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自近代以来，就是中国青年争相学习的楷模。梁启超先生一生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对其遗著更是“一日三复”，故从曾氏文集中摘录出此《曾文正公嘉言钞》（白话文即为《曾国藩语录》），以飨国人。本书为文白对照，并辅以故事深度解读，翻译精准简介，故事选用得当，将曾文正公的思想与心迹都明白地体现出来，使人以之为师为范，提升自己。
作者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重
臣。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统帅、理学家、文学家。官至两江总督、
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爵，死后追赠太傅，谥号“文
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得到这一文臣身后最高荣誉的人。他一
生奉行理学，身后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曾文正公全集》，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他开办新式军械所，倡议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
安排第一批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开洋务运动之先河，也是中国近代
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目录：
目录：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Ⅰ
书札……………………………………………………1
家书…………………………………………………111
家训…………………………………………………204
日记…………………………………………………225
文集…………………………………………………257
参考文献……………………………………………278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梁启超原文：
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译文：
“诚信”只要做到不说假话就可以，但要做到却非常困难，我们正应当从这一点做起。今天说定的事情，明天不要因为很小的利害关系而发生变化。
故事：
曾国藩所说的“诚信”，道理大家都懂，难就难在真要做到实在是不那么容易，尤其在牵涉到利益问题的时候。
同治元年年底，清军对太平军的战争已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当时曾国藩和曾国荃两兄弟主要负责西线的安徽和太平天国国都天京的战事，而李鸿章则负责长江下游苏南各地的战事。当时西方列强已经放弃了原先对这场战争的“中立”立场，开始支持清廷攻打太平军。当时上海是外国人在中国的主要聚居区，英法两国在租界都有驻军，而由外国人充当军官，士兵以中国人为主的“常胜军”，公然和清军并肩作战，成为攻打太平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与外国人协商与合作，就成为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的清廷大员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与在上海已经和外国人打过一段时间交道的李鸿章相比，曾国藩对外交事务还极为陌生，于是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不免谈到了自己的难处，觉得“夷务本难措置”，但他也有自己的应对之法。尽管曾国藩不了解当时的国际外交准则，但他认为处理外交事务的准则和儒家所提倡的“忠信笃敬”四项原则有其相通之处。外交事务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到诚信这一点，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曾国藩的原话其实包含几层意思。一来，和外国人语言不通，交流沟通有天然障碍，自己的意思要准确表达有困难，要了解对方的意思也难，如何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做到言而有信，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迫切需要一个熟悉外交事务的人才，而这样的人，他需要身在上海的李鸿章引见。二来，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英法两国虽然愿意出力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但清廷也担心他们会趁机寻找再度动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曾国藩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特别向李鸿章强调，和外国人说定的事情，不能因为微小的利害关系而去变更，以免予人口实，但在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时候，必须坚守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三来，随着湘军和淮军规模的扩大，如何筹措大笔军饷也是个大问题。按照曾国藩和李鸿章事先的约定，李鸿章在上海能筹集到的军饷，首先供应上海的常胜军和淮军等武装力量，然后接济镇江的清军，如果还有富余，再补充曾国藩和曾国荃两兄弟的直辖部队。曾国藩这个时候提到一个诚信问题，也是要让李鸿章放心，原先两人商定的军饷分配方案不会改变，让他专心负责苏南战事，不用再为军饷分配问题分心。
原文：
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不可误认为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
译文：
说话的语气应当委婉和善，用意要敦厚诚挚，不能将傲慢放肆当作有风骨。真正的风骨在于内心充实，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格，而外无所求，并不是所谓的傲慢。
故事：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李秀成部奉洪秀全之命，开始进攻上海。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指示李鸿章率领新招募的淮军七千人，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同太平军争夺富庶的上海各地区。李鸿章到达上海不久，在曾国藩保荐下，代理江苏巡抚。
当时上海开埠已经二十年，李鸿章在上海作战必然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清廷既想利用外国军队参与剿灭太平军，又害怕外国势力借机渗透，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处境非常微妙。曾国藩当初初创湘军时，曾经因为自恃忠义风骨，和湖南、江西两省的地方官员闹得几乎水火不容，差一点断送了自己的官场生涯。李鸿章这个时候既是曾国藩系统的后起之秀，又是朝廷用来制衡曾国藩的一张牌，曾国藩和朝廷都非常看重他。曾国藩最担心的就是李鸿章没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把握不好外交事务的分寸，那样既容易赋予外国人更多武装干涉的口实，又会影响到李鸿章和淮军的前途，还有可能使曾国藩受到牵连。曾国藩在信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是在以自己早年办湘军时的沉痛教训殷切教导李鸿章，清朝的官场尚且需要处处小心，不能给人傲慢的印象，处理外交事务，和外国人打交道，更要懂得怎样说话，“风骨”放在自己心里就行了，表面上千万不要流露出傲慢神色，这样才能完成在上海的任务。李鸿章为人聪明干练，一点就透，曾国藩不用说得太多，他自然就知道该如何处理，算起来李鸿章最早的外交活动，也还是离不开曾国藩的指教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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