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视角独特的阳明心学入门读物，继《万历十五年》、《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后又一明史随笔佳作。
本书选取王阳明一生中最重要的六个时刻：身陷诏狱、龙场悟道、赣南剿匪、智擒宁王、狙击皇帝、天泉证道，通过对当时复杂局势的深入解读，以及王阳明心路历程的细腻剖析，阐述了阳明心学的精髓和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
许葆云陕西省作协会员，知名历史专栏作家，长期致力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长篇小说“王阳明三部曲”荣获第二届陕西图书奖文学类奖，并出版《谋略就学李鸿章》、《升迁就学曾国藩》、《经商就学胡雪岩》等多部作品。
目录：
引子知行合一读阳明
第一次直视黑暗，看破愚忠
第二次龙场悟道，良知自救
第三次知行合一，无解中求解
第四次力行，打出一个心学
第五次破心中贼，和皇权搏斗
第六次天泉证道，圣人必可学而至
后记引子
知行合一读阳明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也可视为心学宗师王阳明恪守一生的座右铭。这四个字表面看来十分简明，内中却颇多奥妙。想要理解王阳明，看懂他的心学，只了解理论远远不够，还需要把阳明先生的一生经历和他的学术理论合为一体，视阳明心学理论为“知”，以阳明先生一生经历为“行”，知行合一，互为借鉴，相互渗透，才能读懂心学，读懂阳明先生。
阳明心学大讲良知，力图“简易”，但自古而今，阳明心学却也并不易懂。究其原因，是阳明心学有三奇。
第一奇，阳明先生是心学宗师，首创知行合一之说，大举致良知之教，他自己早年却是个心学门外汉，浑浑噩噩无知无觉，直到三十五岁那年上奏蒙冤，下狱受苦，困居龙场，一夜悟道，即成宗师，这一“悟”令后人斥其学说为“禅”，说三道四，乱了心学的章法。
第二奇，阳明心学自创立之后，赞誉者众而毁谤者亦众，赞者视其为救国救民之明灯；毁者谓其是破国倾家之祸水。誉至极，毁亦至极，令人咋舌。
第三奇，阳明心学创于中国，在本国逐渐湮灭，寂寂无声，反而在邻邦日本大放异彩，使这个小小岛国两度称雄于世。其后中国在大败之余，不得不以东邻为师，从日本将心学重新引入，现在心学回到中国前后已有数十年了，却依然寂寂无闻……
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偏就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枝散叶，真是奇怪至极。
说起心学的起源，不能不提到南宋名儒陆九渊。
陆九渊，字子静，世称象山先生，今江西抚州金溪县人，早年举进士，做过些不大的官职，病死在任上。陆九渊一生讲学多，著述却少，以“心即理”和“自存本心”为学术主旨，提出“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认为成圣贤只在于讲明本心，不假外求。
陆九渊的学说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他认为：“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戕贼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闲其戕贼放失之端，日夕保养灌溉，使之畅茂条达，如手足之捍头面，则岂有艰难支离之事？”因其所教多称“心即理”，强调“存心养心”，故其学说被世人称为“心学”。
陆九渊在世时，他所创立的心学与朱熹所宣讲的理学并驾齐驱，然而朱、陆去世后，被朱熹整合起来的理学逐渐被统治者接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把理学定为当时科举考试的标准，到明朝仍沿用这一制度，专以朱熹所著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的命题，由此确立了理学的学术正统地位，而心学逐渐被边缘化了。
到明朝中叶，随着封建独裁越来越强化，哲学思想的空间越来越狭隘，随之引发的社会人心日趋败坏，正如王阳明所说，“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已是病入膏肓，不治不行了。而当此时，朱子理学已经固化为困人思想的樊笼，陆子心学则被边缘化，从者日稀。用什么办法救社会拯人心？王阳明于众说纷纭之中，聪明地选择了孟子之学作为突破口，以陆九渊“心即理”的心学思想为基础，建立一套有效的济世救人之学。在《别黄宗贤归天台序》中，王阳明说道：“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把孔子、孟子以及周敦颐、程灏、程颐诸大儒的学说巧妙地连接为一体，借此为自己的阳明心学正了名。
正名，这是孔夫子早年周游列国，流落卫国时“发明”出来的一项政治技巧。在中国社会中，不论做什么事，也无论其是正是邪，总要尽力为自己“正名”。阳明借孟子之言为自己的学说正名，是个聪明的举措，于是当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质疑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为他辩白，说：“‘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虽然最终辩护失败，阳明心学还是遭禁，但起码这个“辩护”还算有力。
其实阳明心学虽得于孟子之学，却并不因袭于此，而是借孟子“良知”二字大做文章，极力发挥，其内涵与成就皆高于孟子。
孟子虽谈良知，却不言“知行”，只是把良知与存心养性放在一处，而阳明先生谈良知，却尽是在“知行”二字下工夫，以至于后期理论达到了“致良知”的极点，最终肯定自我，明体达用，在明朝那个封闭压抑的社会环境中，尽其所能展现了哲理与人性的光辉，其光芒既照亮了孔孟思想，同时又超越了孔孟，达至更高境界。
阳明心学得孟子学说之“神”而另做发挥的同时，也得陆子心学之“形”以丰富自己。陆九渊说：“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而王阳明由此推出“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由此推出自觉、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系列理念，一步步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转化为一个完善而丰富的学术体系，在明朝中叶形成了曾一改社会风气的“阳明心学”。阳明先生自己也被后人赞为“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在中国哲学中，没有一种学问像阳明心学这样重视实践，重视经世致用；在中国哲人里，没有一个像王阳明这样遭遇坎坷，绝境求生。从无知无觉到良知觉醒，从悟出“知行合一”到力行“知行合一”，从致良知之高远而达于圣人境界到六次突围，沥血呕心，惊心动魄。
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有幸与孔、孟两位夫子齐名，被后世并称为“圣人”，而他的悟道成圣之路，却是从一场几乎夺去他性命的灾难开始的。
第一次直视黑暗，看破愚忠
一官二代的升迁路线图
王阳明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出生在大明王朝第一流的官僚家庭。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状元，到正德元年（1506）已经担任礼部左侍郎，成为内阁辅臣最重要的候选人之一。
老父亲官做得如此顺利，王阳明庇荫其下，自然也是顺风顺水。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被安排到工部“观政”，也就是实习。他刚到岗就接了一个大“工程”，为刚刚去世的名将王越修建陵墓，这次他认认真真地实习了一次。后来他并没有在工部任职，而是去了刑部，担任云南清吏司主事。
在云南清吏司主事位上仅仅待了一年——还不满一年呢，王阳明这位小小的六品主事就被外派到淮扬、直隶去审决死囚。这是刑部主事所能接受的最重要的外派职务，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锻炼。其后王阳明因为身体不好，回老家休养了足足两年，弘治十七年（1504）才回到京师继续担任刑部主事。过了半年，他又接到了一个六品主事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任命——山东省乡试主考官。更有意思的是，他这个职位不是经由礼部衙门委派的，倒是山东巡按御史陆偁主动向礼部“推荐”的。
巡按御史，是和布政、按察、都指挥齐肩的高官，是朝廷派到地方上的耳目风纪之臣，这样一位重要的臣子，却向朝廷推荐一个刚在刑部任职四年（其中还有两年在休病假）的主事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可真算是意味深长。
大明帝国共有两京十三省，其中山东是个重要的大省，在北方仅次于直隶。王阳明这么一个毫无资历的新人竟被山东巡按御史推荐为乡试主考，而这个“推荐”居然立刻就被礼部批准了。这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我们可以再往深里想一想。
京城哪一个部门负责管理全国的科举考试？
礼部。
此时，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礼部右侍郎。
如果礼部衙门公然委派一个如此年轻而无资历的刑部主事去担任一省的乡试主考，别人是要议论的。而一位监察御史出来“推荐”，礼部再下任命，表面看来丝毫也不牵涉王华这位礼部的副部长，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主持山东乡试回京后，王阳明又被调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平级调动，其实内中大有讲究：当时大明朝的文官两万余名，武官却有十万人！这些人升迁任命多要经过武选清吏司，所以兵部的武选司虽然职位不高，却是肥缺中的肥缺，在京城各部门的各级“主事”中，武选清吏司主事能捞到的“油水”是最足的……
王阳明是大宗师，是一位“圣人”，可他的老父亲却是个“凡人”。这位老先生大权在握，自然不肯浪费了，于是一步一步全按着官场上的潜规则给自己儿子安排前程，真是板眼分明，有条不紊。王阳明自从考中进士以后，整条晋升之路都被安排得非常有趣，画一条路线图，我们就全看清楚了。
首先，王阳明到工部实习，显然是让他熟悉一下怎么做工程。在六部之中，工部的职司相对来说不太重要，所以王阳明并没留在工部任职，而是转去刑部，负责审决重犯，这是让他熟悉一下《大明律》，搞清楚一个官员应该怎么审案件、理刑名。
古代的官员很有意思，他们可能被分派到任何一个部门，掌管任何一项工作，但这些官员对自己即将被分派的工作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专业技能，往往是上任之后才开始摸索着干，很多官员因为不熟悉本职工作，只好把实权交给手下有经验的官员或胥吏，自己则悬空挂着，很是被动。而对一个古代官员来说，工程和刑名是最重要的实习功课，将来王阳明如果外放担任地方官员，这两方面的能力就显得更要紧了。当下王阳明年纪虽轻，资历虽浅，却在父亲的安排下历任工、刑两部，对工程和刑名都进行了有效的实习，这对他以后的仕途将有非常大的帮助。
有了专业能力，下一步需要培养的就是人脉关系。在有了工程和刑名的经验后，王阳明就被外派做了主考官，这是在积累人脉。因为乡试主考官对上可以接触山东一省重要地方官员，对下可以成为这一科考中所有举人们的“座师”。这套“座师”、“门生”的说辞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个强有力的权力“蛛网”，将来这些举人一旦做了官，他们一辈子都会奉阳明先生为“座师”，聚在王阳明的“门下”。所以王华安排儿子去做乡试主考，一语挑明，就是在地方上交结人脉，为儿子织就一张做官必需的关系网。
实习，受训，结人脉，这三步棋走得稳稳当当，不动声色，几年工夫就把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打造成了一位技能全面、经验老到、人脉关系也比较丰富的朝廷官员。
显然，这位老谋深算的成化辛丑科状元是在利用手中权力刻意栽培自己的儿子。但奇怪的是，从王阳明的“升迁路线图”可以看出，王华为儿子安排的是一条担任地方官的仕途，他为什么不让王阳明进入翰林院？因为出身翰林，可找机会进入权力上层，做一个京官、重臣。
翰林院是明朝最高学术的官署机构，翰林出身则是极为重要的身份标志。一个官员要想升到侍郎、尚书这样的高位，以至入阁担任辅臣，翰林出身是非常重要的。
王华出身翰林院，却偏偏让儿子直接到工部观政，到刑部做主事，绕过了“翰林院”这个做高官必需的门径，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番巧妙的人事调度和安排。要想弄明白这一点，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分析王阳明那位城府如山、精明透顶的礼部侍郎老父亲的经历、仕途和心态。
在明代，一位学子在寒窗苦读之后终于考中进士，做了官，这只是他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因为进士及第是官员人生的一处岔路口，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从翰林院出身，做皇帝身边的近臣；二是从六部出身，做一个担任实际工作的能臣。
状元公王华自己走的就是第一条路，进入朝廷后，他从翰林院六品编撰做起，以皇帝身边文学侍臣的身份一步步走上来，主持过经筵日讲，参与编纂过《宪庙实录》和《大明会典》，做过詹事府少詹事（少詹事是专门辅佐太子的职位），又给当朝太子做过讲师，加之王华精明干练，能力极强，将来势必成为朝廷最上层的重臣，而他的资历又给他提供了多重机会，既可能在弘治朝得到重用，担任阁臣，又可能在将来太子继位后升任阁臣，运气好的话，甚至可能担任两朝的阁老。
但阁臣并不容易做，这是一个极度荣耀却也备受攻讦的位置。
大明洪武十三年（1380），太祖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罢宰相之职，并且把这一条写进了《皇明祖训》里：“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有了这么凶狠的戒条，此后明朝就再也没有宰相了，内阁的阁臣并不等同于宰相，他们必须唯皇帝之命是从。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朝廷又确实需要在皇帝之下有一位或几位名副其实的人来协调官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明朝的内阁辅臣变成了一个很窘迫的角色：皇帝不认为他是宰相，朝臣们却又把他们当成宰相。如果阁臣巴结皇帝，就会被臣子们指责；维护朝臣与皇帝争执，又会遭到皇帝的打击和罢黜。
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们只好更多地巴结皇帝，唯皇命是从。这么一来他们就难免遭到下层言官的弹劾，而言官们弹劾时又不敢稍涉皇权，就往往会以阁臣的私人操守为攻击点。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例如，嘉靖皇帝曾经重用奸臣严嵩，借着严嵩父子的手迫害朝臣。可到了晚年，嘉靖皇帝卸磨杀驴，罢免了严嵩，将严嵩之子严世蕃下狱论罪。
严嵩父子是嘉靖一朝出名的奸臣，尤其严世蕃这个人为祸朝廷多年，收索贿赂，迫害朝臣，劣迹斑斑，十恶不赦，百官都欲杀之而后快。为了坐实严世蕃的死罪，审案的官员们在搜集罪证之时不遗余力，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罪状中也记载了严世蕃迫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和锦衣卫经历沈炼的恶行，当时的阁臣徐阶看到这一条很惊讶，立刻就问审案官员：“你们到底是不是想杀严世蕃？”
审案官说：“必欲杀之！”
徐阶就说：“你们既然要杀严世蕃，却又在案卷中提到杨继盛、沈炼，这岂不是在给严世蕃帮忙？因为当初杀这两个好人，都是严嵩从皇帝那里弄到圣旨才杀的，现在你们提起这两件冤案，等于是在间接指责皇帝。要是这样的话，你们这几个审案的人就要倒霉，严世蕃倒没事了。”
徐阶这位阁臣果然厉害，一语点醒梦中人，审案官赶紧换了几条与皇帝不相干的罪名报上去，说严世蕃勾结倭寇，豢养匪类，占用被认为“有王气”的土地修建宅院，有不臣之心，以这些罪名“构陷”一番，才把严世蕃给杀了。由此可见皇权之威，言官构陷之狠——即使构陷是针对坏人。
终明一朝，身为阁臣的官员不管是正直敢言，还是奸佞妖邪，又或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的庸碌之辈，大都难逃言官的弹劾，真正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为了避免将来一旦失意，遭到朝廷言官的痛击，那些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成为内阁重臣的官员们往往给自己做官的儿子安排一条平凡的为官之路，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做一个中下级官员。若父辈的仕途顺利，不出麻烦，则一家人安享太平；就算遇到一些麻烦，大不了父亲致仕退休，儿孙辈或可免受牵连，最多也不过贬官、革职，不至于招来更大的灾祸。
另外，王华升迁虽快，却缺少外放任职的经验，人脉只限于朝廷，在地方上缺少助力，儿子到地方上做官，对王华也会起到辅助作用。
所以王华为儿子安排的前途是：不进翰林院，只在部里（比如刑部）担任一个中级官员，将来等待机会外放，到地方上去做官。总之是不入中枢，不做重臣，在官场上尽量不要出头，也不去冒任何风险。
如果阳明先生的人生之路完全按父亲的安排去走，那史书上应该不会留下他的名字。可王阳明并不因为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平庸的前途就甘于平庸，在关键时刻，他还是奋不顾身冒死上谏，做了一个诤臣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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