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面对面》为钱理群教授发表“向学术界告别，向青年告别”以后的最新文章结集，是钱理群正襟危坐的学术著作之外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是为“退思录”之七。全书纵论鲁迅与当代中国、青年志愿者、中学语文教育创新、农民工、知识分子本分等问题。《与鲁迅面对面》体现了钱理群深广的忧虑，不合时宜的提醒，把自己“烧在里面”的解剖，以鲁迅为原点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命运与未来，力图超越现实，呼唤生命的意义，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与鲁迅面对面》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
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1月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北京大学毕业，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2002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论北大》《鲁迅九讲》《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我的精神自传》《生命的沉船》等。
目录：
辑一.与鲁迅面对面
002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026在高中与鲁迅相遇的意义——王广杰主编《在高中与鲁迅相遇》序
辑二.给生命以意义
048给生命以意义——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081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099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和试验——区纪复《愈少愈自由——盐寮乐修二十年》序
105寻找城市的根，重建城市与乡村、自然的联结——读“留城青年故事”的感想
114提高农民工的文化自觉——《平民教育人文读本》总序
121如何建立“文化身份自信”——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
130最适合坚守的人——读田帅军的《这里，有我！》
辑三.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156寻找共同底线，坚守知识分子本分——在秦晖《共同的底线》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辑一.与鲁迅面对面
002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026在高中与鲁迅相遇的意义——王广杰主编《在高中与鲁迅相遇》序
辑二.给生命以意义
048给生命以意义——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081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099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和试验——区纪复《愈少愈自由——盐寮乐修二十年》序
105寻找城市的根，重建城市与乡村、自然的联结——读“留城青年故事”的感想
114提高农民工的文化自觉——《平民教育人文读本》总序
121如何建立“文化身份自信”——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
130最适合坚守的人——读田帅军的《这里，有我！》
辑三.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156寻找共同底线，坚守知识分子本分——在秦晖《共同的底线》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163保卫探索真理的权利——在《国士——牟宜之传》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168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182“他山之石”引发的思考
189赞“胡说八道老来风”——在《林鹏随笔》出版座谈暨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与鲁迅面对面”，这一直是我的生命、写作的出发点。我始终觉得鲁迅就在身边，和我、我们一起观察、思考、评论当代中国。我总是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然后，接着往下讲。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讨论：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怎样看待中国的改革？如何对待“民族主义”？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还有，“中学生与鲁迅相遇的意义”……
——钱理群
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危机、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空前活跃，也空前混乱的时代。每一个人关心时事，喜欢思考的人，都充满了焦虑，困惑和迷茫。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怎样把握中国的未来发展，即“中国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办”都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限于空谈，也不能一味发牢骚，在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鲁迅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这些年我一直带着这些现实问题，去重读鲁迅著作，突然发现鲁迅的许多精彩论述，让我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引发了许多思考。下面就具体地谈谈我的学习心得，和诸位分享。大概有七个问题。
一、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里，有这样一个概括：“中国社会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松油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我由此想到了当下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十世纪缩在一时”了。具体地说，中国的西部地区很多地方还处于“前现代社会”；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现代社会”；而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就已经是“后现代社会”了。这是就整体而言，在每一个地区内部，又都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形态“摩肩挨背的存在”的大国，这就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
我由此而联想到三个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我经常对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说：仅仅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发展来认识中国，是片面的，它会遮蔽许多中国的真实问题；你们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底层，穷乡僻壤。那里才有更真实的中国。我也对中国的大学生们说，你们必须到农村去，到还在点松油片，推独轮车的地方去，当你亲身体会到，中国的农民、老百姓，他们是“多么的苦，又多么的好”时，你就真正懂得中国了，而且也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怎样确定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以社会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作为前提，针对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方法和速度，切忌“一刀切”和“一窝蜂”，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问题，也关系到民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发展方向，我经常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你们去支农就一定给农民带来好处，如果脱离当地农村发展的实际，乱来一气，说不定会帮倒忙。
也许是更重要的，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必须以其发展不平衡性为前提，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多次讲到自己的一次尴尬遭遇：我在北京书房里，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对贵州发展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丧失问题，忧心如焚，于是特地跑到贵州各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出“拯救民族语言”的呼吁。结果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懂得民族语言，并不能帮助我找到工作；首先我要懂汉语，而且最好能精通英语。因此，我想请教钱教授：要如何才能学好英语？”我的尴尬并不在我的呼吁不正确，而是我把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在寻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更成问题的是，我的那种想当然的居高临下的“拯救”姿态，而不是和少数民族兄弟一起共同面对真实存在的问题。我由此得到的更大启示是，我们在处理中国的思想问题，倡导各种思潮时，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不平衡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会遇到不同问题的。我自己就发现，我的具有强烈启蒙主义色彩的演讲，在不同地区的听众中，是会有不同反响的。前些年，我到西北地区讲“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现场气氛之热烈，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类似场景。但我在北京讲科学、民主，听众的反应就要冷静得多，他们常常会从后现代的问题出发，对科学主义、民主万能，以至启蒙主义本身提出质疑。在我看来，西北和北京地区的学生的不同反应，都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和思想欲求，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思考、言说、处理启蒙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民主之类的命题时，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后来选择了“既坚持又质疑启蒙主义”的立场，就和这样的中国国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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