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人间思想01: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


作者:贺照田高士明     整理日期:2014-12-14 13:55:57

  《人间思想》是一系列关于文化思想的丛书,这本《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是第一辑。本《人间思想》文集的宗旨是在深耕本土思想,把自身更紧密地镶嵌在亚洲与第三世界的内在。要重新联系上并挖掘出区域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资源、开出更广阔的人间视野、对这个危机满布的世界提出更贴近历史的解释,并寻找介入现实与开创历史的新契机。
  作者简介: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十八世纪中叶以降中国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用相当精力关注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现象。著有《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当中国开始深入世界》论文集两种,主编有《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等论文集多种。
    高士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包括:《视觉的思想》、《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与地缘政治视觉报告》、《与后殖民说再见》及相关读本系列、《巡回排演》、《胡志明小道》、《一切致命的事物都难以言说》以及《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等。研究领域涵盖当代艺术、社会思想及策展实践。2002年以来,他策划了许多大型学术性展览,现为亚际书院理事会理事。
  目录:
  发刊词高士明/ii
  写在前面贺照田/iv
  作为主体、文化、生活、观念契机的1949
  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倪伟/2
  徐悲鸿与新中国——围绕《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思考莫艾/24
  “马恒昌小组”——以工人阶级建国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何浩/68
  “实质民主”——从1949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过程看程凯/90
  抗美援朝背景下的“新爱国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国际观”的形成何吉贤/116
  对“作为主体、文化、生活、观念契机的1949”的回应
  作为方法的1949佐藤贤/144
  新中国文化政治的多样性罗岗/148
  如何突破我们内部的墙壁?白池云/154
  新中国与马来亚——离境与革命话语的再生产魏月萍/158
  1949,尚未完成的事件高士明/164
  “在人间”思想发刊词高士明/ii
  写在前面贺照田/iv
  作为主体、文化、生活、观念契机的1949
  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倪伟/2
  徐悲鸿与新中国——围绕《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思考莫艾/24
  “马恒昌小组”——以工人阶级建国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何浩/68
  “实质民主”——从1949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过程看程凯/90
  抗美援朝背景下的“新爱国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国际观”的形成何吉贤/116
  对“作为主体、文化、生活、观念契机的1949”的回应
  作为方法的1949佐藤贤/144
  新中国文化政治的多样性罗岗/148
  如何突破我们内部的墙壁?白池云/154
  新中国与马来亚——离境与革命话语的再生产魏月萍/158
  1949,尚未完成的事件高士明/164
  “在人间”思想
  从李叔同到释弘一——意义危机时代的信仰历程李淑珍/170
  两岸与第三世界——陈映真的历史视野赵刚/212
  解严之前的海外台湾左派初探郑鸿生/230
  当“人间”逼视思想
  从“省港澳”到“粤港澳”——历史失忆与现实定位程美宝/264
  以《神史》为方法贾雪梅/280
  历史的主体与普遍性的再思考(上)刘志伟孙歌/292
  《人间思想01: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书摘:徐悲鸿与新中国——围绕《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思考 莫艾
  一
    徐悲鸿在1949年6月所作《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原作352×71cm,图1),正值新中国诞生前后,又因其在1953年病逝,而成为徐生前最后一幅完成并公开发表的主题性创作。作品原名《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表现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布拉格会场上,中外代表听到胜利消息后群情激奋的场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徐亲历此境,当场速写,并在归国后将之呈现为作品。
    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是世界和平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以和平民主阵营的国家为主,同时吸收了西方的左翼与亲苏人士。苏联起到主导作用。大会发起者为世界文化工作者国际联络委员会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局等机构。这次大会有组织地形成了世界性的保卫和平运动。其时,新中国尚未建立,但中共即将获得全国胜利,中国代表团由中共组建,以具政治威望的民主党派精英、文化知识界精英和中共文化界代表为主体。郭沫若任团长,成员包括曹禺、艾青、丁玲、田汉、洪深、马寅初、郑振铎、程砚秋、古元、曹靖华、翦伯赞、邓初民、戴爱莲等。对于即将获得全国政权的中共而言,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对外,会议成为新中国塑造国际形象的平台,中共借此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挥作用,同时寻求国际理解与认同。对内,对世界和平运动的参与,成为确立新政权合法性的有利因素。中共由此将新政权的意义、中共对国民党的斗争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斗争相关联,与反对强权政治、反对战争威胁、维护民族独立的诉求相联系。在国内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对国际、国内和平的诉求,也与国内知识界与民众的普遍心理相通,因而特别能够获得舆论支持。解放战争末期与接管国内各地的过程中,中共的工作重心之一即在稳定人心,获得社会各阶层的理解,以此作为迅速恢复各地社会、生产秩序所必须依靠的政治基础。
    能够作为声望极高的民主人士与美术界代表参与会议,并非偶然。徐悲鸿在民国时期的政治立场属于“自由主义者”(中共评语),结交许多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但同时也与田汉这样的“革命者”成为挚友(两人自二十年代就保持密切的关系)。徐与中共的关系自抗战末期有所“进展”。其中两个事件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在1945年民主运动中,徐悲鸿抵制住国民党的威胁,在要求国民党当局“废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宣言上签名。其次,徐悲鸿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冯法祀、吴作人等回忆,当时田汉秘密潜入北京到徐家做工作。其时,傅作义在与中共密谈和平解放条件的同时,又在观望局势。在天津被迅速攻占之后,傅不再抱抵抗的幻想,邀请朱光潜、马衡、杨人雄、许德衡、徐悲鸿等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商讨北平前途。与会者因不知傅已与中共有所交涉及其内心动向,不敢贸然发言。沉默中,徐悲鸿率先进言,从保护文化古都免受战火摧残的角度表达和平解放的诉求。其后,杨人极、马衡等发言赞同和平方式。文化界的反映对傅最终下定决心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民国艺术格局中,徐的艺术理解与实践指向所显示出的与革命之间的沟通可能,对国民党的不满,也都成为重要因素。
    徐悲鸿的作品展现了会议最具政治意义与戏剧性的一幕。另一与会代表郑振铎在当天日记中记述:1949年4月23日,在布拉格第三次会议现场,“上午,得到大军三十万过江的消息(英国兵船事),既兴奋,又发愁。到了十二时许,主席宣布解放军已入南京,何其神速也!代表们一致起立,热烈鼓掌,为中国道贺。会场秩序散乱了起来,过十多分钟才安静下来”。群情激动恐怕不仅在于中共的胜利消息,还因中国代表团所遭遇的挫折:此前,在国内局势尚未最终确定的状况下,由中共所组成的代表团遭到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召开国法国政府有条件的接纳,最终在19日放弃入法国,20日紧急决定将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首都布拉格作为“分部”,与法国会场同时召开会议。此前,中国代表团曾派九人组成先遣队赴法国交涉,但谈判最终失败。据官方说法,原因在法国政府限制各国,包括中方的代表入境人数。可以肯定的是,在出发之前,中共尚未预知法国方面的态度。《人民日报》在会议前夕连续的新闻稿及郑振铎日记均可证实此判断。事件之后,20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民主党派代表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的演讲,重点揭示美英为首的北约集团意在破坏世界和平的目的,强调“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要求全中国国内的和平,也要求全世界全人类的和平”,向世界保证新中国政权将致力于民主和平建设。波折强化了不同阵营间的斗争,中共借此更强调美国对中国国内战争干涉的非正义性。
    而在波折之后4月23日的布拉格会议现场,解放军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的消息无疑特别戏剧化地加强了中共对抗国民党的正义性。在世界和平大会的背景下,这一结果被解释为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正义斗争的胜利、国民党战争野心的破产与美国干涉的失败。中共宣称,今后的目标在建立民主和平,并将之与世界和平运动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联系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沈钧儒演讲,这一戏剧性事件似乎像是中共在国内政治、军事对抗中有决胜把握的情况下所预先筹划的:
    明天,四月二十日,将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一面,中国国内和平协定的谈判,以明天为最后限期。另一面,代表全世界四十余国六七万万人民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要在巴黎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日子,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和平不可分。
    在受挫而后成功且稳固掌握全国整体局势后,中共精心策划代表团返程中国内沿途城市的接待、群众参与及宣传工作,使归途成为彰显政权合法性、“新中国”国际地位的过程。由中共所组织的、以党内外文化界人士为主要成员的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全过程,成为国内政权“新旧”交替之际,中共在国际舞台、国内民主人士及群众中展示自身形象、寻求国际间和国内政治认同的重要契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世界和平运动更成为新中国寻求国际舆论支持和激发国内民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道德诉求、世界想象的重要渠道。国内组织开展了大规模而广泛的社会动员与宣传攻势作为配合。美术界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各地组织被布置了创作任务。同时,世界和平运动的主题创作还与建国后开展的新年画运动相交汇,成为改造民国艺术实践方向及面貌、致力于艺术“普及”功能的新文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悲鸿应在意识到这一题材将成为建国初期文艺界重要的创作主题的前提下进行了创作。此作属建国初期一系列美术宣传活动的开端性尝试。
    与会的过程也成为徐对新中国展开体认的经历。中国代表团在1949年3月29日从刚刚解放的北平启程,5月12日返回东北境内,5月25日达到北平——整个历程中,成员被安排参观东北监狱、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共革命地区建设经验、苏联的国家建设与文化建设面貌,可谓开启对中共和“新中国”体认与想象的生动旅途。另一方面,与会代表在国内、苏联及世界和平大会上的待遇、观感,沿途所受国内群众的欢迎,加深了对新中国政权在国内、国际的政治、文化号召力与凝聚力的感受。这一过程所彰显的极高的社会礼遇,也表达了新政权对民主人士的尊重与共同建设新国家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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