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述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亚洲、欧洲、澳洲等国家、地区的游学历程，其中既有与世界顶尖学者的近距离接触，也有对于世界精英学府的亲身体验，既有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敏锐分析，也有对于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无字大书"的酣畅漓淋的体悟。本书内容丰富，叙述生动，视野宏阔，论述精到，是不可多得的学术文化佳作。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身皖南农村，在国内受过不完整的小学、初中和高等教育。1984年夏赴美国读书，1992年春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历年来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从事教学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现代化/发展、转型社会、国际竞争与大学制度、政治幽默。
目录：
引我入绛红大门的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
“苍天在上，你不可懈怠！”——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贝尔（DanielBell）
“下学期匹兹堡见！”——当代任期最长的美国大学校长波士瓦（WesleyPosvar）
哈佛大学前校长身上的两个S——经济学大才子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引发的争议
小楼风水好，奇人真不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宿舍RichardsHall一层的居者们
每周五下午“花园研讨会”的主角——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的东南亚高手
可笑、可爱、可敬、可气的汪老爷子——一位不可替代的东南亚政治经济分析家
“这鸭蛋是用尿腌的？！”——在匹兹堡同受洋罪的王小波引我入绛红大门的人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对于以下这类原本是“重大国际新闻”的事务已经变得熟视无睹甚至懒得去关注了：每年中国和美国的高层领导人都要互访一两次，有时甚至两国的“高官大部队’’多次往返北京和美京(华盛顿)之间。他们除了处理突发性事件外，最常规性质的话题乃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以及双边关系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巨大影响。到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结束的关节点上，两国关系就进入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美妙境界，经常为钞票(兑换率、国债券、进出口额、外汇储备、产业补贴等等)公开吵架几乎到了要拍桌子骂娘的地步。这里面透露出的信息人人皆知，那就是在三十来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穷困国家的那个“光荣”层次上走了出来。在全世界，只要一谈到经贸关系，任何国家都不会无视中国——即便许多老外是以讨厌的眼光看着中国当今的经济再崛起。
只有懂得历史的人，方可预测未来
这当然令我这样常年游走列国的穷读书人有很多很微妙很错综很复杂的感受，往往会刺激我回想起遥远过去的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经历。三十多年前的l980年2月8日，也就是中国人的春节期间，在风行全球的英国《经济学人》(ThgEconomist)周刊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ThePost—ConfucianChallenge，通常被翻译成中文叫“后儒教的挑战”——“后儒教”指的是把现代工业制度与一部分的儒家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那几个东亚社会，也有俗人俗称之为“筷子社会”。这篇文章起势不凡：“自从工业革命发动以来的二百多年里，西方一直在主导着这个世界，而今天这个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威胁不是来自于俄国人，他们至少在部分上还是西方传统的后裔；威胁也不是来自于阿拉伯世界，因为等到他们沙漠底下的石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对西方的压力就会减弱。西方今天所受到的威胁，根本是来自于那些继承了儒教文化的东亚人。迄今为止，只有他们才对西方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在1970年代后期的那几年内，日本对美国的挑战和压力极其巨大，在很多重要的产业里使美国人招架不住。紧跟在日本后面对西方构成深刻影响的是“四小龙”(当时很多西方评论家戏称之为“四人帮”)，即韩国以及属于“大中华圈”的新加坡半岛、台湾岛和香港半岛。但是，文章的画龙点睛之处是末尾讲到的一种规模巨大的可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使中国内地得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将在东方兴起。而相对于这个中心而言，‘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只不过是太阳边上的一点光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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