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共认，儒家思想及其道德体系的意义是20世纪文化论争的核心性问题。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也并不主要基于民族精神或文化认同的要求，而更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学的价值，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40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三纲五常的诠释和张扬，在“五四”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40年代对“中体西用”作了新诠释，在50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尤当指出，近年来王元化历经深思熟虑，在深刻检讨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肯定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民族精神确实可以继承，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家的真正本色。
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一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一。不仅“五四”前后是如此，80年代“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而理解这一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应用于20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20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因此，20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更不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治疗，是对价值理性和精神文明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锲而不合的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
作者简介：
陈来，1952年生于北京，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副执行长。现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以及多所大学
目录：
绪言：人文主义的视界
中国近代思想的回顾与前瞻
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
“五四”思潮与现代性
20世纪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
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
梁漱溟早期的东西文化观
冯友兰文化观的建立与发展
新理学与现代性思维的反思
儒家思想与现代东亚世界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
困境意识与相互依赖
梁漱溟与马克斯·韦伯的中国文化观
价值、权威、传统与中国哲学绪言：人文主义的视界
中国近代思想的回顾与前瞻
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
“五四”思潮与现代性
20世纪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
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
梁漱溟早期的东西文化观
冯友兰文化观的建立与发展
新理学与现代性思维的反思
儒家思想与现代东亚世界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
困境意识与相互依赖
梁漱溟与马克斯·韦伯的中国文化观
价值、权威、传统与中国哲学
90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地位
跋语：世纪之交话传统
修订版后记
“陈来学术论著集”后记中国近代思想的回顾与前瞻
一冲击与回应
近代史学者曾习惯应用“西方冲击一中国回应”的模式描述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发展。近几十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这不仅因为汤因比（Toynbee）的挑战回应理论不断受到批判审查，而且因为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课题不能归结为对西方代表的近代文明作外在的回应，而是要通过自身的现代化解决彼此的冲突。然而，就宏观文化的角度而言，处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如何对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作出创造性的回应，一直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大课题。基本上，根于深厚的精神一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顽强的文化认同，与出于对现代化急迫关切而产生的反传统意识，这两个方面的起伏交叉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早在350年前儒学传统即曾与西方基督教发生接触，但只是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与逼迫。自此，儒教中国的文化发展一直与以某种强大压力为形式的西方文化结下不解之缘。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冯桂芬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们相信只要掌握了西方的军工技术，传统的儒教中国仍能保持中央大国的地位。后来徐寿、李善兰提出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必先学习几何、数学和物理，此后与洋务运动相伴，办学校、设议院、工商立国等主张相次出现，这表明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通过科技、实业、民主几个环节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有了逐步深入的了解。然而，且不说魏源“制夷”的提法，冯桂芬、王韬都主张“器变道不变”，郑观应也讲“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张之洞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乎为整个洋务派所接受，成了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普遍意识。另一方面，洪秀全、康有为以及孙中山，这三个革命家的空想社会主义似乎也都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社会主义（Confuciansocialism）的联系，特别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所有这些也都显示出一种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政治的民族主义是交叉的。近代一位极著名的学者王国维曾把他“爱所不信，信所不爱”的心态描述得淋漓尽致，列文森认为这相当有代表性地反映出早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理性上承认西方文化长处，但在感情上排拒它；在感情上爱恋传统文化而在理性上排斥它的矛盾心理。但这种心理只有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两方面才能彻底理解。从这点来看，中国在近代选择了西方政治文化中最激烈的批判思想——马克思主义，即使在文化上，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它比较契合以“实质合理性”为内容的儒学社会主义的精神传统，又能使受到强力压迫的文化民族主义得到满足。
就文化本身来说，近年一些学者鉴于西方文化一百多年来进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困难，提出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可能需要几百年时间，正如中国人接受、消化源于印度文化的佛教曾经历经数百年一样。确实，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与外来文化的撞击约始于公元4世纪，虽然有文献提到东汉时佛教已传人中国，但佛教真正生根中国是在魏晋南北朝，而佛教变为真正中国化的佛教则在七八世纪即华严、天台和禅宗几支中国佛教流派形成时才完成。那时的中国人也是把佛教的产地印度称为“西方”的。我所要补充的是，这个例证并非表明所有不同文化的融合都需要几百年，毋宁说显示了中国文化由于它的深厚传统和辉煌发展滋养了一种坚固的文化民族主义，从而决定了它对外来文化的真正吸收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并且不可能轻易放弃文化的主体性。
基于此点，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哲学能真正支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唐代佛教中完全印度化而受政府大力支持的唯识宗寿命最短，而真正中国化的禅宗大行其道，便是最好的例子。11世纪开始发展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是对源于印度、化于中国的佛教思想挑战的一个创造性回应。宋明理学虽然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精神营养，但延续并发展了古典儒学传统，并进而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佛教尽管渗入中国及东亚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国仍被称为儒教中国，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基本上是儒家的，人们并不认为工业东亚是佛教文化圈，而称之为“后儒家文化地区”。当然，没有佛教也就没有支配中国人精神生活八百年之久并对东亚产生巨大影响的宋明理学。正是为了对佛教思想的挑战作出回应，新儒家发展了古典儒家未能充分发展的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论，从而使儒学本身得到新的发展。从这点来看，中国文化可能无捷径可走，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只有历经了像理学对佛教的扬弃和批判那样，深入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又能对其弊病加以批判和否弃，同时创造地转化固有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中国文化或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才可能到来。
因而，消化西方哲学的结果必须产生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正像宋明儒者，“出入于释老”，仍要“归本于孔孟”。传统与创新已成为当代世界各民族生活的共同主题。回顾近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发展，虽然“五四”时代全盘西化的思潮盛行一时，但反传统主义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对学术界影响十分微弱。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杰出学者所做的哲学工作都是把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加以结合，如冯友兰用新实在主义重新诠释朱子哲学以建立“新理学”，贺麟从德国唯心主义的观点阐释阳明心学以建立“新心学”，即使是金岳霖也仍力求某种“中国味”，熊十力的“中国特色”更为明显。现代中国哲学中有成就的哲学家都是对西方哲学加以吸收改造并与传统哲学相结合。甚至毛泽东本人的哲学不仅与传统哲学的理事、知行、两一思想有继承关系，而且也一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具体实际当然也包括思想文化传统作为既定前提的事实。甚至在某一意义上，毛泽东思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也可以说是批判吸取了儒家积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文革”前的“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是“文革”中的“斗私”、“破私立公”，对一般的中国民众来说，毛泽东的教导与传统儒家的圣贤教导亦有共同之处，毛泽东的《语录》和刘少奇的《修养》都提示出毛泽东思想在伦理功能上被中国社会用以替代传统儒学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意义上的不自觉的中国化，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性趋向是一致的。
二传统与现代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但直到“五四”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面危机才真正到来。从纯粹学术的观点看，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抨击多失之激烈与偏颇，但“五四”的反传统思潮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事实，大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确认固有的传统文化对于复兴伟大民族的目的不能有所贡献反而造成阻碍，而摆脱列强压迫、复兴中华民族，成了知识分子面临的急迫任务。由此来看，不论“五四”前的“中学为体”，还是“五四”时的“全盘西化”，源出于一个共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真是一个“吊诡”，激烈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正是基于强烈要求复兴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这种心理几乎支配着从“五四”到今天的每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激动着他们的热血和激情。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很少有像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那种民族生存前景的危机感和对民族振兴与现代化的急迫关切。
然而，并非20世纪以来每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使国家现代化上面，这是由于他们常常不得不面对一些更急切的内外问题。近代中国的军阀混战、饥荒流行、经济混乱和外部侵略，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民生活的痛苦不堪，使得知识分子首要考虑的是谋求结束国内混乱、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而不是如何建立起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良性政治经济制度。反对“内忧外患”的“救国救民”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若从“现代化”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是比较褊狭的，认为现代化或赶上西方就是在国家军力上赶上西方。1949年以后，国家的主要关切还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这是近代中国受屈辱受欺负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国家意识。
诚然，建设强大独立国家的愿望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之后已基本实现。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及70年代中期，政府也都提出过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但是当时的领导人与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展还十分陌生，对他们来说，钢铁和粮食的产量足以代表经济现代化的一切。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站在“文革”的废墟上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走出封闭的国门，走向已十分陌生的世界，当我们惊讶地面对一个远非“水深火热”的现代化西方世界时，人们才开始了解“现代化”所包含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含义。同时，沉重地、痛苦地意识到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和由此产生的危机感与生存压力，虽然不是来自八国联军的船坚炮利，却丝毫不比19世纪弱一点，相反，它的普遍性却是19世纪无法相比的。80年代北大学生提出的“振兴中华”，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传人中国时的图强口号在内容上已有很大的不同，包含着要使整个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以及政治结构、文化观念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现代化”——这个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终于被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了，并第一次成为知识群体的自觉，这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和文化运动的大背景。
对现代化的急迫要求，导致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传统的情绪。在文化上，一方面是具有较深文化素养的学者认同传统的
文化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是青年知识分子强烈地全盘反传统以促进现代化的急功近利主义，两方面构成的复杂相互关系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五四”时期的激进派站在急功近利主义立场上对儒学与传统文化进行文化批判，而这种批判就其本质上说并非从西方学术立场上作出的深刻剖视，只是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与现代改革完全对立的巨大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作出贡献。在传统思想中儒学是遭受批判最严厉的一家。然而，从思想上说，这种因急于促进振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对儒学的猛烈批判，又正是批判者深受儒家忧国忧民天下思想的影响。如果没有儒家这种把民族和社会关切视为最高道德义务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儒家的批判就不会那么激烈。“五四”文化批判的基本偏失在于，一方面把狭隘功利主义引入文化领域并作为评判文化价值的标准，一切与富国强兵无直接关联的人文价值均遭排斥；一方面不能了解价值理性在文明发展中的连续性，把价值传统当作与现代完全对立必加去除的垃圾。遗憾的是，这些偏失不仅未能得到认真重视，而且仍然是近年新的文化批判运动的历史回声。
近年来的文化批判在许多方面与“五四”时期相似，反映出文化近代化运动的一些共同特征。但新的文化批判更多地着眼于社会批判，这使得他们的批判具有一些含混不清的特点。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活动家也加入了批判传统思想的行列，他们激烈批判现代封建主义固然言之成理，但把政治生活中的弊病统统或仅仅归结为传统思想的残余影响，其结果不但容易把现实问题转移为传统问题，把制度问题变换为思想或文化问题，而且在“封建主义”的笼统观念下无法区分意识形态与人文价值，再加上一种缺乏远见的急功近利的文化政策和这种政策下造成的文化迷失，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面临内在的危机。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深厚文明传统的国家，传统的根本遗失是不可能的。在“造翻有理”风行的时代，实际上却没有人真正考虑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传统的危机只是来自外在的破坏力；今天则不同了，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个思想文化时代的过去，全盘西化思想的影响，这一切使得“五四”以来的一个新的反传统思潮正在发展。自觉的反传统意识，如果不是情结的话，也支配着当代中国大部分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一种盲目的、冲动的、普遍的反传统思潮，不仅是对任何试图复兴传统思想努力的最大挑战，由此引起的传统、文化、价值和权威的全面失落，是十分危险的，对现代化及改革本身也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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