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卡夫卡的忘年交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即兴谈话录，雅诺施比卡夫卡小二十岁，是其同事的儿子，经常去卡氏就职的布拉格劳工工伤保险公司探访他。卡夫卡作为“相当富有的父母的唯一的儿子”和公司法律处处长，一辈子生活在威压当中，其父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性格专横如暴君，对唯一幸存的长子卡夫卡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大学时甚至逼其放弃酷爱的文学专业，改修法律，影响笼罩其一生。
“富二代”的身不由己和小职员生涯的万般无奈，令表面的卡夫卡之下顽强生长着一个文学的卡夫卡。本书谈话发生的时间跨度，在1920年3月底雅诺施初次拜访卡夫卡和1922年7月初卡夫卡退休离开保险公司去疗养之间。两年多的时间里，无数次工间休息见缝插针的聚谈，或是漫步在布拉格老城环形道的边走边聊，见证了晚年卡夫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
作者简介：
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奥地利德语小说家，犹太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生前比较寂寞，逝后才为世界所惊觉，从而赢得盛名。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古斯塔夫雅诺施，1903年生于多瑙河支流德拉瓦河畔的马尔堡（1918年归南斯拉夫，南名为马里博尔，今属斯洛文尼亚，临近奥地利），在布拉格长大，先后在布拉格、埃尔博根和维也纳上大学。他创作轻音乐，著有以音乐和音乐家为题材的书籍多种，因而在家乡颇享盛名。二次大战期间他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1968年在布拉格逝世。
赵登荣，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资深翻译家，曾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副主任、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德语组组长等。主要译著有《井中男孩》、《荒原狼》、《保护网下》、《悲剧的诞生》、《致亲爱的母亲》、《海涅全集》第九卷、卡夫卡短篇小说等。
目录：
译本序 叶廷芳
本书的历史（自序） 古斯塔夫雅诺施
卡夫卡谈话录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
——马克斯博罗德
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他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他，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他是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
——古斯塔夫雅诺施
我自己身上还有一个倾斜的平原。我像一个球那样向安静滚去。这是一个弱点，有了这个弱点，一个人很容易失去镇静。
——弗兰茨卡夫卡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
——马克斯博罗德
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他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他，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他是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
——古斯塔夫雅诺施
我自己身上还有一个倾斜的平原。我像一个球那样向安静滚去。这是一个弱点，有了这个弱点，一个人很容易失去镇静。
——弗兰茨卡夫卡
叶廷芳
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作家日常的言论由别人记录成书而成为名著者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说得准。但在提及这类书籍的时候，其中有一本大概谁都不会忽略的，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的“诗中圣哲”，他的言论被人们视为至理名言是不难理解的。但无独有偶，同属于德语文学的另一部谈话录，即由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谈话录”三十多年来正随着谈话者的名字蜚声国际文坛，而且在《歌德谈话录》新译本(选编)在我国出版仅仅十三年之后的今天，其首译本也已在我国问世。如同《歌德谈话录》体现着作者在“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晚年，亦即在他思想最成熟阶段的智慧的结晶一样，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也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纵览”了一遍世界，即思考了一辈子人生真谛后的产物，全面反映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或思想火花，人们现在经常引用的一些卡夫卡的著名观点，都出自这部书。可以说，如果没有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则尽管有他那许多半自传性的长短篇小说和大量书信、日记，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就不如现在这样全面而丰富。因此这部书的诞生和存在进一步加强着人们对德语作家的这一印象：作家兼哲人的品格。
或许有人会问：在谈论卡夫卡“谈话录”的时候，难道有必要与《歌德谈话录》相联系吗?难道前者的重要性堪与后者相提并论吗?这样的疑问如果出自一个对卡夫卡还不甚了解的读者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卡夫卡是有所了解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要义有所领悟的，那么你就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性的回答。诚然，卡夫卡的年寿只有歌德的一半，而且作为业余作家，就知识之渊博、产品之丰富而言，他确实是与歌德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凡具备一定的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作家存在的特殊价值，主要的并不取决于其知识积累的程度和作品的多寡，而取决于他对时代的独特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就看他对他的时代的某种潜精神的洞见，并通过文学手段对之作了预言性的、启示性的表达。无疑，歌德作为德国古典文学鼎盛时期的代表，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作品不仅是属于他的时代，而且也是开启未来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吸取不尽他那丰富文学遗产中的艺术养料。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起初多数人对于这种声音不以为然，充耳不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人们变得清醒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卡夫卡对那些异常现象的揭示，那种警报性的“喊叫”，日益领悟了，共鸣了，以至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现代启示录”。于是，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一跃而为现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并被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从而获得了传奇性的色彩，成为20世纪国际文坛爆出的最大的冷门。有人甚至认为，“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堪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如果说，这些评价不过是些专家、学者的看法，那么，1985年西欧五个文学大国英、法、德、意、西的诸家重要报纸联合举办的“已故十大欧洲作家”评选的结果，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看法的普遍性和群众性。根据那次评选揭晓的名单看，卡夫卡被排在“十大”的第五位：名列莎士比亚、歌德、但丁、塞万提斯之下，而在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莫里哀、乔伊斯、狄更斯之上。当然，有时候时代是会错爱一个人的，那么，就由历史去作最后结论吧。但在历史作出最后结论以前，我们把两者作这样的比较，该不会是无稽之谈吧。
在我们把德语文学史上这两位大师相联系的时候，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卡夫卡作为以“反传统”出名的“现代派之父”，他不仅不反歌德这位最重要的德国古典作家，相反，他是歌德的最热烈的崇拜者。在他大量的书信、日记中，被提及得最多的是歌德，在一篇日记里他写道：“一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卡夫卡之所以推崇歌德，主要认为歌德的作品有一种“持久性的艺术”。应当指出的是，卡夫卡崇拜歌德并不是表现在把歌德单纯当作偶像加以顶礼膜拜，而是把歌德的杰出之处例如艺术的“持久性”切切实实贯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了，无怪乎他那些生前并未激起普遍反响的作品具有那么大的“后劲”，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征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广大的地域。这一事实说明，卡夫卡是歌德艺术遗产的最好的继承者。但歌德的艺术之所以具有“持久性”，关键性的一点是强调自己的创造。对于这一艺术要旨卡夫卡也牢牢把握住了。在1912年2月8日的日记里，他单独记下歌德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我对创造的兴趣是无止境的。”显然，卡夫卡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其说停留在被动的接受上，毋宁说表现在对它的精神的把握。如果说，卡夫卡不跳出前人的雷池，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关心当代人的根本命运，并善于相应地捕捉时代的新的审美信息，那么，他的作品是不可能打动今天的读者的心灵的。可见，对于任何作家来说，创造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只懂得依样画葫芦地继承前人、仿效别人的作家是不会有前途的。卡夫卡在这方面与歌德是一脉相通的。
本书的历史
我的这本回忆录初版于l951年我原取名为《卡夫卡 我说》，出版社负责人改为《卡夫卡谈话录》。读者、报纸与广播电台的书评家以及职业文学批评家立即对我的文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在此后的岁月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浓厚了。我的这本平淡无奇的书变成了被严肃评价的文学性研究资料。因此，在《卡夫卡谈话录》德文本出版后不久，很快就出了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南斯拉夫文、西班牙文译本，甚至出了日文译本。
于是我收到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大量书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一一作答。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对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可以避而不答，但是，在与从世界各国到布拉格的卡夫卡崇拜者的越来越多的谈话中，这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常常只好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更熟悉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诉讼》、《美国》和《城堡)》不像对我那样只是书名；他们大多对这些书进行过真正的研究。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对这些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日本和奥地利的来访者，我不能这样说。即使说了，他们也肯定不会正确地理解我。这一点在一位年轻的、富有才气的布拉格文学研究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身上得到了证实：我试着向她讲真话时，她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就弗兰茨卡夫卡这一文学现象写过一篇内容广泛的博士论文。她那撮圆的嘴巴和瞪得滚圆的黑眼睛无言地、然而却十分清楚地告诉我：“这可太荒唐了。"但对我来说，我对卡夫卡过世后出版的遗作其实只是通过道听途说而略知一二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事，在我看来，这是任何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的事。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和日记。这并非因为他对我很生疏，而是因为他离我太近。青年时的困惑迷惘，随后几年的内外交困的处境，对幸福的种种设想的破灭，一切权利的突然被剥夺和由此而引起的日益加剧的内心的孤独和与外界的隔绝，充满忧伤、提心吊胆的忧郁日子，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紧紧地胶着在耐心地忍受命运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身上。对我来说，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文学现象。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至今还像多年以前一样，一直是我整个人的保护外壳。他是以他的善良、宽容、坦诚促进和保护我的自身在冷风凄雨中发展的人。他是认识和感情的基础，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怕的洪流中，我仍站在这坚实的基础上。
除了自己青年时代不可磨灭的经历的力量以外，对他的书籍进行解释的各种尝试能给我什么呢?只能是密封的感情与思想罐头。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是如此伟大，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住在布拉格民族街。我的小房间的笨重难看的暖气上放着橄榄绿手风琴，上面有一个石棉衬底的木制书架，卡夫卡的书就放在这个书架上。我有时取下这本书，有时取下那本书，读那么几句或者几页，但每次我的眼睛很快就感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压力，血液在颈动脉里有力地跳动，我不得不把刚拿下的书迅速放回到书架上。读他的书是与往日留下的、珍藏在我心里的、依然非常清晰的印象和回忆相违背的，当时，我的心完全被弗兰茨．卡夫卡博士以及他对我说的话所占据、所迷醉，他的话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敢于在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世界并进而评价和把握自我方面有意识地迈出突破性的第一步。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我阅读研究他去世后出版的文章，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我害怕失去继续活在我心中的“我的”卡夫卡博士的形象，直到现在，每当我感到在害怕与绝望的漩涡里快要沉没时，他的形象作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典范和生活榜样就给我新的力量，使我镇静。
我担心，阅读他的遗作会使我不祥地疏远我的卡夫卡博士，从而失去我青年时代令我十分陶醉的经历所具有的经常催人振奋的推动力。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卡夫卡对我并不是抽象的、超人的文学现象。我的卡夫卡博士对我是一种深刻体验的，因而又完全是现实的私人宗教的偶像，这种私人宗教的影响却超出了纯粹个人的事务，它的精神使我得以对付某些荒唐的、笼罩着毁灭阴影的局面。
我所熟悉的《变形记》、《判决》、《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和《致．米伦娜》的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坚定的伦理责任感的宣告者。他是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忙于公务的职员，但是，在他那看似平凡的公务生涯中，却闪耀着最伟大的犹太先知们对神和真理的包容大地的渴念的无望余火。
卡夫卡谈话录
1920年3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看他一次。
“我知道，你常常逃学，到市立图书馆去，”他说，“明天到我这儿来一趟。穿整齐像样点。我们去看个人。”
我问，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但他没有说到哪里去。“别问，”他说，“别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四层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打开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古斯塔夫几个美术字的绿色公文包，把它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干吗站着?”他停了一会儿说，“坐下。”我脸上紧张的神情使他狡黠地微微皱了皱眉头。“别害怕，我不会责骂你的，”他和蔼地说，“我要像朋友对朋友那样和你说话。你要忘记我是你的父亲，好好听我讲。你在写诗，对吧?”他看着我，好像要给我一张账单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很简单，”父亲说，“我们每月付一大笔电费。我研究了耗电量为何这么大的原因，于是发现你房间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我想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就注意观察你。我发现你老是写呀画的，写了又撕，或者把它塞到钢琴下面。有一天你去上学时，我看了你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了?”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有什么，”父亲说，“我发现了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面写着《经验集》。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当我发现这是你的日记时，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可是你读了诗了。”
“是的，诗我读了。那些诗放在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名为《美好集》。好多地方我不懂。有些东西，我要称之为愚蠢。”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我已经十七岁，碰我的东西就是对我的大不敬。
“我怎么不能读你的诗?我为什么不能了解你的诗作?有几首诗我甚至很喜欢。我很想听听行家们的评论。所以我用速记抄下了你的诗，在办公室里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你抄了哪些诗?”
“所有的诗，”父亲回答，“我不仅尊重我理解的东西。我让人判断的不是我的鉴赏力，而是你的诗。因此我抄了所有的诗，交给卡夫卡博士评价。”
“卡夫卡博士是什么人?你从来没有说过他。”
“他是马克斯勃罗德的好朋友，”父亲解释道，“马克斯勃罗德的书《蒂肖布拉赫走向上帝的路》就是献给他的。”
“那他就是《变形记》的作者，”我高喊起来，“这篇小说妙极了!你认识他?”
父亲点点头。“他在我们的法律处工作。”
“他对我写的东西怎么说?”
“他称赞了你的诗。我原想，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但后来他请我把你介绍给他。我跟他说了，你今天去。”
“这就是你说的去看人的事，是吧?”
“是的，就是去看他。”
父亲带我走到三楼，我们走进一间布置得很好的大办公室。房间里两张办公桌并排放在一起，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他一头黑发向后背着，大鼻子，窄窄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嘴唇微微苦笑着。
“这肯定就是那个孩子啦。”他说，连句问候也没有。
“就是他。”我父亲说。
卡夫卡博士向我递过手来。“在我面前你不用害羞。我也交一大笔电费。”他笑起来，我的胆怯消失了。
他就是神秘的甲虫萨姆沙的作者，我心中想道。我看见面前站的是个普通的平民，不禁有些失望。
“您的诗里还有许多喧闹，”父亲走出办公室后，弗兰茨卡夫卡说，“这是青年人的青春并发症，他们生命力过于旺盛，甚至这种喧闹也是美的，虽然它与艺术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喧闹妨碍表达，但是我不是批评家。我不能很快变成什么，然后又很快回到我自身中，精确地测量距离。我已经说过，我不是批评家。我只是个被审判者，是观众。”
“不是法官?”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微微一笑，“我虽然是法庭工作人员，但我不熟悉法官。也许我只是个小小的法庭杂役。我没有什么明确固定的任务。”卡夫卡笑了。我跟他一起笑，虽然我不懂他的话。“只有痛苦是确定的，”他严肃地说，“你在什么时候写作?”
我没有想到他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快回答道：“晚上，夜里。白天很少写。白天我不能写。”
“白天是个大魔术师。”
“亮光妨碍我写，工厂、房子、对面的窗户都妨碍我。最主要的是光，光使我不能集中精力。”
“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我单独监禁的处境。”
难道他自己不也是《变形记》中的不幸的甲虫吗?我心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我很高兴，这时门开了，我父亲走了进来。
卡夫卡浓眉大眼，眼睛是灰蓝色的。他褐色的脸生动活泼。他用表情传言。
只要他能用脸部肌肉的运动代替话语，他就这样做。微笑，皱眉，皱起前额，努出嘴唇或撮尖嘴巴这些都是他代替说话的动作。
弗兰茨卡夫卡喜欢手势，因此他轻易不用手势。他的手不是伴随谈话的辅助手段，而仿佛是独立的动作语言的话语，是一种交际手段，绝不是被动的反射，而是有目的的意念表达。
十指交叉，手掌摊开放在办公桌的桌面上，上身舒适而又紧张地后靠在椅子上，脑袋前倾双肩微耸，把手放在胸口——这就是他有节制地使用的表达手段的一小部分，他在做这些动作时总露出请求原谅的微笑，仿佛他要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做游戏，不过我希望，我的游戏能让你们喜欢。而且，而且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卡夫卡博士很喜欢你，”我对父亲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因公事认识的，”父亲回答，“我设计了卡片柜以后，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卡夫卡博士很喜欢我做的模型。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下午下班后，在卡罗琳娜塔尔的波德布拉德街科恩霍伊泽木匠家‘干几个钟头’。从那时起我们就常谈私事。后来我把你的诗给了他，我们就成了熟人。”
“为什么不是朋友?”
父亲摇摇头。“要交朋友嘛，他太胆怯，太内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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