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已沦为道德沦丧和伦理缺失的社会。两位哲人以政商界为首，对社会各个阶层都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政界，官员们只追求“自利”，为了自身利益，就像“墙头草”一样见风使舵，没有那种勇于牺牲自我，为信念殉道的坚定哲学理念；在商界，日本的经营者鼓励别人利他，自己却口是心非，不愿身体力行；在学校，老师并没有尽到传授给学生做人最低原则的义务，从而导致少年犯罪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把眼界放宽到全球范围，类似问题也不胜枚举。美国的恐怖事件频发，以牙还牙的战争永无休止，人类无法斩断仇恨的锁链，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淖。
针对这些问题，两位哲人不仅仅停留在忧国和哀叹的层面，而是指出了症结所在以及提出了对国家的寄语。两位哲人一致认为，当前日本的“病根”是战后的日本人从不考虑“人为什么活着？”这一本质性问题，内心缺乏笃定如一的哲学。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以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稻盛和夫提倡“人之道”，即重视以信仰和伦理为基础的“良心”。梅原猛则提出应该创建新道德，即基于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塑造了日本民族灵魂的优秀宗教的佛教、儒教和神道，再借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智慧而创建的道德。两个人的角度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他们呼吁，应该及早构建一个以经历漫长历史而形成的“慈悲”、“爱”、“仁”、“自利利他”为精神基础的社会。
具体到如何形成宗教所提倡的“慈悲”“爱”、“仁”、“自利利他”的精神，两位哲人结合儿时的体验、自身生活工作的经历，从文学和宗教等层面，围绕劳动的意义、导致美国恐怖事件频发的世界宗教的本质以及鼓励创造性的社会条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梅原猛认为“利他”就存在于劳动之中。稻盛和夫则认为劳动的目的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为了社会和他人”。而这种“为了社会和他人”和梅原猛先生所说的宗教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对于经营企业这种创造性劳动，稻盛和夫认为企业能否成功都取决于不懈的努力和灵感，而现在的日本社会却是对创新缺乏足够包容的社会，因此作者认为应该树立牢固的“利他”理念，并以此高尚的哲学观来重构日本社会的道德体系。
作者简介：
稻盛和夫，1932年生于日本鹿儿岛县。1955年毕业于鹿儿岛大学工学部。1959年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在的京瓷公司）。历任总裁，董事长，1997年起任京瓷名誉会长。1984年创办第二电电（现名KDDI，目前在日本为仅次于NTT的第二大通信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2001年起就任最高顾问。2010年2月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出任处于破产重建中的日本航空（JAL）公司的会长。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之一。此外，1985年，稻盛和夫在设立稻盛财团的同时，创设“京都奖”。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哲学缺失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小泉“构造改革”的虚幻
我们必须直面“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
《稻盛和夫的哲学》是汲取了心学理念的实践哲学
哲学能够渗透到心灵的哪一个层面才是问题的关键
日本左翼人士没有一人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自杀殉道
被认为说谎成性的政界
政府委员会结论先行的欺骗行为
一个难以坚守自身哲学的社会
日本纯文学缺少对人性“善”与“庄严”的描写
对人鼓吹利他，自己却不愿身体力行的日本经营者
只为“自私自利”所驱动的政治家们
领导者们公然向世人示范着错误的人生态度
精英阶层失去自律才是导致牛肉产地作伪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前言
第一章哲学缺失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小泉“构造改革”的虚幻
我们必须直面“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
《稻盛和夫的哲学》是汲取了心学理念的实践哲学
哲学能够渗透到心灵的哪一个层面才是问题的关键
日本左翼人士没有一人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自杀殉道
被认为说谎成性的政界
政府委员会结论先行的欺骗行为
一个难以坚守自身哲学的社会
日本纯文学缺少对人性“善”与“庄严”的描写
对人鼓吹利他，自己却不愿身体力行的日本经营者
只为“自私自利”所驱动的政治家们
领导者们公然向世人示范着错误的人生态度
精英阶层失去自律才是导致牛肉产地作伪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
机要费丑闻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道德沦丧的日本领导者们
第二章道德复兴是当务之急
较之法律，道德更是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知识
宗教缺失是道德沦丧的根源
《教育敕语》根本无法与宗教的道德观相提并论
与其推动教育改革不如先制定道德教科书
孩子连做人的最基本准则都一无所知
重视《十七条宪法》精神
不传授道德的教师，其自身也会丧失道德观
树立与日本宪法相匹配的道德观的必要性
承认自身弱点，无碍光明磊落地宣扬道德
通过道德说教获取信徒钱财的新兴宗教组织问题多多
那些没良心的政治家们
道德教育的根本就是无私的慈母之心
宽容一切的神灵无助于捍卫道德
战前的《教育敕语》具有强制力的理由
“不善钻营的人生态度”必定能够赢得支持者
第三章劳动的意义与“利他”精神
劳动的目的是磨砺心性、提升人格
棒球手铃木一郎的“精进”与“禅定”
即使在出人头地后也不能舍弃“精进”
日本天皇也曾亲自躬身种稻和养蚕
“儒教是米店”、“法家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店”
“利他行为”就是基督教所倡导的“爱”
“为了社会和他人”并非羞耻之事
“利他”就存在于劳动之中
让我们祈愿从“自利”能不断向“利他”延伸
让“自利”与“利他”共存
第四章重新审视宗教
稻盛先生在身为企业家的同时为何又要出家为僧
六岁时“隐蔽念佛”的体验至今记忆犹新
给偷盗我家财物的小偷当担保人的养父
孩童时期接触“伟大存在”的重要性
二战后衣食足却不知荣辱的日本人
认为“来世皆无”、“死亡就是一切的终结”的现代人
佛教的基本精神就是“自利利他”
我们周围有许多仿佛来自于极乐净土的人
灵魂能够在此世与彼世之间无限往来
濒死体验也证明了灵魂的存在
笃信怨灵曾经是日本人高尚品德的支点
第五章宗教与人类的未来
一神教的危险性在于人类中心主义
并非仅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
现在的美国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一神教国家
美国需要回归宗教的原点
对立冲突的哲学只会进一步激化仇恨
以色列也需要“利他”和“忍耐”
人类最早创立的宗教就是“森林宗教”
创设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世界宗教会议
如果所有宗教都能接受“对立之统合”
人类如果不能立刻警醒，地球将变成地狱
为沦为废墟的世界创立思想
要在领导者丧失了领导资格的美国培养真正的领导者
赞成入侵阿富汗就意味着赞成屠杀
日本作为核武器受害国更拥有对美国的话语权
以释迦牟尼的精神来斩断仇恨的锁链
全人类都应将恐怖袭击事件当成反面教材进行反省
第六章建立一个以哲学为基础的社会
将本属手工业的陶瓷融进现代工业中的创思出自何处
所谓发明就是抓住从“智慧宝藏”中泄漏出来的真理
真理就隐藏在我们身边
一无所有才能够触及到真理
在找到灵感后仍需要为论证付出努力
现在的日本社会是一个压制个人灵感的社会
把构想变成现实还需要勇气
在未知领域里研发新产品的困难程度
热衷察言观色、立场飘忽不定的日本人
创建第二电电时体验到政府官员的僵硬思维
被京都大学撵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们
创业失败者与成功者之间的区别
超级歌舞伎《日本武尊》大获成功的理由
人类拥有“神力”后的正确态度
经营小公司容易让人获得自信
日本应成为一个“德治”和“法治”的国家
后记较之法律，道德更是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知识
当前，道德的沦丧不仅只限于企业和社会的领导阶层，同时已扩及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社会所有层面。
说到这又让我回想起了前阵子乘坐飞机时在周刊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报道。大约在十年前（1992年）发生了一起19岁的年轻人杀害一家四口的惨案，这个案件的官司一直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这名年轻人的上诉被驳回，不得不面临死刑的判决。
这个案件的全部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一天傍晚，这名年轻人闯入一名公司高管所住的公寓进行抢劫，他先用电线勒死了家里的老太太，之后又用菜刀杀害了刚刚到家的女主人。然后，胁迫这家的长女给他做了顿晚饭，接着又刺杀了深夜回家的公司高管，第二天早上他又勒死了这家的次女，最后还在这家长女的背上捅了一刀才逃离现场。
虽然这名年轻人的犯罪行径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当律师与这名年轻人会面时，他却是彬彬有礼、满面笑容，与其他普通年轻人并无二致，他的头脑反应也相当敏捷。杂志记者在文章中总结道：“这个年轻人在犯罪时，认为自己还只是未成年人，所以不管做了任何事情都不会被判死刑，最多就是进少年管教所而已，也就是说他是明知故犯，是由于对法律的无知而试图钻法律漏洞。这个年轻杀人犯在事后也承认，如果他真的知法懂法的话，这个案件根本就不会发生。”但是我却不能同意记者的这个结论，我认为那个年轻人真正应该懂得的不是法律，而是更基本的道德与伦理观。
我一直都认为，若一个人拥有利他胸怀，凡事都能够为他人着想，那么他就是一名菩萨。反之，若一个人任由各种烦恼左右自己，那么他就会成为恶魔。造物主为了让人能够维护自身的肉体而赐予了我们“本能”，与此同时，又赐予了我们“自由”。自由曾经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陷入本能所带来的各种烦恼之中，随意行使我们的自由，我们必然会成为最邪恶无情的恶魔。
也就是说，人类所拥有的“自由”根据发挥方式的不同，存在着成佛和成魔的两面性。简而言之，若一个人能够自由发挥与烦恼完全相反的“利他”（宽容和善良）精神，那么他就能够成佛。
所以虽然我们为了维系自己的肉体需要具备本能，但同时也必须如佛陀所教授的六波罗蜜（佛教所说的菩萨的行为。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译者注）那样，通过“持戒”（不做任何不可以做的事情）和“忍辱”（忍耐）来获取“利他”精神。
我认为本案中的那个年轻人如果在懂得法律知识之前，能够明白这些道德理念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惨案根本不会发生。因此，我坚信如果可以让全社会的年轻人都明白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理念，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混乱不堪的社会就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开始转变。
梅原猛：
宗教缺失是道德沦丧的根源
近年来，像稻盛先生所说的这类案件频发。每当我听闻这类犯罪事件，总会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中，卡拉马佐夫斯基的次子伊万认为：“如果不再有上帝的话，那也就不再有善恶之分，如果没有了善恶的话，杀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各类杀人案件中，最不可饶恕的就是杀害自己的父母。虽然伊万相信即使杀害父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他本人到底还是没有付诸实施，可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斯麦尔佳科夫却受到伊万思想的影响，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尽管这只是一个小说中的故事，却仿佛是针对我们现代人所作的预言。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从事恶性犯罪的年轻人中，大多要比普通人更加聪明，即使是在犯下贪污受贿的成年人里面，不少人也是毕业于录取门槛极高的一流大学。这也正是以精英为首的社会全体阶层都出现了道德沦丧的一个证明，而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宗教的缺失。
正是出于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恐惧，我才开始向初中生们宣讲佛教教义。我认为，在今后的教育领域里，向学生传授在日本人精神世界中经过漫长岁月形成的佛教道德也非常重要。
虽然佛教传入日本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现代社会中的日本人早已忘却了佛教的道德理念。例如，在明治时代，日本政府颁布了《教育敕语》作为国民道德教育规范，并以其作为“宗教代用品”塑造了二战前日本人的精神理念。但是《教育敕语》所宣扬的道德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而完全是基于近代国家主义之需要，将儒家与神道的一些理念拼凑而成的道德观而已，因此在根上就缺少了哲学应有的深度。
然而，就连这样的道德观在二战后的日本学校里也不再进行教授。也就是说，现在日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对道德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学习和了解。最终结果就直接导致了日本人即便能够暂时控制住自身的欲望，但这也仅仅只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出人头地。一旦从名校毕业，进入了政府机构或者大企业，照样还会成为自身欲望的俘虏。我认为现在日本社会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道德的沦丧。
稻盛和夫：
《教育敕语》根本无法与宗教的道德观相提并论
正如您说的这样。由于工作原因，我曾经与日本中央政府一些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精英官僚们打过交道。在这些年轻官员身上，我感受不到他们这个年纪本该有的纯真和谦虚，一个个反而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一样，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每次看着这些年轻官员们自以为是的样子，实在是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惧。他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就是“只要脑袋够聪明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对是非善恶和道德理念却完全一无所知。这些人一旦有朝一日身居高位，必然会毫无顾忌地从事贪污受贿的勾当，而且他们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这些丑恶行径掩盖下来。不过现在这样的行为已经越来越难以掩盖，开始逐渐暴露在了公众的面前。
梅原先生前面把《教育敕语》称之为“宗教代用品”，我认为您的这个说法非常贴切。一部分认为日本教育正面临着危机的人士主张“要重新回归到《教育敕语》。”可是我本人对于这个主张并不赞同，因为《教育敕语》所代表的理念根本就无法与儒教、佛教以及基督教等宗教所宣扬的道德观相提并论。
明治时期推行的废佛毁释运动导致佛教等宗教影响力遭到削弱，黎民百姓的道德规范随之消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教育敕语》才作为代用品登场。所以我们又怎么能将这样一个只有一百年历史的代用品用来规范当今这个社会呢？事实上，正如前面谈到的那样，这些宗教都是历经两千年的岁月而形成的优秀道德伦理观，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将这些道德伦理观加以规整，使之更适用于21世纪的人类社会。
梅原猛：
与其推动教育改革不如先制定道德教科书
江户时代，武士的道德规范以儒教为主。武士在学校里首先要认真学习孔孟的教诲，之后才去学习其他实用的知识。而普通老百姓，首先接受的是佛教教育，然后才去接受其他的基本教育。当时的日本民众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培养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小泉八云对此深感钦佩，他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日本这样拥有道德素质如此高的国民。
但是，小泉八云同时又担心日本会因为近代化进程而逐渐丧失这些优良传统。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如他所料，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废佛毁释运动，这对佛教的打击非常大。
二战之后，日本社会不再向孩子传授道德理念。之所以这样，追根溯源就是明治时期的废佛毁释运动。废佛毁释就是对宗教的否定，表面上只是要废除佛教而宣扬日本神道，然而事实上通过这场运动，神道同样也被否定了，最终只剩下天皇这唯一的神灵，其他神灵都被彻底废除。正是通过否定宗教，抹杀神祇的办法，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才得以完成，但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一直留到了今天还在偿还。
并且，在否定宗教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教育敕语》只是作为明治天皇近臣的元田永孚（1818-1891，日本江户末期、明治前期教育家。深得明治天皇信任，参与起草制定《教育敕语》。——译者注）把儒家的道德观篡改为近代国家主义道德观而已，也就是那些鼓吹忠君爱国的浅薄思想，因此《教育敕语》中才会罗列着诸多无法引起共鸣的词句。
当时的伊藤博文曾想要建立更加符合现代理念的道德观，但是制定《教育敕语》的却是与伊藤有矛盾的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曾出任过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译者注）内阁。日本第一位文部大臣森有礼（1847-1889，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家、教育家。——译者注）是一位开明人士，他先后颁布了《小学令》、《中学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推动了学制改革，确立了日本的近代学校制度。然而他却在《教育敕语》颁布的前一年遭到了暗杀，这也就使得那些有悖于现代道德理念的内容得以被写入《教育敕语》中。
我认为《教育敕语》对日本民众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就连英国哲学家波特兰？罗素也曾经指出：一个绝对不允许批评天皇意旨的社会绝对算不上是一个现代社会。
不管是佛教、儒教，还是日本神道都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沉淀的产物，在思想深度上绝不是《教育敕语》可以相提并论的。《教育敕语》基本上没有涵盖到佛教和儒教的思想。比如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儒学是以朱子学为中心，而朱子学主张“格物致知”，也就是说要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理性知识。而将重视理性知识的朱子学，解读为尽忠的思想实在是大错特错，这既非儒教思想，也非神道教义。日本神道将一草一木都视为神灵，而《教育敕语》只承认天皇的神灵地位，这与基督教的道德观也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赞成稻盛先生的意见。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是重拾《教育敕语》，而是应把现有传统宗教中的精华整理到一起，构建一套符合民主主义理念的全新道德观。
稻盛和夫：
孩子连做人的最基本准则都一无所知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正是作为道德代用品的《教育敕语》遭到了民族主义的滥用，因此在二战之后的日本社会里，一提到道德论，普通民众就会误以为是要控制人的思想，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道德和宗教持有强烈的排斥情绪。大家都认为思想需要自由而不应该受到强迫，这也是民众对二战前思想控制的一种自然反应。
然而，在教育机构里，必须要向孩子传授做人所应该遵守的最基本准则，以及立身处世的正确态度。如果孩子在懂得准则后，依旧破坏这种准则，就是他的自由，可是现在日本的学校里，孩子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并且根本就没有人来传授这些内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来传授做人的最基本准则，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畸形。近年以来，甚至在幼儿园里都开始以培养个性和自主性为借口，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导致孩子不明事理，进而培养出了大批连为人处事的最低准则都不知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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