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批判旧的思想，开创新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倡导文学改良、整理国故、民主与人自由、科学与实验精神、新学术新思想等方面有很多创获。胡适对佛教的研究亦有革命之功，对佛教传承、佛教文献提出了很多大胆的看法和新的思想，虽有些仍值得商榷，但对佛学研究的推动是很大的。
胡适一生写了很多佛学文章，对以往不被重视的佛学书籍及敦煌文献做了深入的讨论。本书主要搜集了胡适的关于禅宗史、禅宗典籍、佛学研究方法、佛学与儒家、文学等的关系的文章，是学习和研究佛学的重要参考书籍。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1910年留学美国，师从杜威，后补获哲学博士学位，一生共有36个博士头衔。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驻美大使等职。胡适研究范围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隆印法师：1957年8月出生于湖北江陵，1981年11月在归元寺出家并拜昌明法师为师，1985年7月任归元寺监院，1989年任武汉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2004年兼任东西湖景德寺住持，2007年任归元寺第49任住持。现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武汉市武汉市第十、十一届政协委员、武汉市汉阳区政协副主席。
目录：
一、禅宗史
禅学古史考
中国禅学的发展
楞伽宗考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菩提达摩考
——中国中古哲学史的一章
记嵩山老安
荷泽大师神会传
二、禅宗典籍
《四十二章经》考
《坛经》考之一
——跋《曹溪大师别传》
《坛经》考之二一、禅宗史
禅学古史考
中国禅学的发展
楞伽宗考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菩提达摩考
——中国中古哲学史的一章
记嵩山老安
荷泽大师神会传
二、禅宗典籍
《四十二章经》考
《坛经》考之一
——跋《曹溪大师别传》
《坛经》考之二
——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
所谓“六祖呈心偈”的演变
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节选）
三、佛学研究
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
禅宗的白话散文
佛教的翻译文学
朱子论禅家的方法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季羡林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毛子水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
我的学者朋友——前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教授铃木大拙博士，最近30年来，一直都在做着向西方人士解说和介绍禅的工作。经过他不倦的努力，加上许多谈禅的著作，他已成功地赢得了一批听众和许多信徒，尤其是在英国。作为他的一个朋友和中国思想的历史学者，我一直以热烈的兴趣注视着铃木的著作，但我对他的研究方法，却也一直表示失望。他使人最感失望的是——根据铃木本人和他弟子的说法：禅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因此，也是非吾人知性所能理解的。铃木在他所著的《禅的生活》(LivingbyZen)一书中对我们说：
如果吾人拿常识的观点去判断禅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它的基础从我们的脚下坍去。我们所谓的唯理主义思维方法(rationalisticwayofthinking)，在衡量禅的真伪方面，显然毫无用处。禅完全超越吾人理解的限域之外。因此，我们对于禅所能说明的只是：它的特点在于它的非理性或非吾人逻辑理解所到之处。①
我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就是他否定我们理解和衡量禅的智能。所谓禅，果真那么不合逻辑、不合理性，果真“完全超越吾人理解的限域之外”吗?我们的理性或唯理思维方式“在衡量禅的真伪方面”果真毫无用处吗?
禅学运动是中国佛教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国佛教史又是中国一般思想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只有把禅放在它的历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这与中国哲学其他任何宗派一样，都必须放到它的历史背景中去予以研究、理解才行。
拿“非理性”去解释禅的人，其主要的毛病就出在他们之故意忽视此种历史的方法上。铃木说：“禅是超越时空关系的，故自然也是超载历史事实的。”②采取此种非历史和反历史观点去看禅的人，绝不能了解禅学运动和伟大禅师的教示。欲以此种观点去使东方或西方人对禅获得适当的了解，亦无指望。他所能告诉大家的，顶多只是：禅就是禅，完全超越吾人逻辑的理解。
但假如我们把禅学运动放回它的“时空关系”之中，这也就是说将它放在它的适当历史背景中，把它和它之似是疯狂的教学方法视作“历史事实”去加以研究的话，然后也只有然后，我们对于中国智慧和宗教史中的此一伟大运动，始可得到知性和理性的了解与评鉴。
一、神会与中国禅的建立
其次要说的，是中国禅学运动的一个新的史实，这是我根据可靠的记录予以重订的。③我所引证的这些历史记录，虽曾被人一直忽视或歪曲到现在，但如今不仅已经获得澄清，且有八九世纪藏于敦煌石窟(在今之甘肃——达一千余年之久，直到最近始在中国和日本编辑出版的文献，作为有力的支持)。④对于这些新近发现的部分材料，铃木和我都曾参与编辑和出版的工作。
这段历史故事，系于公元700年，以武后(690—705在位)诏令楞伽宗⑤的一位老和尚至京城长安为始。这个和尚就是当时九十多岁，以在深山(今之湖北武当山)坐禅苦修著名的神秀禅师。这位年迈的和尚，在皇室的坚决邀请之下，终于接受了诏令。
当他于久视二年(701)到达京城说法时，必须让人抬到会场才行。据说，武后不但对他非常崇敬，且将他迎至宫中供养。她的两个皇子(于684及690年被她分别所废)和整个宫廷，都坐在他脚下恭聆教旨。他被尊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达4年之久。当他于705年去世时，曾由朝廷及数逾千万的僧俗为之送葬，敕令建立三座大寺纪念他——一座在京城长安，一座在他修禅的地方，另一座在河南他的出生之处。两位皇帝中的一个兄弟还和当时有名的散文作家张说为他写了碑铭。
张说在他所作的碑文中，曾将神秀的传法系统作如下排列：
一、达摩⑥二、慧可三、僧璨四、道信五、弘忍六、神秀
神秀死后，他的两个弟子普寂(739年卒)和义福(732年卒)继续被武后尊为国师。在他们死后所作的碑文中，传法系统的排列如前。
这张传法系统表持续了30年之久，一直未曾更动，说不定系以楞伽宗自达摩以来所传的几个法系之一而被承认着。
但到了开元二十三年(735)，在普寂的势力仍然极盛的时候，忽有一个叫做神会的南方和尚，在滑台寺(在今之河南)的一次无遮大会中，出来公开指责神秀一派，说他的传法系统是假的。
“菩提达摩，”这位陌生的和尚说，“传一领袈裟给予慧可，以为法信，经四代而至弘忍。但弘忍并未传给神秀，而是传给了南方的韶州慧能。”然后他又说道：“即连神秀禅师在内，亦指传法袈裟现在南方，所以他从不自称第六代。但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其师为第六代，所以不许。”
其时会中有一位和尚起来警告道：“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你现在攻击他，岂非不顾生命危险?”神会答云：“我今设此庄严大会，只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岂惜生命?”
于是，他又宣布说，神秀和普寂的禅是假的，因为他只认渐悟，而“我六代祖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渐阶。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如母顿然生子，在后与乳，渐渐养育……”
接着，他指责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等所传的为一种四重式(fourfoldformula)的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并说这些皆是“菩提的障碍”。他扫除一切坐禅的形式，认为它们全然多余，他说：“若以坐为是，舍利佛宴坐林间，何以被维摩诘诃?”又说：“今言坐者，念不起为坐；今言禅者，见本性为禅。”
就这样，神会驳斥了全国最崇敬的宗派，建立了一种革命性的新禅；但由于这个新禅否定了禅的本身，所以根本上也就算不得是禅了。他并未称这种顿教是他自己或他老师慧能的学说，只说它是达摩以来六代所传的真宗。⑦
根据新近发现的文献资料，所有以上种种，都是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距离长安和洛阳很远的一个镇市——发生的事情，普寂于739年死后，当时的名人李邕(678—747)为他写碑，其中特别重述他在死前对弟子所说的达摩传宗的话：“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提……”这是不是有意强调此一传承系唯一的密传，藉以间接答复神会的攻击呢?
西元745年，这个“异端”和尚被召到东京洛阳荷泽寺，这是他以后被人称为“荷泽大师”的原因。他以七十七岁的高龄抵达洛阳，在那儿住了八年的时光。于此，他再度展开公开的挑战，说神秀、义福、普寂他们所传的法系是旁山，他们所传的渐教是假的。他是一位善于辞令的传道家，又会编造生动的故事。许多关于达摩传道的故事，如与梁武帝见面和二祖断臂求道等，起初皆系由他编造，而后加以润色，才混入中国禅宗史的一般传统历史之中。
我们可以从他的语录(我所辑录的《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版；及铃木所辑的《荷泽神会禅师语录》，1934年版)中看出，他曾和当时有名的文人学者和政治家有过友谊的交往和讨论。就中他选择诗人王维(761年卒)为他的老师韶州慧能写作碑铭。王维在这篇无疑是慧能最早的传记(可能从未刻在石上，只在《唐文粹》里保存下来)中明白表示：五祖弘忍大师认为只有这位南方“獠”工人居士懂得他的禅道，故在他快要圆寂时将“祖师袈裟”传给他，并叫他赶快离开，以免引起争端。
可是，由于神会有聪明的辩才和动人的教旨，吸引了太多的信众，致使当时的御史卢弈在天宝十二年(753)报告皇帝，说他“聚徒疑萌不利”。玄宗皇帝(712—756年在位，762年卒)召他赴京，与他见面后，将他贬到江西的弋阳，其后二年间，又被敕移三个地方。但神会被谪的第三年(755—756)年底，历史上忽然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安禄山造翻了!他的势力很快地就威胁了大唐帝国。叛军从东北边区出发，横扫北方平原，不到数月工夫，即行占领东京洛阳，并从四路进攻长安。京城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七月陷落，玄宗仓惶出奔西蜀，留下太子在西北接管政务。太子宣布即位，组织政府，纠合军队，征讨叛匪，挽救帝国。至德二年(757)收复两京。费了6年时间，才把叛军肃清。
在新政府于756年成立时，有一个大问题：怎样筹备军费?其中的一个救急方法：大卖度牒，大度僧尼。推销度牒，必须在都市里举行募道劝说，使善男信女打开心房与荷包才行。于是，他们想起了这位有大辩才，能够感动听众的和尚神会(可能是出于当时在战时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禅友苗严卿和房琯他们的推荐)。于是，他以八十九岁的高龄再度回到了业已收复但已成废墟的东京洛阳，开始对大批群众说法。据说他的筹款法会结果非常成功，对于戡乱战争作了不小的贡献。
新皇帝为了酬谢他的功劳，特别召他入宫供养，并敕工部在荷泽寺中替他赶造禅宇。昔日被逐的“异端”和尚变成了皇帝的上宾。他于上元元年(760)谢世，享年九十二岁。
大历五年(770)，皇帝敕赐堂额，题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据博学多闻的禅宗历史学者宗密(874年卒)说：德宗皇帝于贞元十二年(796)令其太子集诸禅德，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旁证。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神会)为第七祖。这似乎间接承认了他的老师——不识字的和尚韶州慧能——为第六祖。
元和八年(813)，宪宗皇帝应岭南节度使之请，追谥殁于“百又六年”之前(如此则他死于711年而非传统所说的713年了)的慧能为“大鉴禅师”。当地僧俗大众并礼请当时的两位大作家柳宗元(819年卒)和刘禹锡(842年卒)，为慧能写作纪念碑文，两者皆毫不迟疑地称他为达摩以下的第六代。这场法系的争论既已解决，神会的大功也就告成了。
二、一般所称的六祖慧能
我们对这位不识字的六祖慧能，究竟知道一些什么呢?
在一篇由神会弟子于神会死后所作的早期文献《楞伽人法志》中(本文被引入稍后所作的楞伽宗另一历史记载而被保存于敦煌手卷中传留下来)，有云，楞伽大师弘忍(即通常所称的五祖，674年卒)曾于圆寂前说有十一人可以传他法。在这十一人的名单中，第一号为神秀，第二号为资州(在今之四川)智诜，第六号为韶州慧能，其他尚有七名相当著名的和尚及一位居士。名单上的第二人智诜(702年卒)，系中国西部的一位禅师，他下面出了两个重要的流派，历史家宗密把它们列为第八世纪禅宗七派中的两系。我所以认为弘忍的这张十一弟子名单相当可信的原因，乃因为他可能系作于神会尚未进行他那戏剧性的挑战之前，和在智诜所传的两派尚未闻名全国很久之前。
因此，我们不妨说，慧能系楞伽大师弘忍11位大弟子之中的一个。说他是密受真传的人和祖师袈裟的传承者，很可能是神会所编的一个神话。
据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约作于743年，其中已经提到神会“有类献珠之愿”而“犹多抱玉之悲”的事了。见《全唐文》卷三二七)说，慧能生于岭南百姓之家，其地为华夷和睦相处之处。他在神会和《坛经》所作的描述中称为“獠”——中国西南夷族之一。他是一位以手劳动的工人，后来北徙而在弘忍住持的寺中找到工作。他根性猛利，凡所教习，皆能吸收。他于受传祖师袈裟后即返南方，“杂居止于编人，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后被《涅槃经》讲师印宗发现，予以剃度授戒，促其展开自己的传教事业。
他教些什么呢?王维说：“忍者无生，方得无我。”“始成于初发心，以为教首。”常叹曰：“七宝布施，等恒河沙，亿劫修行，尽大地墨，不如无为之运，无碍之慈。”
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神师碑》说：“其教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期净矣。”
由上述王、柳及神会对于“顿悟”的强调看来，我们可以推测，这位身为“劳侣”和“獠”的大师，可能原是一位苦行头陀。“头陀”的第一个意思，正如楞伽宗许多门徒所行和其祖师达摩所说的一样，就是忍受一切的苦和辱。他可能在纯朴的土人间从生活体验中习知：透过某种顿悟的行为，可以启发人类的心灵。神会曾用“单刀直入”⑧一语，予以形容。如今中国人已将“顿悟”的观念化成了一句简单的成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慧能当时对了解和爱护他的平民所讲的，可能就是这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教义。他使“尽大地之墨”发光，故未留有任何著作。⑨
如此，经过神会三十年(730—760)的苦战和说法，获得正式承认慧能为六祖和神会为七祖，中国的第一个禅宗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到了第八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禅宗各派开始了一个大汇合——几乎是每一个禅师或禅派都奔凑到慧能和神会的一系之下。要跟刚死不久的神会拉上关系，并非易事。但慧能在第八世纪初年即已去世，而他的弟子大都又是些生活或死于山林洞窟之中的苦行头陀，如果宣称曾经参访他们，这就不难了。因此，到了那个世纪的后20年，部分不知名的人物都被记起或发掘了出来，其中如此被发掘出来的两个，有湖南衡山的怀让和江西青原的行思。这两个人的名字，无论是神会为慧能所作的小传(在铃木辑的《荷泽神会禅师语录》之末)中，或最古的《六祖坛经》中，都没有提到。
最伟大的禅师之一的马祖，也是上述名单中的一个，原出楞伽和尚智诜所传两系之一的成都净众寺。但马祖于788年死后，他的传记说他在怀让门下参学而契顿悟玄旨。与他同时的另一位大师——一般称为石头的希迁，据说系在行思门下参学得法。
此外，还有一个称做牛头宗(在今南京附近的牛头山)的禅派，系由与佛教史家道宣(667年卒)同时的法融(657年卒)所创立。道宣在2433字的《法融传》中，并未提到他与达摩楞伽宗的关系。但在第八世纪，牛头宗的和尚都愿意承认他们的祖师曾经一度做过达摩下四祖道信的学生。如此，牛头宗的创立者便成了六祖的“师伯”了。
禅宗的这个大汇合就这样继续着。在一百年的时间当中，几乎所有禅宗各派各系，在神会法统上，都成了“禅宗正脉”六祖的儿孙或与他有亲属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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