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校勘说略》共收文三十八篇,其中“研究编”十篇,“相关知识编”六篇,“新刊古籍评介编”二十二篇,都与古籍校勘有关。其中包括说“校勘”与“校对”—谨以此文祝贺来新夏先生八十华诞、说校勘四法、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古籍的注释及今译等。 作者简介: 曾贻芬 女,汉族,1941年1月31日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兴宁,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7年10月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白寿彝教授的研究生,攻读史学专业。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历史系任教。1983年升为讲师。1987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主要科研成果有:《〈通典食货典〉与正史〈食货志〉比较研究》(《史学史研究》1981.3)、《论〈通典〉自注》(《史学史研究》1985.3、《〈通典食货典〉所引史料辑评》(《古籍整理与研究1985.1)、《〈通典食货典〉初探》(《北京师范大学校庆八十周年史学论文集》)、《姚思廉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影印〈续文献通考》序》(现代出版社)、《历史文献学的萌芽》(与崔文印合作,《史学史研究》1987.4)、《两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同上1988.1)、《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同上1988.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与崔文印合作,《史学史研究1988.4)、《魏晋南北朝的总集》(同上1989.3)、《魏晋南北朝注释形式的发展》等。 崔文印 曾贻芬 女,汉族,1941年1月31日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兴宁,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7年10月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白寿彝教授的研究生,攻读史学专业。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历史系任教。1983年升为讲师。1987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主要科研成果有:《〈通典食货典〉与正史〈食货志〉比较研究》(《史学史研究》1981.3)、《论〈通典〉自注》(《史学史研究》1985.3、《〈通典食货典〉所引史料辑评》(《古籍整理与研究1985.1)、《〈通典食货典〉初探》(《北京师范大学校庆八十周年史学论文集》)、《姚思廉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影印〈续文献通考》序》(现代出版社)、《历史文献学的萌芽》(与崔文印合作,《史学史研究》1987.4)、《两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同上1988.1)、《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同上1988.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与崔文印合作,《史学史研究1988.4)、《魏晋南北朝的总集》(同上1989.3)、《魏晋南北朝注释形式的发展》等。崔文印 河北乐(lao)亭人,生于1941年1月,196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次年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曾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中的《金史》,此后陆续整理出版《金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等,并撰有《大金国志校正》《靖康稗史笺证》《中国古代文献浅谈》《古籍常识丛谈》《籍海零拾》,其书不少与其夫人曾贻芬合作。 目录: 弁言 研究编 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说“校勘”与“校对”—谨以此文祝贺来新夏先生八十华诞 说校勘四法 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 古籍的注释及今译 关于古文今译 古代史书的整理与审读 宋至清历朝官方古籍整理考略 谈古籍的标点及其他 整理或影印古籍要注意保留原书的序跋等附件 相关知识编 版本学 目录: 学弁言 研究编 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说“校勘”与“校对”—谨以此文祝贺来新夏先生八十华诞 说校勘四法 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 古籍的注释及今译 关于古文今译 古代史书的整理与审读 宋至清历朝官方古籍整理考略 谈古籍的标点及其他 整理或影印古籍要注意保留原书的序跋等附件 相关知识编 版本学 目录: 学 校雠学 校勘学 再说校勘学 三通学 新刊古籍评介编 《金史纪事本末》出版说明 《辽史纪事本末》出版说明 《宋刑统》 宋代社会矛盾的缩影——《名公书判清明集》 《靖康稗史笺证》评介 关于《汉书昭帝纪》中的一个句读 博采众长详而不滥——读点校本《唐律疏议》 “曹子整”探微 茫茫书海费搜寻为注清波苦用心——读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 从“段得景”想到的 说点校本《云麓漫钞》 说点校本《汴京遗迹志》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点校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出版 三代学人的劳动结晶——读《大金吊伐录校补》 读点校本《杨园先生全集》 《南部新书》点校商兑 读《东京梦华录笺注》札记 读书献疑 毫厘之间的思考 《儒学警悟》影印说明 《知不足斋丛书》影印说明 《藕香零拾》影印说明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一什么是古籍 谈到古籍整理,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古籍?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要把它讲清楚却不十分容易。不错,古籍,简言之,就是古代的典籍。但这个“古代”包括的时限如何?它的上限起于何时?它的下限如何确定?这些都颇值得研究。即以古籍的时间下限而论,目前至少有三说:一是一八四0年说,二是一九一一年说,三是一九一九年说。持第一说的同志认为,鸦片战争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篇章,故鸦片战争以前的典籍应称作古籍,鸦片战争以后的书就不应称作古籍了。持第二说的同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故辛亥革命前的书可称作古籍,辛亥革命以后的书便不应称作古籍了。持第三说的同志认为,“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文化的分水岭,故“五四运动”以前的典籍应称古籍,“五四运动”以后的典籍便不应称作古籍了。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取呢?笔者认为,古今典籍的分界,既和历史的分期有联系,又和历史的分期有区别。说它有联系,是因为,一定的文化,毕竟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反映;说它有区别,是因为,一方面,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反映这一新社会制度的新文化,必然要孕育于旧的胚胎之中,另一方面,旧的文化,亦不能随着旧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消失而立即消失。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以为,我国古今典籍的分界,应该包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整个的历史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随着中国人民的不断觉醒和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古今文化便渐渐有了明显的区别,大体到“五四运动”以后,新的文化便占了主导地位。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五四运动”以前的典籍都是古籍,因为这显然忽略了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思想方面所起的新的变化;然而,我们也不能仅仅认为鸦片战争就是古今典籍的分界线,因为这同样忽略了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新旧文化长期并存的事实。勿庸讳言,在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典籍,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属古籍的范畴。因此,要认真找出我国古今典籍的分界来,重复地说,这个分界只能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整个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相当一部分典籍似属古籍,也有相当数量的典籍可并入“今籍”,这需要从内容到形式作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笔者以为,这种新旧交错的现象,是符合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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