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


作者:龚鹏程     整理日期:2014-09-18 09:46:06

本书梳理了文学批评史上一些重要概念的源流,讲述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结构,通过解读文学批评经典,阐述了文学批评的理则;并剖析了一些常用的有影响力的古典文学批评术语,值得借鉴。
  作者简介:
  龚鹏程(1956-),台北人,祖籍江西吉安。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身兼海内外多种学术性和文化性职务,曾任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等,现为国际儒联理事、中国符号学会理事长、亚洲汉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伦敦终身教育学院
  目录:
  总序
  【第一卷文学观念的起源】
  第一章文始
  第二章道分
  第三章言语
  第四章歌诗
  第五章礼乐
  第六章辞赋
  第七章文学
  第八章本儒
  第九章文术
  第十章文情
  【第二卷文学批评的理则】
  第一章说“文”解“字”——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结构
  第二章从《吕氏春秋》到《文心雕龙》——自然气感与抒情自我总序
  【第一卷文学观念的起源】
  第一章文始
  第二章道分
  第三章言语
  第四章歌诗
  第五章礼乐
  第六章辞赋
  第七章文学
  第八章本儒
  第九章文术
  第十章文情
  【第二卷文学批评的理则】
  第一章说“文”解“字”——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结构
  第二章从《吕氏春秋》到《文心雕龙》——自然气感与抒情自我
  第三章《文心雕龙》的价值与结构问题
  第四章《文心雕龙》的文体论
  第五章诗歌人物志——诗品、主客图、宗派图与点将录
  第六章细部批评导论
  【第三卷文学批评的术语】
  第一章重建中国文评话语
  第二章论才
  第三章论法
  第四章论诗史
  第五章论本色
  第六章论妙悟
  附录补遗内容
  中国文评术语零释第一章文始
  章太炎先生从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始》,推原文字之始、申论造字之理。本文借用它的名称,但不是想再谈语言文字,而是想论文学观念的起源。
  古代本来并无“文学”一词,“文学”这个语词与观念,是从“文”发展来的。但邃古论文,究竟何所取义,现在已难以稽考,溯论文始,只能从《周易》开始。
  《周易》论“文”,最粗浅的含义,是以“纹”为文。如《革卦·九五象》日:“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象》日:“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文”均指虎豹身上的花纹说。虎豹皮毛上不同的颜色间杂而成花纹,对于这些花纹,《易传》是非常赞美的,所以形容它们甚为炳蔚,且用以形容君子大人之德。
  虎豹有其“文”,其他鸟兽亦有,《易经》本为观象之学,所以教人要“观鸟兽之文”。但除了观鸟兽之“文”以外,它还教人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时,是观鸟兽之“文”,观天观地时,也一样是要观天地之“文”。如《贲卦·彖传》云:“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阴阳刚柔的变化,即为天文,包括日月四时的盈虚消息等等均属于此类,观象者必须观此天文。地文则为山川物类的问杂变化,亦为观象者所不宜忽略。此外,它还谈到“人文”的问题,人间事物刚柔交错,亦形成其条理,亦表现为纹象,故也称之为“文”。
  上面所说为《周易》论“文”的基本含义。依《周易》的义理结构,它是讲“感应”的,应,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类相应;感,则是异类问形成的关系。《周易》重视感,尤甚于应,故《睽卦》说:“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为什么呢?因为二女均为同性同类。反倒是要女与男,不同类的两种人,才能因异类相感而通其志,此所以《睽·彖》日:“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睽”是乖异的意思,因其不同反而可以成事,这个道理是它所极为强调的,因为此中即有“感通”的原理在,而且这也是天地万物创生的大原则。
  男女睽而其志通,男女异类而合,也是《咸卦》所要讲的道理。《彖》日:“咸者,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阴阳交、男女合、二气感,才能化生万有,因此它接着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周易》各卦都是以阴阳二爻构造而成的,“阴”、“阳”也是它用以掌握各种物类的基本概念,万事万物,皆以阴阳予以指括。但分阴分阳之后,更重要的是要说明各物各事之间相互的关系与互动的状况,故阴阳既分之后,更要谈其如何相互推移变化,盈虚消长,以至于如何合。而合也最重要,因为阴阳交感合和才能生化万物,所以这又是个天地万物创生的原理。唐人《周易正义》论《咸卦》说:
  六十四卦,旧分上下。乾坤象天地,成恒明夫妇。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妇实人伦之原,因而拟之,何为不可?……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乃得亨通。……天地二气若不感应相与,则万物无由得应化而生。……成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赅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
  《易经》向来分为上经与下经,上经起于乾坤二卦,下经起于《咸卦》。乾坤为阴阳为天地,咸则为阴阳交感,所以极为重要。感更被视为是万物生成存有的原理。
  而阴阳交感、异类相交也就是“文”。《贲卦》,《正义》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若四月纯阳用事,阴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纯阴用事,阳在其中,齐麦生也。是观刚柔而察时变也。”刚柔阴阳相交错杂即成为文,犹如虎豹身上黄色黑色两种颜色交错间杂而形成花纹一般。玄黄,也是用以形容天地、阴阳、刚柔的颜色,故《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九家易注》云:“玄黄,天地之杂,言乾坤合也。”天地感而物生,乾坤合而成文,亦犹玄黄杂而表现为虎豹之文那样。这种文,更足以显现虎豹威猛的体质,所以说是“饰”。文,是对于虎豹体质的一种修饰、装饰或表现,一如天地阴阳表现于其四时刚柔之交错变化。以此来看,“文”既是交合感通,是万物存有的原理;又是天地万物的活动与表现,是存有活动时的状态。
  与“文”同义的另一个字是“章”。“章”也是异类相交的现象。例如《坤卦·六二卦》云“含章可贞”,《象》日:“含章可贞,以时发也。”虞翻注:“以阴包阳,故含章。”《噬嗑卦·彖》日:“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姤卦》说:“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这里的“章”,都具有与“文”相同的意思,这也是后来“文”“章”两字联结成词的缘故。
  不论“文”与“章”,都指异类交错间杂之状,《说文》中所说的“文,错画也”,正是《周易》论“文”的裔流。此外,与这一情况类似的字,则是“五”。《坤·六五》中云“黄裳元吉”,《象》日:“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王肃注:“坤为文,五在中,故日文在中也。”五,篆文写作X,本来就是天地交午的意思。天地交午,也就是“文”。
  由“文”这个字,又衍生出“文明”、“文化”、“文德”等相关词。
  文化的“化”有两层意义,一指变化,二指教化。就变化说,“文”本身就是因阴阳刚柔之消息盈虚与推移变化而形成的,故“文”之中即蕴涵了变化之意。最能体现此意者,为《革卦》。其卦辞云:“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革是水火相息之象,息非熄灭,而是增长的意思。水火乃相异之二物,但异者不相同而相资,所以彼此反而均因此而得以增长丰富,形成文明。此文明即成于阴阳刚柔之相合相长之中。这种变化,就是文化的第一个含义。
  其次,文化之“化”亦有特就教化说者。如《贲卦》说君子应“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卦·象》也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就是风化、教化。君王或君子之德行教化如风吹拂大地,老百姓随风向慕,其原始粗陋质朴的生活,遂因此而成为有文化的生活。所以《蛊卦·象》也说:“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指民育德。”所谓有文化的生活,也就是有德行的生活,与动物性自然生存状态毕竟是不同的。
  “文化”的含义如此,当然也就包含了“文德”的体认。《小畜·象》日“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与君子以文教风化民众的意思是极为类似的。虞翻注云“坤为文,乾为德,离为明,初至四体,夬为书契,乾离照坤,故懿文德”,偏重于卦象上的解释,并不契合《象传》之意。盖“文德”偏于君子个人自己这一面说,“文化”则偏于社会面说。
  与文化相关且类似之语,为“文明”。前引《革卦》卦辞已谈到“文明以说”。其他论及文明者尚多,如《乾卦》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即是。文而称之为明,有昌明盛大之意,后来《红楼梦》讲其书所记之事发生在一处“文明昌盛”之地,就沿用了这个意思。文明是昌明盛大的,它又表现出强烈的开展性,所以它又有刚健之义,如《同人卦》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大有卦·象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凡说“文明”一词,都具有积极健动、不断发展的意思。如若不然,便不妙了,故《明夷卦》说其卦象是:“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火入于地下,所以是明在地中,光明被掩蔽了,文明不能彰显,卦象颇不吉利。后来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即用此义。《周易》中谈到“文”的地方,都是吉,只有这个卦不好,就是因为明已失去。文不能明,当然不妙啦。
  《周易》所论“文”之义,大抵如是。对于这本经典如此论“文”,我们应如何来看待呢?
  《易》本为卜筮之书,观象立义。其后孔门以之为教,孔子或其后学赞《易》以为“十翼”。但无论从卦爻辞或《彖传》、《象传》来说,我们均可发现《易经》及其主要阐释者均极重视“文”这个观念,以及它在存有中的地位。
  在《同人卦》中,曾经讲到“君子以类族辨物”。分类,是《周易》构成的基本原理,万事万物须先分类,各以阴阳予以表示,才能以之成象,说其刚柔进退吉凶。分类之后,方以类聚,族以群分,同类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异类者则感而通之。“文”就是异类通感相交的这个过程与状况。而又因为天地要相交才能化生万物,所以“文”又是万物存有的原理。文既是存有又具活动义,故事实上“文”就是“道”了。后世论文,辄须“原道”,肇机殆即在此。《文心雕龙·原道》篇一开头就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犧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这一大段简直就是《周易》的注解。从“文”为道之文(道之显现),一直讲到天文地文人文,凡有形质,莫不成“文”。“文”的来历及“文”的性质,均与道有关,故论“文”者也据此而认为作文须推原于道,或明道、达道、载道,从而开启了我国一条非常重要的思路。
  与文道关系相关的另一个《周易》文论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文”除了兼指一切天文地文之外,在人文领域里,“文”事实上具指一切文明文化。礼乐教化、典章制度、黻冕言辞,莫非文也。孔子苟子以降,将“礼”与“文”并论的渊源正在此。
  《易·乾·文言》也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四德之中,已点出了文与礼的关系,而且礼是交接会通之道,本身就与文之交通义相符合,因此《系辞传》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天下之动,是指阴阳变化推移。感而遂通,犹如前文所云“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或如张瑶注所说,是“会者,阴阳合会,若蒙九二也。通者,乾坤交也,既济是也。”案:孔颖达《疏》说“既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若会通典礼得,则为吉也。若会通典礼失,则为凶也”,可见吉凶系以合礼与否来判断的。这个道理,《系辞下》用另一种方式来说,谓“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物相杂故日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文若当,自然没什么好说,文若不当便有吉凶可说了。以文当不当来说吉凶,与吉凶以合不合礼来判断,态度显然是一致的。礼、文几乎可视为同一件事,或者说礼是文的一种性质。就人文世界来说,礼即人文,尤其明显。
  文,具指一切文明文化,除了会因此而展开“礼”与“文”的关联之外,亦显示了文的风化教化义。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文化的力量就像风一样,会吹拂大地,滋长万物。故《周易》中论及文化的一些卦,如《观》,是风行地上;《蛊》,是山下有风;《小畜》,是风行天上。这些“风”,都象征君子教化的状况。文既与风教、风化有关,文章便不应苟作,而应考虑到它在风教上的效果。这也是后来影响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观念之一,例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裴子野《雕虫论》中说“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都可看成是这个观念的发展。
  此外,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就是文质关系了。本文一开始就谈到《周易》论文最粗浅的含义是以“纹”为“文”,如《革卦》所举的虎豹皮毛花纹之类。花纹毫无疑问是“物相杂”,是“错画”。但它毕竟只是皮毛,为何《周易》却要以此纹饰之炳蔚来形容君子大人之德?站在注重实质的立场看,恐怕要不以此为然了。但《周有昌明盛大之意,后来《红楼梦》讲其书所记之事发生在一处“文明昌盛”之地,就沿用了这个意思。文明是昌明盛大的,它又表现出强烈的开展性,所以它又有刚健之义,如《同人卦》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大有卦·象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凡说“文明”一词,都具有积极健动、不断发展的意思。如若不然,便不妙了,故《明夷卦》说其卦象是:“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火人于地下,所以是明在地中,光明被掩蔽了,文明不能彰显,卦象颇不吉利。后来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即用此义。《周易》中谈到“文”的地方,都是吉,只有这个卦不好,就是因为明已失去。文不能明,当然不妙啦。
  《周易》所论“文”之义,大抵如是。对于这本经典如此论“文”,我们应如何来看待呢?
  《易》本为卜筮之书,观象立义。其后孔门以之为教,孔子或其后学赞《易》以为“十翼”。但无论从卦爻辞或《彖传》、《象传》来说,我们均可发现《易经》及其主要阐释者均极重视“文”这个观念,以及它在存有中的地位。
  在《同人卦》中,曾经讲到“君子以类族辨物”。分类,是《周易》构成的基本原理,万事万物须先分类,各以阴阳予以表示,才能以之成象,说其刚柔进退吉凶。分类之后,方以类聚,族以群分,同类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异类者则感而通之。“文”就是异类通感相交的这个过程与状况。而又因为天地要相交才能化生万物,所以“文”又是万物存有的原理。文既是存有又具活动义,故事实上“文”就是“道”了。后世论文,辄须“原道”,肇机殆即在此。《文心雕龙·原道》篇一开头就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锃;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犧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这一大段简直就是《周易》的注解。从“文”为道之文(道之显现),一直讲到天文地文人文,凡有形质,莫不成“文”。“文”的来历及“文”的性质,均与道有关,故论“文”者也据此而认为作文须推原于道,或明道、达道、载道,从而开启了我国一条非常重要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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