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论学佛与佛学之不同，尔后据佛教史，着重讨论历史上佛教与文学、与儒教之互动关系，如唐代的文人与佛教、孔颖达《周易正义》与佛教、李商隐与佛教、成玄英《庄子疏》与佛教、宋代论学诗与参禅、明代袁中郎与佛教、达摩《易筋经》与佛教等；另一部分为对佛教社会面向的研究，如关于佛教饮食伦理的争论、佛教模式及义理与企业管理、佛教的非营利事业管理、两岸佛教交流之分析等。
作者简介：
龚鹏程1956年生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南华大学创校校长,佛光大学校长,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等教职;及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道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著书四十余种，涉猎极广，兼通儒释道，号称天下第一才子，当代孔孟。
目录：
“三教论衡”自序
一佛学与学佛
二孔颖达《周易正义》与佛教
（一）绪论
（二）三教讲论
（三）参用佛义
（四）斥佛之误
三成玄英《庄子疏》与佛教
（一）与郭象注不同的第一部道教庄子解
（二）成玄英注疏诸书所显示的两个方向
（三）由其吸收佛学看唐初道教义理之新发展
（四）由其贬抑儒家论成疏之诠释情境与策略
（五）成玄英治身与治国合一的理论结构
四唐代的文人与佛教“三教论衡”自序
一佛学与学佛
二孔颖达《周易正义》与佛教
（一）绪论
（二）三教讲论
（三）参用佛义
（四）斥佛之误
三成玄英《庄子疏》与佛教
（一）与郭象注不同的第一部道教庄子解
（二）成玄英注疏诸书所显示的两个方向
（三）由其吸收佛学看唐初道教义理之新发展
（四）由其贬抑儒家论成疏之诠释情境与策略
（五）成玄英治身与治国合一的理论结构
四唐代的文人与佛教
（一）文人与佛教关系
（二）文人的儒佛关系
（三）文人的佛道关系
（四）有待健全的论域
五李商隐与佛教
（一）李商隐学佛的经过
（二）李商隐学佛的原因
（三）李商隐与僧佛有关的诗作
（四）结语
六晚唐的禅宗与道教
（一）论易卜
（二）谈鬼神
（三）说心通
（四）参同契
（五）唐末禅宗发展史的一种解释
七释“学诗如参禅”——兼论宋代诗学之理论结构
（一）本文研究之观点与方法
（二）宋代诗学之理论结构
（三）转识成智的几种途径
八袁中郎的佛教与文学
（一）不被人知的袁中郎
（二）参究人天性命之学
（三）受用处在破执任性
（四）不拘格套独抒性灵
（五）才性生命的转向与修持
（六）鼓吹西方弥勒净
（七）端重自守以归平常
（八）对袁中郎之再认识
九摄道归佛的儒者：焦竑
（一）运用道藏
（二）诠释道经
（三）反对仙道
（四）修性养生
（五）复命归根
（六）摄道归佛
（七）三教归一
（八）克己复礼
（九）摄情归性
（十）死生情切
十蕅益智旭唯识学发隐
（一）复杂的历史形象
（二）唯识观心之法门
（三）通别兼圆的唯识
（四）以渐修矫治禅弊
（五）真常心与阿赖耶
（六）性相融合的宗旨
（七）思想史的意义
十一达摩《易筋经》论考
（一）少林武术不出于达摩
（二）少林武术不本于佛教
（三）《易筋经》乃道教导引内功
（四）援道入佛的新典范
（五）仙佛武学的路向与疑难
（六）《易筋经》的流传与误解
十二人间佛教的开展
（一）人间的佛教
（二）失败的运动
（三）佛教现代化
（四）当代新佛教
（五）超越现代化
十三佛教模式与企业管理
（一）新萌芽的关系
（二）企业内部统整
（三）建构企业精神
（四）志业生涯规划
（五）可期待的未来
十四佛学义理与企业管理
（一）佛学的管理学比附
（二）佛教的现代性依附
（三）现代化及超越现代化
（四）佛学义理对现代的意义
十五佛教的非营利事业管理及其拓展性
（一）两种管理学
（二）非营利事业管理
（三）向非营利事业学习
（四）自主的非营利管理学
（五）结语
前言序言评论佛学与学佛
最近读到台大哲学系教授杨惠南先生的新著《佛教思想发展史论》，颇有些感触。杨先生是著名的佛学研究者，可是据他说，他原本却是甚为排斥“佛学”，只注重“学佛”的人士：……我是一个讲究“学佛”而轻视“佛学”的传统佛教徒。我周遭的师父和老师，都告诫我：不要读太多经典，因为那和解脱成佛无关。有一次，我请教过台中一位有名的净土居士，问他在我读完《阿弥陀经》之后，应该继续读些什么经典？结果他反问我一句：“读那么多经典干什么？”还有另外一位法师也叮咛我：除了《阿弥陀经》《楞严经》之外，不许再读其他的经典！当时，我是多么相信这些老师和师父的话，我忘了每天早课时，在佛菩萨面前所发下的弘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事实上，就一个刚刚进入佛门的我来说，并不了解这句弘愿的真义。原来，在佛门中，强调“学佛”的人，常常批评那些研究“佛学”的人只是“说食数饱”“画饼充饥”，永远不能解脱成佛。现在突然要我放弃“学佛”的修行，跳入自以为矛盾冲突的“佛学”异域，着实困扰了好一阵子！
杨先生后来是抱持着悲痛壮烈的心情去进行佛学研究的。这一段佛学与学佛的矛盾冲突，现在当然不会再困扰他了。但是整个佛教界呢？不是还一样存在着佛学与学佛的矛盾吗？佛教界不仍是只重学佛而较忽视乃至贬抑佛学吗？我在《国际佛学研究年刊》第二期的序文中，曾经谈到当前佛教界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教义的研修”：台湾佛教的活动固然十分蓬勃，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各寺庙无不香火鼎盛，经忏法会亦从不间断。每逢
法师开示或宣讲，辄见万头攒动，即使是达官显宦，也往往参禅打七。但在这类佛教活动极其繁盛的背后，却是对教义的极度陌生，表面热闹而内里空洞。因为绝少人了解什么佛教的教史与教义，他们信佛拜佛，仅是随俗或祈求功利福报而已。某些以学佛修密为时髦的知识分子，亦以神秘经验为主，谈佛法义理，类皆荒诞不经。这是佛法传布的危机，我们不能只要求信教者做功德而不让他们明白自己信的究竟是什么。宗教的道理，关涉了客观真理及
个人终极关怀两个方面，此为何等大事，而可以迷糊蒙混乎？故如何加强信众对教义之了解，如何在教义的研修方面提出我们这个年代的贡献，实在是个大问题。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发展，每个时代都有其对教义的阐发，我们这个时代可不能交了白卷。
信教而不知义理，蔚为风气，成为当今佛教的大问题，相信此处说得并不过分。这不是教界及信众仅重学佛修证而不重佛学使然吗？正因佛教界不甚重视佛学，故一旦盖寺庙，各方捐献极多，若是办佛学院或研究中心，信徒、寺院都兴趣寥寥。仅有的几座佛学院，也往往经费困窘，发展困难，使得佛教教育迄今仍未步入正轨，整个佛教界仍然缺乏够水准的弘法人才，对于信徒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例如经典的义理、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教义变化、各宗派教理的差异、不同区域教理的分别及其发展状况，等等，往往不能正确或深入地解答。因此，我们会发现，目前的佛教界似乎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的弘法人员，在指导着茫无头绪的信众。盲以导盲的情况，实在令人忧虑。或许一般信仰佛教者并不以为这是个问题，只要佛教的道场仍然兴旺、法会仍然盛行、其所推动之宗教慈善事业仍为社会所肯定，佛教仿佛就会一直蓬勃发展下去。这真是大谬不然之见。须知中国佛教自隋唐以来，一般都认为宋元明清已渐衰颓，晚清以来始渐复兴。而宋元明清诸朝民间信仰佛教者难道少了吗？道场、法会、经忏又何尝不兴旺呢？佛教所办的养老、慈幼、救济、租赁事业不也十分普遍吗？既如此，何以谓其为衰？于此便可见教义发展之重要了。隋唐以后，佛教的教义已无太大
发展，流行于民间之佛教信仰，事实上仅成为一种缺少灵魂的仪式化行为，烧香、拜佛、念经、吃素以及超度亡魂而已。整个佛教，在个人，便是欲求往生净土或利益福报（求菩萨佛祖保佑平安富贵、子孙昌旺之类）；在教团，则是赶经忏办法会（甚至出现迎财神之类法会）。
这种仪式化的结果，自然就形成了佛教的世俗化与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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