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国，因为带有强烈的文化质疑，所见所闻便难以一言以蔽之，只好从几个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方面加事加议。在开始前，有几个文化观念上的认识态度，需要与读者事先沟通，以期用豁达的心态来完成我们之间的交流。我非学者，只能以俗说俗，只好从现实中的琐事着手，寻根刨底，由浅入深，从文化上寻找根源。既然初衷是学习借鉴，态度就得虔诚，可能对人家的长处就说的多一点，对自己的短处也可能说的多了一点。甚至言辞有时会很激烈。矫枉必须过正。我并非崇洋媚外，因为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这是文化态度的本真。
作者简介：
范文，男，大学毕业，曾任共青团兰州市委书记、兰州市文广影视新闻出版局局长，现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兰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长篇小说《雪葬》，散文集《半生悟道》等。
目录：
忧杞人之忧
域外遐想关于文化关于宗教关于生态环境关于人文心态关于仁爱关于礼俗关于财富关于酒文化关于发挥余热关于反腐倡廉 我的父亲忧杞人之忧 我是个幸运之人，工作期间，有过多次出国游历的机会。每次的游历，称之为学习也罢，称之为考察也罢，称之为交流也罢，过程几乎雷同，考察路线的安排几乎出自同一个组织者的手笔：当地华人开车接送，住廉价宾馆，去中国餐馆吃廉价中餐，然后便是去著名景点参观，听中国导游用中国文化讲解外国的名胜古迹、文学艺术，免费看人家的青山秀水。回国前的最后一站便是逛商场购物，买廉价的纪念品，打算回家后馈赠亲友。再吝啬的人也经不起导购的煽情，离开时总是嫌所带的皮箱小，抱怨工资低。国外行程几乎都安排得密不透风，每日回到宾馆后总是人困马乏，倒头便睡。好在导游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华人淘金者，翻译兼驾驶员，对国内情况的了解比我们还全面，甚至还多了些鲜为人知的高层机密，对国内流行的段子倒背如流，似乎巴不得有个在国人面前展示才华的机会。所以每日登上车后，听他们海阔天空无所顾忌的高谈阔论，竟也不觉得苦燥乏味，无端平添了许多兴致，消除了许多疲惫。导游接待几乎都十分热情，指导购物更是行里手，唯恐你出手不大方，影响了国格人格。所以每每亲临，尽管身处域外，总有些“宾至如归”的感觉，只是对购买的东西是否货真价实心里很不太踏实。记得第一次出国是到欧洲，看到那些毛茸茸的，身高马大、怪模怪样的洋人，心里总是惊悚！总觉得这些人咋看起来都很不顺眼，毛孔粗陋，皮肤粗糙，头发杂乱，五颜六色，鼻子不像鼻子，眼睛不像眼睛，衣着打扮随意任性，不伦不类。还有赌场，红灯区，街头路边的性宣传品……简直“不齿于人类”。这一切都令人怀疑这群人的进化是否到位？身上的野蛮是否褪尽？继而发出文化质疑，就是这样的人创造了西方文明？就是这样的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大门？使我们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温文尔雅、文明度极高的中国人就败在这等野蛮人的手中？文明与野蛮到底谁是谁非？第一次出国学习，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莫过于此。当然，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便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高楼大厦，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玻璃墙体，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蚂蚁般蠕动的小汽车，宽阔毕直黑黝黝的高速公路……物质世界的发达几乎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于是很迷惑！也很迷惘！难道文明只有野蛮才能催生？为什么人类在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过程中，东西方文明在体现方式上竟有如此形态上的落差？如此的不相互共融？这就是西方文明么？这就是现代化？我固有的，或者说我期待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荣共生的价值体系在现实中产生了悖谬？难道这一切都出自上帝的偏爱之手？我在迷惘中不愿苟同，依然怀疑洋人身上的文明含量及价值观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乘兴而去，兴尽而返。回国后几顿美食，几场酣睡，调整完时差后，意识也随之恢复到以前。留在脑海中的景色渐渐褪去，但心里的精神淤塞却不能轻易化解，于是便从文化上寻找突破口，寻找文化归宿与灵感。文化的归宿是本能性的归宿，要说突破口或者灵感，除过那些沤在心里只有自己玩味的文化诘问以外，便是一堆经见过的奇文轶事，剩下的就是一堆被割裂了的互不关联的混乱概念。迷乱引发顿悟，最直接的质疑便是发问：一个有着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面对暂时的落后，难道就没自信吗？有必要成群结队出去学习吗？学什么？不至于落个邯郸学步吗？当然，我的这种不入流的发问不是凭空而来，是有原因的。记得那年在瑞士苏黎世湖边，遇见了一位广州籍的华人老太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散步，与我们不期而遇。我们团中西藏林芝旅游局的毛局长是广州援助林芝的挂职干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很快与老太太谈的火热。老太太十多岁时来到瑞士，年轻时在瑞士立过功，落下残疾，如今在敬老院里享受特殊待遇，有专人侍候。老太太见到我们，尤其是听到家乡的语言，很兴奋，脸上阳光灿烂，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跟毛局长足足谈了十多分钟。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分手了。告别时老太太脸上突然阴云密布，阴阴顿挫地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懂，又见老太太脸上表情复杂，便问毛局长老太太说了什么？毛局长告诉我，老太太说“有钱不在国内花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老太太的那句话，迎合了我迷惘的意识，使我顿生出一种“万里他乡遇知音”的感觉。后来之所以对这句话记忆犹新，因为这句话与我的顿悟有关，顿悟是后来发生的，顿悟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被激活的，激活的因素大多数来自陈旧记忆的积存与打磨。顿悟激活后往往会产生反向力度的文化诘问：难道我们这个民族永远需要飘泊么？难道我们只有在漂泊中才会珍惜家园、彰显自我拥有的文明价值么？好长一段时间，我迷乱而固执，甚至固执得有点偏激，常与人争论，我怀疑自己有了文化自闭症。但没过多久，又一次出国打破了我的固执与偏执。那年在美国，从路边看到一份中文报纸，上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人人都是外交官，个个都是摄影家”。文章详细描述了国内官员出国考察时的情景。什么级别的官员穿什么样的西装，身边跟随什么样的人，参观什么地方，坐什么样的车子，到什么地方吃饭，到什么地方购物，购什么物。等等，不一一而论。尤其是对身边随从人员的级别观察与分析十分到位，简直就是恰如其分，无懈可击。文章从旁观者观察的角度出发，断定考察团中那个人是官最大的，什么级别，身边的人分别又是什么级别，与官最大的那人是什么关系，各自是干什么的，那些费用是报销的，那些是自费的，出行时是什么样的布阵与行走方式。文章虽带戏谑的口气，但分析详尽，入木三分，一看便知是出自华人手笔。看后按图索骥细心观察，很佩服作者有一双慧眼和现实才情。但心里总不是滋味：假洋鬼子！吃了几顿三明治就背祖忘宗，侮辱起同胞来了！因为心里盘结了文化质疑，那篇文章也正中我的羞处，我开始对出国考察学习的方式进行思考，进而发现，不论是何种理由和目的的出国，不论冠以多么新颖的头衔，总是在某种固有的、中国式的思维模式中循规蹈矩，考察接触的层面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总是像水面上的油花子一样，沉不下去。笼统地说，新鲜感的满足胜过理性思考，对自身的文化坚守缺乏自信心，视角单一，走马观花当属必然，文化情结自然容易受到左右。后来慢慢悟出些道理：文化心态坦然，目光也就舒展，视角也就开阔，自信当属必然。再看那篇文章，竟然有了文化亲近感，觉得作者观察细微，点评有度，绝对是个有爱国之心的人。至于他如今到底吃的是三明治还是炸酱面，似乎并不重要了。近代以来，我们确实落后了。落后来自封闭保守，落后有历史与文化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社会制度的原因。改革开放后，长期封闭的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身临其境后感觉一切都很新鲜，目光总是充满好奇。文明古国的人固守文明古国人的文化心态，自然有强烈的文化自尊心。面对文明的落差，这种文化自尊心很容易转化成文化心度上的动摇与不自信。于是便有了强烈的对域外文化的向往。这是良好的动因，值得肯定。但向往归向往，却无所适从，于是，便身体力行，在仪表风度上做文章，衣着打扮就得体体面面，于是，很不自然地穿起西装打起领带，表明一种开放和学习的姿态。这是源自文化根子上的自信与执着，也是面向未来的冲动，只不过冲动的方式或需要磨合，或需要斟酌。假如站在圈子以外的文化立场上来看，给人的感觉是有点自信中透着不自信，甚至有一种“谄媚卖眼儿”的蹩脚感觉。记得当时曾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恐怕是国人眼力放开后最初的写照，也是最初的文化诘问。有诘问就是觉醒，觉醒是成熟的朦胧状态，值得庆幸。文化总是在交流融通中进步，要交流融通，就得学习借鉴。要学习借鉴，首先得有自已的文化自信，文化立场，有自己的文化坚守，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学习和借鉴的资格，其次才能发现差异。有差异才能有审视，有审视才能取长补短。然后才是目的，目的就是融合。我最初的几次出国，总是带着种种诘问与不适，好奇与新鲜，入乡随俗，西装领带，所到之处，也是咔嚓咔嚓地照相，留念式的照片集中了一大沓，塞满了书架。回来后兴趣所致时信手翻翻，竟记不得是在哪里照的。所见所闻太多，五花八门，难以细说，要梳理感受，竟觉平面直观，淡而无味。但由文化诘问产生的对域外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宗教信仰的好奇与探究，却久久的盘桓在心里，像酵母一样发酵膨胀。原本打算写点散文游记，但真要拿起笔来，写什么呢？总觉得平平淡谈，分量不够，味同嚼蜡，最多串缀成猎奇性的文章，为花边文学提供些素材。我不屑于干这种事，于是又搁下笔。我跟几位文化界的同仁曾经交流过，似乎都有同感：食之无肉，弃之可惜。官方考察似乎也只能有这样的效果。游历属文化范畴，文化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见识增长也是因人而异，各有所得。文化积淀到一定程度就潜移默化，形成意识探究的强烈需求，正确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会使这种探究变成良性循环，久而久之，思维便会插上翅膀，达到一定高度便厚积薄发，不吐不快。除却巫山不是云。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细细琢磨，自有他的高明之处。有三次出国学习考察，启发了我对域外的认识，从认识论的角度归纳，可以说有了质的飞跃。2003年，国家旅游局组织西部地区旅游局局长赴瑞士进行为期一个月考察进修，由国家旅游局掏费用。我时任兰州市旅游局局长，有幸名在其中。瑞士的国土面积不足四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面积。一个月的考察学习，我们的足迹可以说遍布了整个瑞士。因为是行业之间的交流考察，接待我们的也是当地的旅游组织，同行相亲，日程安排上没有繁文缛节的官方会见、拜访之类的程序。一般都是上午座谈交流，下午实地考察。同行之间交流比较随意，活动空间相对自由。第二次是2010年七月，我带领兰州群星艺术团参加在波兰举办的国际彩虹民间艺术节。群星艺术团是临时组建的，成员是从社区退休人员组建的群众艺术团体中选拔的，年龄较大，热情极高。经过几个月的排练，节目便滚瓜烂熟。国际民间彩虹艺术节在波兰一个名叫艾克尔的小城市举行，距首都华沙三百多公里。经北京到莫斯科转机，再坐四个小时的大巴，我们总算到达了艾克尔市，住在一个公寓式的小宾馆里。我们的团员几乎都怀着为国争光的热情，纪律性、自觉性极强。文化馆又抽调了几个责任性强的人员负责具体工作。于是，我这个团长便形同虚设，没有具体工作。这样我便有更多的时间在艾克尔市自由行走，与那里的老百姓近距离地接触。第三次出国是随同省人事厅厅长庞波同志参加在越南召开的由日本大分县原知事平松直彦发起的“一村一品”（onevoleogoneprodoct）演讨会。然后去日本、韩国实地考察。会议是由国家外专局组织的，沿途受到各国民间“一村一品”及文化团体的热情接待，了解了不少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我从事文化工作，与“一村一品”活动不搭界，原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考察团，但因兰州大剧院计划去日本韩国越南开拓演艺市场，需要和那里的文化组织接触，外专局是个很好的渠道。另外还有一个不可明喻的原因，那就是人事厅厅长庞波先生是一位热衷于文化追求的人，跟我是文化挚友，常谈讨文化，习相近，同行必有同得。这次出国算得上是友情搭车，因私带公。所幸的是这次考察接触到了三个国家民间组织的上层人士，并进行了多层面的交谈，使我对越南、日本、韩国从文化层面上有了更深的了解。虽属意外收获，却在预谋之中。需要说明一点，越南、日本、韩国同属东方文化圈，儒教、佛教占主导地位。在以上三国旅游，常能看到古寺古庙门柱牌坊上用汉字书写的楹联，文字和意境内涵跟我们雷同。以上三国的骚人墨客，至今用汉字演习书法，艺术造诣堪于国内媲美。身临其境，甚至忘记身在国外。上述三国之行，对我来说，对东方文化圈国家的认知，不论从精神到物质，从感性到理性，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艺术，有了转折性的飞跃。细细观察人家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透过细微的礼俗，不难发现，我们之间在价值观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本原性的文化的东西，可以左右向度，并不见得左右现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千年来，光辉传承，照亮四邦，形成了强大的汉文化圈。但文化是个兼收并蓄、相互融通的过程，本原性、同质性的东西往往在各自的进程中会有不同的坚守与异变。就像自然人一样，同质性的本原使我们拥有了体现同质性的表征，相同的肤色相同的头发，雷同的衣着打扮。雷同的生存方式，雷同的礼俗，使我们拥有雷同的情感基础。但不见得拥有同样的血型和相同的DNA。大概念下文化理念的统一，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呈现，似乎是东方文化得以博大精深，延绵发展，具有较强发散力的现实表现。总而言之，对我来说，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国，因为带有强烈的文化质疑，所见所闻便难以一言以蔽之，只好从几个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方面加事加议。在开始前，有几个文化观念上的认识态度，需要与读者事先沟通，以期用豁达的心态来完成我们之间的交流。我非学者，只能以俗说俗，只好从现实中的琐事着手，寻根刨底，由浅入深，从文化上寻找根源。既然初衷是学习借鉴，态度就得虔诚，可能对人家的长处就说的多一点，对自己的短处也可能说的多了一点。甚至言辞有时会很激烈。矫枉必须过正。我并非崇洋媚外，因为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这是文化态度的本真。 忽然想起很久远之前，杞国有个平头百姓突发其忧，担心起天会塌下来于是便惹来众人的耻笑：这人脑子进水了吧，好端端的天怎么可能塌下来呢？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后人将不必要的或缺乏根据的忧虑和担心，称之为杞人忧天。是的，杞人之忧，在当时确有些多余，但时隔200多年，到了今天，是否仍显得多余？换句话说，作为杞人的子孙，我们面对祖先的远忧，应该怎样汗颜，乃至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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