这种学者间跨国界的共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会议召开之前，有关中日战争的学术成果相对比较薄弱。中文、日文和英文的相关材料没有得到很好地整理，方便地为学者所利用。一国学者所熟知的史料，另一国的学者则知之甚少。为了学者们更好地理解相关专题，让不同国家的学者彼此了解对方的史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共同学术的目标而搭架桥梁。
在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资深研究员杨天石先生负责召集中国方面的优秀学者，来研究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在日本，由山田辰雄、平野健一郎两位先生为主要召集人，并由卫藤沈吉先生提供协助，负责召集日本学者开展共同研究。
我不是研究中日战争的专家，我只是为研究中日战争的西方学者提供一些学术上的组织与协调，我所召集的西方学者有：戴安娜女士、麦金农先生和马克·皮特先生。
组织来自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召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学术研讨会，需要那些相信有必要对敏感问题开展共同研究的多国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非常容易遭到来自本国的爱国者的攻击。这些爱国者认为战争的历史是政治议题，并非历史问题。
这种跨国共同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远非一般学术会议可比，为了保证对话的质量，我们必须翻译所有的与会论文，并拥有同声翻译。来自各国的学者虽然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家对会议的安排均非常配合。
筹备会议于2000年在东京召开，次年我们召开了首次正式会议。首次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讨论的主题是战时的中国地区问题。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在夏威夷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军事战役。第三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本箱根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我们希望第四次会议能在中国召开。
为了让西方、日本和中国的读者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决定让来自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组织者分别整理并出版各自的论文集。会后，各国学者都认真修订并重新改写了论文。英文版的**卷论文集已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由麦金农、戴安娜和傅高义负责编辑。第二卷也很快要出版，由马克·皮特（MarkPeattie）、爱德华·德瑞（EdwardDrea）和方德万（HansVanderven）负责编辑。前两卷的日文版也已出版。现在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文版也即将面世。我们希望这些论文集的出版将会增进大家对各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的了解，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各国的政治家们所吸收、借鉴。
（罗敏译）
序二
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战争是个大怪物，可怕的怪物。它毁灭生命、财产，制造不幸、灾难、悲剧，吞噬、毁灭人类长期创造、积累的文明。古往今来，人类之间进行过的战争已难以数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难以数计。以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为例，据不完整统计，这次战争中，中国平民牺牲伤亡3120余万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3500万人。如以1937年的美元计，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战争消耗400余亿美元。这样的战争难道不应该反对吗？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此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自然可以避免，中国国家的面貌和中国近代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自然，战争多种多样。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例如，一个国家为统治、奴役另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被侵略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独立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又如，压迫者、剥削者为维护一己私利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为维护自身的自由和生存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两种战争性质不同，不可以一概反对。当被侵略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不得已而选择战争这一形式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时，理当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同情。这是战争史的基本常识，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良知。不分是非，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是错误的，绝不可取的。
然而，战争毕竟是一种无比巨大的破坏力量，能够避免要尽量避免。如果人类能够有其他方式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的话，那末，还是不用战争这种形式为好。中国古代的圣人老子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后来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曾经根据老子的思想，加以发挥，写过一首题为《战城南》的诗，描写一场鏖战后的战场惨景。诗云：“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可见，中国人民自古就热爱和平，但是，并不一般地、笼统地反对战争，其原则是“不得已而用之”。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消灭战争。毛泽东，这是一个大半生南征北伐，靠战争打下江山的历史巨人。他当然深知战争的公用，但是，他也深知战争的残酷，主张消灭战争。他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
消灭战争，就要研究战争。从2000年起，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即联络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上一世纪的中日战争（1937～1945）。这是一场对中国、对亚洲、对美国，也对日本自身造成巨大伤害的战争，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记住它的惨痛历史和经验教训，共同保卫和平。我很赞同傅高义教授的这一想法，积极参与其事。记得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次讨论会时，论题是“战时中国的各地区”。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东西方的学者围坐一室，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各抒己见。特别使我深有感触的是，参加会议的中日两国的学者各有十余人，虽然有争论，但气氛融洽。这使我想到，当年，这两个国家的士兵相互对阵、仇杀，而今，两国学者友好相处，同席论文。历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会议闭幕的那天，我曾经当场写作并朗诵了一首小诗：
曩时对阵两相分，
而今同席共论文。
武战何如文战好，
鹅湖辩难为求真。
宋朝的儒学有“理学”和“心学”之争，相互对立，形同水火。公元1175年（南宋淳熙二年），“理学”派的大师朱熹和“心学”派的大师陆九渊在江西信州的鹅湖寺相会，进行辩难。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所使用的武器仅止于唇和舌，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辩论之后，友谊仍存。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风气，值得提倡。
有人群的地方，就难免有分歧，有争论。或为意见之争，或为观念之争，或为利益、权力之争。怎么办？诉诸“武战”嘛，不好！还是要用“文战”，即讨论、辩论、协商，谈判、表决等方法为好。或服从真理，或取决多数。倘若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习惯于用这些“文战”的方法来代替“武战”，那么，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也就消灭了，和谐世界也就出现了。
应该说明的是，当年交战国双方的学者以及其他各国的学者共同回顾、总结当年的那场战争，由于各自的背景、环境、视角不同，观点自然会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这是正常的，也是不难理解的。相信读者会以宽宏的态度对待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文章，相信学者之间的交流、切磋以至“文战”，会有利于对那一段历史的全面、深入的认识。
也还应该说明的是，这一项国际共同研究还正在进行中，目前新的研究课题是“战时国际关系”，已有中、日、美、英、俄等国的许多学者决定参加，有关研究成果完成后将继续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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