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可看作马克思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依据，汇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权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最新成果，着重就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社会矛盾最突出的十个问题进行解答。对马克思的公正观、人权观、阶级观、道德观、民主观等的中国化实践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充分的论证。本书不仅是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次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走出学院走向大众的一次推广。对于解释中国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取得了成功，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本土价值。对于增加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了解，推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进程，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
庄福龄，我国在哲学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哲学家，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六十多年来，他一直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主讲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原著、历史唯物论专题等课程。
目录：
前言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使中国“旧貌变新颜”［庄福龄]
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中国[聂锦芳]
马克思一贯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恩格斯把发现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之一。是否可以说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现阶段中国是否只注重物欲，忽视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需求？
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张新]
有人提出，中国目前实行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如何面对西方一些官员和学者指责中国推行“国家资本主义”？
三、马克思的公正观在中国[袁吉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有逐渐加大的趋势，这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
四、马克思的人权观在中国[陈志尚]
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是什么样的人权观？在西方社会广泛抨击中国人权的情况下，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权观？
五、马克思的道德观在中国[黄继锋]
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来看，如何评价当今中国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状况？
六、马克思的民主观在中国[秦宣]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如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一些教条主义者所批评和解读的那样，片面主张阶级专制而事实上否定了民主？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民主社会？前言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使中国“旧貌变新颜”［庄福龄]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中国[聂锦芳]
马克思一贯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恩格斯把发现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之一。是否可以说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现阶段中国是否只注重物欲，忽视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张新]
有人提出，中国目前实行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如何面对西方一些官员和学者指责中国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三、马克思的公正观在中国[袁吉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有逐渐加大的趋势，这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四、马克思的人权观在中国[陈志尚]
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是什么样的人权观？在西方社会广泛抨击中国人权的情况下，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权观？五、马克思的道德观在中国[黄继锋]
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来看，如何评价当今中国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状况？六、马克思的民主观在中国[秦宣]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如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一些教条主义者所批评和解读的那样，片面主张阶级专制而事实上否定了民主？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民主社会？七、马克思的社会观在中国[杨奎]
马克思主义似乎强调国家的富强和集体的利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对个人自由、权利和民生的改善有所忽视？是否会导致国富民穷？八、马克思的利益观在中国[侯衍社]
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否与和谐社会的观点互不相容？九、马克思的生态观在中国[张云飞]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畸形发展，“中国模式”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十、马克思的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创新[梁树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近百年的历程中有过哪些变化？中国人现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使中国“旧貌变新颜”［庄福龄］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东方大国，要建设一个合格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使中国“旧貌变新颜”［庄福龄］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东方大国，要建设一个合格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举。它需要高度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创造性，既要有改天换地的勇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才华和智慧，又要有长期探索和艰苦奋斗、坚持不懈的锐气，经得起各种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列宁早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的一九一九年就说过，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他认为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而东部各族人民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们是典型的劳动农民，而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他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列宁认为，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又是一个崇高的任务，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列宁的论断为东方落后国家提出的革命任务、包括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列宁的论断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即象中国革命这样事关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不顾及到本民族的实际状况，不能不顾及到新状况产生的新要求，不能不顾及到前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的重要原理，但他又明确地告诫我们，解决革命任务的方法是任何从书本上找答案都无济于事的。马克思主义是注重实践的。马克思早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强调，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活动都是围绕上述原则展开的；列宁短暂的一生绝大部分也是把重点放在革命实践上；毛泽东更为突出，他在风华正茂之年不忙于赴西洋留学，坚持在中国这块地盘上从事实地调查研究。他深入农村支持农民运动，在发动贫下中农上下工夫，在反对中世纪封建残余上下工夫。他不求助于本本主义或西欧国家的实践，他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独创性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随后他又提出把“上山”作为革命的出路，作为发展革命事业的转折点，为大革命失败后利用辽阔的土地和山区、初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夺取政权做好铺垫。这条革命道路，既不是巴黎公社的“翻版”，也不是十月革命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这条道路既反对流寇主义，又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残余，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有助于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独创性道路。这条道路也打破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学西方的迷梦，认识到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为什么从资本主义那里找出路是行不通的。为什么中国人需要的是坚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关枪和大炮。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作为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明确地为中国革命提出一条理论创新的思想路线，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在实践中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费尽心血。从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迈出了新的步伐，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使中国“旧貌变新颜”
［庄福龄］
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东方大国，要建设一个合格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举。它需要高度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创造性，既要有改天换地的勇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才华和智慧，又要有长期探索和艰苦奋斗、坚持不懈的锐气，经得起各种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列宁早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的一九一九年就说过，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他认为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而东部各族人民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们是典型的劳动农民，而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他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列宁认为，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又是一个崇高的任务，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
列宁的论断为东方落后国家提出的革命任务、包括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列宁的论断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即象中国革命这样事关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不顾及到本民族的实际状况，不能不顾及到新状况产生的新要求，不能不顾及到前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的重要原理，但他又明确地告诫我们，解决革命任务的方法是任何从书本上找答案都无济于事的。
马克思主义是注重实践的。马克思早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强调，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活动都是围绕上述原则展开的；列宁短暂的一生绝大部分也是把重点放在革命实践上；毛泽东更为突出，他在风华正茂之年不忙于赴西洋留学，坚持在中国这块地盘上从事实地调查研究。他深入农村支持农民运动，在发动贫下中农上下工夫，在反对中世纪封建残余上下工夫。他不求助于本本主义或西欧国家的实践，他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独创性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随后他又提出把“上山”作为革命的出路，作为发展革命事业的转折点，为大革命失败后利用辽阔的土地和山区、初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夺取政权做好铺垫。这条革命道路，既不是巴黎公社的“翻版”，也不是十月革命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这条道路既反对流寇主义，又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残余，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有助于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独创性道路。这条道路也打破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学西方的迷梦，认识到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为什么从资本主义那里找出路是行不通的。为什么中国人需要的是坚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关枪和大炮。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作为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明确地为中国革命提出一条理论创新的思想路线，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在实践中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费尽心血。从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迈出了新的步伐，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成果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是一场反革命围剿和革命反围剿的艰苦斗争。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如何看待这种形势，如何坚持继续斗争，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理论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时期，就在剖析社会革命规律的基础上，把革命编年史上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篇章概括为“革命的失败”，要求人们用历史辩证法来解剖失败所带来的积极因素，指出革命的失败并不能改变产生革命的客观条件，也不能解决产生革命的矛盾，他们认为“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残余”①失败能使人们在痛苦和流血牺牲中认识旧事物，摆脱旧事物，这绝不是在胜利和欢欣的情况下能办到的。因此马克思做出了这样的论断：“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②。
“失败为成功之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是从失败中认识国情、开辟道路、走向成熟的。但是，领会列宁的思想，走向成熟的境界并不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
当时的毛泽东虽然作为一方代表参加了建党活动，但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论资历和学历，他不如陈独秀，论背景和靠山，他同深受共产国际赏识的王明也无法相比。他“人微言轻”，既难以纠正党的领导人在路线方针上的错误，也无力使自己的正确主张为全党所采纳。他在党的“五大”提出的加强土地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未经讨论、审议就被搁置起来了。但他却具有当时领导人所欠缺的品质与优点，他生活在农村，对农民有较深了解，他一不靠地位和权势，二不靠物质和财富，三不靠拉帮结派和投机取巧，而是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国情，踏踏实实地凝聚群众、扩大影响，靠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他从建党后不久的一九二三年开始，就和农民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当革命重点转入农村以后，他又以身示范地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创建农村根据地、开辟全国胜利的道路而贡献出最宝贵的年华。可以说，毛泽东不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
毛泽东指挥战争的军事艺术和高超才能，集中表现在指挥长征的正确领导上。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验证了毛泽东指挥艺术的正确性，而即将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却由于毛泽东己被调离军事领导职务，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广大红军干部处于屡战屡败的情况，两相对比，红军更加怀念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和诗人的毛泽东也为形势担忧，彻夜难眠，表露出“踏遍青山人未老”、壮志未酬的郁闷心情。历史是最忠于事实的。遵义会议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形成了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还神奇指挥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跨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等惊险艰苦的战斗，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陕北和延安作为长征目的地和党中央所在地，也是党和毛泽东研究理论、创新理论、著书立说的策源地和相对安定的平台。他撰写的大量重要文献，都是从这里产生而发往全国和国外的。他思考和研究的重点是建国安民、治党治军的大政方针，用革命的理论武装干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①从毛泽东的理论指导来看，首先从实践中形成理论，用理论武装干部，在干部中逐步形成运用理论，形成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传统。从理论传播，到理论普及于全党，这是理论的贯彻与落实，也是历史的深化与发展，是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生动体现。延安作为长征的目的地和红军会师的地方，作为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地方，是毛泽东研究理论、传播理论与发展理论的相对安定场所与平台，也是提供大量成果的地方，诸如全面反映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纲领的著作、独创性的延安整风报告和党的“七大”文献等抗战时期的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问世的。毛泽东在作出众多理论成果的同时，也远见卓识地利用民族振兴、团结抗日的大好机遇，作出统一战线的创新与发展，也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那样：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从偏僻的闭塞山区引向广阔的中国大地。当时革命的任务是千头万绪，肩负领导重任的毛泽东却能举重若轻、深谋远虑地把中国革命引向未来，引向胜利后建国、建军、建党的大政方针和宏伟目标。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也是他面对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预告，是他作为伟大革命家博大胸怀的抱负和理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最后是这样说的：一是回顾全国胜利的历史只有二十八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早就说过，民主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上篇和序幕，还不是高潮；二是胜利容易使人骄傲，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可能生长，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三是从根本上说，改变世界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在全国解放后的生活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①如何解答上述问题，如何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满足中国人民期盼的社会主义，特别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和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创新成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②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和基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翻开的一段新篇章。
作为民主革命领袖的毛泽东把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视为“进京赶考”，视为历史对党的考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伸和发展来看，既要坚定不移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贯原则不能丢，同时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力求减少革命胜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不可树敌太多，不要四面出击。“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①总之，“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可以说，我们党在过渡时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间虽有曲折、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的缺点，但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最集中、最有深远意义的成果，是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他的贡献在于此，严重错误和由此而形成的历史悲剧也在于此。毛泽东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色是对的，而轻率地发动全国“文革”来解决问题，则完全背离了党的一贯优良传统和特有的优势，是完全错误的。
发挥优势关键在党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真正拨乱反正、出现新局面的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并由邓小平开创的。正如胡锦涛说：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和积累的根本成就。正如邓小平一贯坚持而不动摇地指出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上述纲领性回答，简明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拉开了序幕和前言。
纠正历史的曲折和“文革”的失误，历史选择邓小平担当拨乱反正、重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重任。历史充分证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经过艰辛探索，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前有毛泽东等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作准备和铺垫，后有邓小平等在继承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续开拓前进。我们党有九十一年的历史，全国执政六十三年，改革开放三十四年，前后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继往开来既必须坚持和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有所创新和发展，必须把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总结出最宝贵最根本的经验。
邓小平理论是由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全党指导思想，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随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由邓小平理论开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相继组成的科学体系。
说它是科学体系，不仅为随后党的代表大会所确认，而且也为实践解决当代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验证。
首先这一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坚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为党和国家提供根本的制度化保障。
从各种制度化到各种体制既一脉相承、又顺应时代潮流和我国国情，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归根到底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总之，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依靠国家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度化。
总结我们的经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结论，也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中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清醒认识当今世情、国情的变化至关重要。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发，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新的危险。新的考验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新的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考验和危险，都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的。
我们党是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党，担当的事业是一个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治国。人民的党拥有全面的独创性优势、传统和丰富的经验。这些都需要人民把它发挥好：其一，要发挥好巨大的理论优势，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其二，要发挥好巨大的政治优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其三，要发挥好巨大的组织优势，集中全国优秀人才，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其四要坚持发挥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愿望。总之，要发挥好这些优势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居安思危”和九十一年建党历史经验证明，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实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弘扬巴黎公社的公仆精神，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和重中之重，也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进党的制度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和长远方针。要在全体党员和干部中树立学习精神、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他又说：“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标志性工程，是直接关系到突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革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推进的历史使命。
以改革开放之初为历史的新起点，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四千美元新台阶。党中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陆续推出一系列谋划长远的决策部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历史作了有力的验证。这说明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续写了新的篇章。一页又一页的历史记录，即使通过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也决非几厚册能够完成的。这当然更不是这本书和篇幅有限的“前言”所能解决的。我们还是通过最概括的办法，从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上点出全党坚持路线不变，和社会政治稳定这两条。未来的九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光阴似箭，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思想理论建设更为领先，旗帜更为鲜明，目标更为明确，道路更为具体，理论体系更为完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将结出更多使人振奋的新成果。
作为本书的《前言》，我还想就成书的有关问题做几句必要的交代。
其一，书中的十个问题是我同有关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共同商定的，是针对读者经常提出的有关舆论形成的。其间并无必然联系，更谈不上什么体系。
其二，每个问题的提出，解释这些问题的思路和论断，都是由各章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的，是作者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也仅仅是供广大读者了解中国情况的一点参考。
其三，主编尊重各章作者的基本观点，不作改动。但为了话语上理解的方便，文字上有少量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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