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张肇麟先生遗著之一部分，主要研究我国上古时代的姓氏、宗社与婚姻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论文集中，作者修正了前人的许多看法，阐释了姓、氏的本义，分析了宗社的基本特征，研究了与群婚制、一夫一妻制有关的若干婚姻及家庭制度的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有关中国上古的系统观点。
作者简介：
张肇麟先生（1892～1956），浙江温州人。1904年考取秀才，科举废除后，就读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后创办永嘉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任校长。张肇麟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曾曾祖张振夔有《介轩集》行世。父亲为晚清秀才，去世时张肇麟先生仅十三岁。作为长子，他承担了大家庭的责任。他除从事教育工作外，还曾从事工商业及其他工作，使得他的三个弟弟以及他的子女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学术上都有了一定的成就，其中张肇骞是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时期对于张肇麟先生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但他不放弃自己对学术的追求。
目录：
第一部分姓氏制度
［01］氏與姓
［02］姓是夏族的特點
［03］一氏兩姓與兩分組織
［04］昭穆及賓尸制度
第二部分婚姻與家族
［05］中國上古的一夫一妻制
［06］與群婚有關的若干考釋
［07］親屬與家族
［08］關於叔、戚的考釋
［09］周代的特權家族
［10］古代婚姻的締結
第三部分宗社制度
［11］示與主
［12］宗及其層級第一部分姓氏制度
［01］氏與姓
［02］姓是夏族的特點
［03］一氏兩姓與兩分組織
［04］昭穆及賓尸制度
第二部分婚姻與家族
［05］中國上古的一夫一妻制
［06］與群婚有關的若干考釋
［07］親屬與家族
［08］關於叔、戚的考釋
［09］周代的特權家族
［10］古代婚姻的締結
第三部分宗社制度
［11］示與主
［12］宗及其層級
［13］社及其層級
［14］宗與社的祭祀
［15］宗與社的職能
［16］宗社不同於氏族前言姓氏與宗社考證（內容提要）
本論文集是張肇麟先生（1892～1956）遺著的一部分。這個部分研究我國上古時代的姓氏制度與宗社制度。
一姓氏制度
姓氏是中國社會最古老的一種制度，從產生到現在已經一萬年以上，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這個制度從產生以來經歴過重大的變化，其本來面貌已經難以認識姓氏與宗社考證（內容提要）
本論文集是張肇麟先生（1892～1956）遺著的一部分。這個部分研究我國上古時代的姓氏制度與宗社制度。
一姓氏制度
姓氏是中國社會最古老的一種制度，從產生到現在已經一萬年以上，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這個制度從產生以來經歴過重大的變化，其本來面貌已經難以認識。特別是對“氏”的概念，大家的理解非常混亂，本書將在金文與《說文》的基礎上，給出“氏”字的本義。
在遠古社會中，姓與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觀念，姓由血緣決定，而氏則是由地域決定的。但是從秦漢以來，氏似乎成了姓的分支。如《夏本紀》說：“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襃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也就是說，姒姓分封了十二個氏，因此氏似乎是姓的分支，一姓十二氏。《殷本紀》也說：“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那麽子姓後來分封了七個氏，一姓七氏。因此許多人認爲，由於人口的繁衍，同一個姓的人遂分化爲若干個氏，所以氏是姓的分支。但是這種理解不符合姓氏的本義。實際上同一個姓的人可以居住在不同的地域，因而組成不同的氏；另一方面同一個地域中可以有異姓的居民，因此一個氏可以包含不同的姓。因此氏不是姓的分支，《夏本紀》、《殷本紀》的話不符合姓氏的本義。關於姓氏的基本含義見本文集論文［01］、［02］。
姓氏概念產生混亂的根本原因是在戰國以後，姓與氏混淆了。秦漢以後的文獻中經常看到“姓某氏”的說法，就是混淆的表現。例如《史記》說“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這個“李”究竟是老子的姓還是老子的氏？在上古時代，姓、氏是分得很清楚的。如《帝王世紀》說“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帝堯陶唐氏，祁姓也”，就是說黃帝的姓是姬，氏是有熊，而帝堯的姓爲祁，氏是陶唐。那麽老子“姓李氏”是什麽意思？
在遠古時代，姓與氏是一個人的基本屬性。後來姓與籍貫成了一個人的基本屬性，姓表示他的血緣關係，而籍貫則表示他的生活地域。例如老子，他姓李，籍貫是“楚苦縣厲鄉曲仁里”。從這個角度看姓與籍貫，一個是血緣，一個是地域，正起了上古時代姓與氏的作用。因此姓氏制度雖然一直在演變，但它是中國社會的最基本的制度，一直沒有消失。關於這個問題也見論文［01］。
在姓氏制度產生之初，往往是鄰近的兩個姓互相通婚，這兩個姓就組成一個氏。因此就出現了“一氏兩姓”的現象。一氏兩姓的現象與所謂的“兩分組織”實質上是一回事。在許多民族的原始時期都存在過兩分組織，因此一氏兩姓的現象並非中國的特殊情況，但是一氏兩姓的現象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實在中國社會中還長期保留著許多一氏兩姓的遺迹，例如兩姓世爲婚姻的現象，還有古代的昭穆制度，在儀禮中賓侑的制度，等等。近代的考古發掘中發現的聚落遺址以及墓地遺址中，都可以發現明顯的兩分現象，都提供了存在一氏兩姓的線索。關於一氏兩姓及其遺迹的討論，見論文［03］、［04］。
二宗、社
姓氏制度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表現就是形成了宗、社兩個互相獨立的組織系統。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宗的組織。
在社會發展中，人口數量大幅增加，居住地域大幅擴張。由於夏族（或者說漢族）的姓是不變的，子孫沿用同一個姓，因此同一個姓的成員可以分佈在全國各地，多達幾百萬、幾千萬，這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同姓的人組成家族、小宗、大宗這樣的組織系列。他們可能遍佈全國。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是孔姓。在孔子以後的兩千多年中，孔姓子孫散佈到全國各地，但是他們非但堅持姓孔，而且最近幾百年來，還使用相同的輩分排行，全國的孔姓猶如一家。孟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這種現象是中國特殊的姓氏制度的產物。與此同時，由於地域的擴大，地域組織也形成了一個組織系列，也就是社的組織。
宗與社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兩個並行的組織系統，宗是由姓派生出來的，而社則是由氏派生的。宗有自己的層級，社也有自己的層級，所以在中國上古社會中這兩個獨立的組織系統，把全民族聯繫在一起。
宗與社還對應兩種不同的祭祀形式，宗是對祖先的祭祀，其祭祀地點稱爲廟，而社是祭祀神祇的。其祭祀地點稱爲壇。從戰國以來，姓與氏起了混淆，廟、壇也起了混淆。段玉裁在《說文解字》廟字注中說：“古者，廟以祀先祖，凡神不爲廟也。爲神立廟者，始三代以後。”關於宗社的基本特徵見本文集的［11］～［14］。
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說，易洛魁人社會有下列組織層次：氏族—胞族—部落—聯盟，這是以氏族爲基礎所建立的一個單一的組織系統，可以稱之爲氏族制度。他認爲氏族制度適用于美洲、澳洲的其他原始民族，也適用于古希臘、古羅馬的社會。他也簡單地提到中國。但是他的這個模式與中國的古代社會不符，他沒有看到中國社會的雙重組織結構。羅維有了兩種組織系統的概念，他在《初民社會》中關於地域組織的一節中說：“即使在極低的文化平面，地域關係也是獨立於血族關係之外的決定社會團結的因素之一。我在前面曾經把那些不基於親屬關係的社會單位稱爲會社，現在可以把地域群確實地認爲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會社。”但是羅維對中國的情況不瞭解，他沒有認識到中國這種以強大的姓爲基礎的宗，因此也沒有明確的兩種獨立系統的觀念。關於摩爾根與羅維的學說與中國姓氏、宗社社會的關係，見本文集的［16］。
三家庭與中國文明的開端
婚姻制度與家庭是姓氏與宗社的基礎。與中國上古史直接有關的婚姻制度問題很多，最主要的是關於群婚的問題。摩爾根提出血婚制、伙婚制、偶婚制、父權制（即一夫多妻制）、專偶制（即一夫一妻制）等婚姻制度的序列，他認爲人類是沿著這個序列逐步發展的。那麽在上古時期，什麽是中國社會通行的婚姻制度？
由於宗、社的基礎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因此一夫一妻制家庭是構築中國上古社會的基礎。不過在嚴格的一夫一妻制之前，當有過夫兄弟婚或妻姐妹婚，這一些婚姻制度在上古時代留下許多遺迹，本書對此進行了討論。但是夫兄弟婚或妻姐妹婚並非一般所謂的群婚。本書強調說明，在中國文明開始的時候，已經實行一夫一妻制。韋斯特馬克說，在動物中也存在一夫一妻制，“下等動物中，有的爲本能的一夫一妻，有的爲本能的一夫多妻”。所以，中國在上古時代就已經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家庭，是不奇怪的。因此，在研究中國上古史的時候，並不需要研究群婚，更不必研究所謂的血婚制或伙婚制，中國上古史中不存在這些問題。
在中國的文獻記載中，把中國文明的起點說成三皇時期，並把最初的家庭及一夫一妻制婚姻歸之於伏羲氏，這種說法有一定的根據。三皇、家庭、姓氏制度等等，可以看作是中國文明的最初標誌。
中國是在夏代從傳說的時期進入有史時期。現有的文獻中有夏代帝王的世系，還有夏代文獻，如《禹貢》、《夏小正》等，因此夏代大概已經進入有史時期，距今約4000年。近百年來的考古發掘，其最重要的結果就是確定了彩陶時期（大約距今7000年到5000年）。那麽有理由推測：彩陶時期可能屬於五帝時期。這樣一來，中國文明的開端，亦即三皇時期的開端，當更早，可以估計爲距今10000年甚至12000年。
關於婚姻制度以及有關的若干問題，是本文集第二部分，即論文［05］～［10］。
四文集的整理
在整理張肇麟先生的全部遺稿時，我按內容把它分成五個部分，因此把原稿的次序、標題都做了調整。這個論文集就是遺稿的第一部分，其他將陸續出版。
遺稿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之前完成的。近幾十年來發表了很多考古與調查的研究報告，我根據這些結果在有關的地方作了一些注解。注解一般就作爲腳注（六號字）穿插在文本之中。在全書的少數幾個地方，由於注解的字數比較多，爲了看起來清楚，我採用“補注”的形式（五號字），並置於正文（小四號字）之後。
參考文獻也是我加的，爲了讀者方便，我都採用比較近的版本。“五經”採用中華書局的“十三經注疏”本，“二十四史”採用中華書局的標點本，而諸子書則是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這一些在注釋中不再說明。引用到其他的著作，在第一次出現時都注明其出版時間與出版社的名稱。
整理工作一定存在很多缺點與問題，熱切期待讀者批評指正。
張鳴華2013年11月於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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