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个基本路向——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胡适、陈独秀和梁漱溟的思想论述和思想轨迹为主要考察对象，借用剑桥学派（尤其是波科克）注重语境和论述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梳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社会思考中，如何以转向个人自我的觉醒与革新（所谓“新民”）作为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本方式，而这一“转向自我”的取向与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和进化史观相结合，共同构筑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个人”论述的基本形态。
作者通过比较伯克、伯林、博兰尼等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论述，厘清了“个人”、“自由”、“自治”和“历史”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核心观念和关键论述的意涵和脉络，为我们展现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与进化史观的基本样貌和相关变化，同时对自由主义的困境、保守主义的难局和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抉择做了绵密、精当的评述。
作者简介：
杨贞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史学博士，现任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从“完全之人”到“完全之平等”——刘师培的革命思想及其意涵》、《实验主义、儒家思想与中国民主——郝大维与安乐哲“儒家民主说”的省思》、《“中体西用”——晚清朝中礼法争议及其意涵》等论文多篇。
目录：
感谢的话
三联版序言
第一章导言：个人、自由、自治与历史
第二章从论述看历史：波科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第三章转向自我：胡适科学方法观的特征
第四章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
第五章自由与修身：胡适自由主义中的思维模式
第六章自由与进化：胡适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与历史
第七章自由的取舍：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之路
第八章人心与历史：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中的进化论述
附记
征引书目
译名对照表只是，陈独秀虽然接受社会主义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面的重视，也承认历史有其历经封建制度、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阶段性进化，却不曾采取原教育式的历史唯物论。对他来说，阶段性进化与其说是经济发展铁律的展现，意涵客观而外在的世界潮流走向，还不如说是意涵社会幸福的增加，公理的伸张，以及人们为理想奋斗的成果。他而且相信：俄国大革命证明了社会主义无俟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已是当下即可追求的目标。
最后，陈独秀在他以为同样象征社会进化的各种社会主义中选择了共产主义。他的选择和他在这段时间内对于个人的看法同样也有不可分的关系。陈独秀自清末以降，再三强调不能做奴隶，也始终重视个人的识见和努力所能造成的影响，总是倾向于以说理的方式，直接诉诸个人的自我觉醒和要求。巴黎和会中的挫败和国内军阀的腐败政治，终于使他承认必须以强力对抗强力，个人的力量之所以能发生作用将在于能够形成新的强力。
就在这时，共产主义提供了陈独秀理论的解释和具体实践的办法。他藉由共产主义强调：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为社会所支配，改变社会不能只靠自己，而必须通过能聚集众人力量的组织；改造社会的强力，系以国家、法律等形式出现和自我维系，为求改变既有的强力，就需构筑新的强力。这一新的强力远者在求劳动阶级国家的建立和专政，近者则求权力集中的大团体、大组合，也就是以俄国共产党为模范的党组织。陈独秀在建党目标下着重的不再是个人的自由和自治，而是党员统一意志、不畏牺牲地执行党中央的决议。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一职。他以扩大党组织和加强劳动运动为首先要务，并且鼓励译介和研读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与列宁的著作。他从此必须面对的不只是（甚至不是）真理的探索和实践，而另有现实政治中的权谋和斗争。他将被剥除中国共产党书记的职位并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只是，陈独秀并非沉默地承认或接受这些党的决定。他对于个人及其自由的看法将经历哪些重要的变更？这些变更又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另一重要且犹待厘清的课题，亦即：在20世纪意识形态政治的革命风潮中，“个人”论述究竟受到了哪些冲击，引发出哪些不同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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