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体与性体(套装上中下册)》是当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的代表作。该书以儒学三期发展划分学说为依据，以现代儒学的观点来解析宋明理学，主要列举了宋明儒学当中的九个主要代表人物，即：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胡宏、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提出了著名的三系说，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应用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概念逻辑分解的方式，把他们分成了三系，即：胡宏和刘宗周为一系，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一系，程颐和朱熹为一系（其中周、张、大程开风气之先，尚未分组）。进而认为前两系为传统儒学正宗，程颐与朱熹自成一系，为儒学之歧出（这是该书问世三十多年里最受争议的地方）。通过这种分析，牟宗三阐述了相对于先秦开创的儒学，宋明儒学为什么被称为新儒学，它的创新之处在哪里，它对传统儒学的继承是什么，等等，重要的学术问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上树立了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典范，把传统儒家思想提升到了现代哲学的层面，为当代新儒学构建了新颖的哲学理论体系和基础，《心体与性体(套装上中下册)》也因此被视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牟宗三（1909-1995），宇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于1927年人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1933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夺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以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为主。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讲授逻辑、中国哲学等课程。1958年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励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去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中国哲学、康德哲学等。1974年退休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1976年又应台湾教育部客座教授之聘，讲学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等处。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
目录：
心体与性体（上）
第一部综论
第一章宋明儒学之课题
第一节正名：宋明儒学之定位
第二节所谓“新儒学”：新之所以为新之意义
第三节宋明儒之课题
第四节宋明儒之分系
第二章别异与简滥
第一节横渠明道之言理或天理
第二节明道之自体上判儒佛以及其言天理实体与伊川朱子之不同
第三节存在之理与形构之理之区别
第四节存在之理与归纳普遍化之理之区别
第三章自律道德与道德的形上学
第一节论道德理性三义
第二节康德所以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之故心体与性体（上）
第一部综论
第一章宋明儒学之课题
第一节正名：宋明儒学之定位
第二节所谓“新儒学”：新之所以为新之意义
第三节宋明儒之课题
第四节宋明儒之分系
第二章别异与简滥
第一节横渠明道之言理或天理
第二节明道之自体上判儒佛以及其言天理实体与伊川朱子之不同
第三节存在之理与形构之理之区别
第四节存在之理与归纳普遍化之理之区别
第三章自律道德与道德的形上学
第一节论道德理性三义
第二节康德所以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之故
第三节“道德的形上学”之完成
第四章道之本统与孔子对于本统之再建
引言
第一节孔子前性字之流行及生性二字之互用与不互用
第二节孔子后言超越意义之性之传统背景—《诗》《书》中所表现之道德总规与政规
第三节孔子所以不常言“性与天道”以及子贡所以言“不可得而闻”之故
第五章对于叶水心《总述讲学大旨》之衡定
引言
第一节尧与舜：以器知天与人心道心
第二节禹与皋陶：《皋陶谟》之天叙、天秩、天命、天讨、天聪明、天明畏
第三节汤与伊尹：《汤诰》“降衷、恒性”与《中庸》“天命之谓性”
第四节文王与无声无臭
第五节周公与原始的综和构造
第六节孔子与仁教
第七节曾子与“孔子之传统”兼论忠恕一贯
第八节孟子之开德与言治
第九节《易传》与周张二程
第二部分论一：濂溪与横渠
第一章周濂溪对于道体之体悟
引言
第一节濂溪《通书》（《易通》）选章疏解
第二节关于《太极图说》
第二章张横渠对于“天道性命相贯通”之展示
引言
第一节《正蒙?太和篇》第一疏解：道体义疏解
第二节“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性体义疏解
第三节“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心体义疏解
附录佛家体用义之衡定
心体与性体（中）
第一章程明道之一本论
引言
第一节天道篇
第二节天理篇
第三节辨佛篇
第四节一本篇
第五节生之谓性篇
第六节识仁篇
第七节《定性书》：答横渠先生
第八节圣贤气象篇：对于圣贤人格之品题
第二章程伊川的分解表示
引言
第一节理气篇
第二节性情篇
第三节气禀篇
第四节才性篇
第五节论心篇
第六节中和篇
第七节居敬集义篇
第八节格物穷理篇
第三章胡五峰之《知言》
引言
第一节即事明道，道无不在
第二节首点心之大与久以明心与性之关系
第三节尽心以成性：性为自性原则，心为形著原则
第四节天理人欲同体异用
第五节心之遍在
第六节性为超越的绝对，无相对的善恶相
第七节心之永恒常在：无出入、无存亡
第八节是非、正邪、善恶之层次
第九节逆觉之工夫
第十节综结：以仁为宗、以心为用
第十一节综述《知言》大义
第十二节附论：关于朱子之论彪居正
心体与性体（下）
第一章朱子三十七岁前之大体倾向
第一节二十四岁初见延平：综述延平学之大端
第二节二十九岁再见延平：此时之“存斋记”之思想
第三节三十一岁始受学于延平：由延平定其入路
第四节综论朱子三十七岁前之大体倾向以及此后其成熟之义理系统之形态
第二章朱子参究中和问题之发展
第一节三十七岁时之中和旧说二书
第二节三十七岁时旧说下之浸润与议论
第三节三十八岁往潭州晤南轩时之议论
第四节三十九岁时旧说下之浸润与议论以及以南轩《艮斋铭》为宗旨
第五节中和新说之发端与完成
第六节王懋竑认新说“亦多未定之论”之非是
第三章中和新说下之浸润与议论
第一节四十岁时之浸润与议论
第二节四十一、二、三岁时之浸润与议论
第三节《中和旧说?序》之回顾与道说经过兼论朱子与延平之异同
第四节新说后关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之定论
第四章中和新说后关于“仁说”之论辨
第一节引言：明道与伊川理解仁之纲领
第二节《仁说》之分析
第三节与张南轩论《仁说》
第四节与胡广仲等论“观过知仁”与“先知后行”之问题
第五章中和新说与“仁说”后以大学为规模
第一节论知行
第二节论明德
第三节论致知格物
第六章以中和新说与“仁说”为背景所理解之孟子
第一节性、情对言预设心、性、情之三分：孟子所说心性情才四字之意义
第二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对扬
第三节尽心知性知天
第七章心性情之形上学的（宇宙论的）解析
第一节关于明道所说之易体与神用之解析
第二节关于濂溪“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之解析
第三节心性情之形上学的（宇宙论的）解析
第八章枯槁有性：理气不离不杂形上学之完成
第一节论枯槁有性无性
第二节理气不离不杂形上学之完成
第九章朱子晚年所确定表示之论学之宗旨、境界与夫方法
第一节答廖子晦书：辟“洞见全体”
第二节训廖德明（字子晦）：辟“有一块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
第三节训辅广（字汉卿）：辟“求捷径，去意见”
第四节训余大雅（字正叔）：辟“悬空”
第五节训潘时举（字子善）：言为学两路
第六节训陈淳（字安卿）：辟空捉天理
第七节训滕璘（字德粹）：言“为学大端”心体与性体（上）
第一章宋明儒学之课题
第一节正名：宋明儒学之定位
宋明六百年之儒学通常亦名“宋明理学”。“理学”之“理”字固有实指，但人可就表面只想其通泛之意义。平常有词章、义理、考据之分，就《易经》言，有象数、义理之别。若如此使用“义理”，则“义理”一词便甚通泛，其意当是普通所说之“道理”或“理论”，或如今日所说之广义之“哲学”。若依此意义之“义理”想宋明理学之“理”字，则太通泛，不能标明其特质，亦不能使人知其与先秦儒家之关系。是以若用“理”字去想宋明儒学之所讲，则须有简别。
先秦典籍未有依“理”之不同划分学问者。开始作此区分者是汉末魏初之刘劭。其《人物志·材理篇》第四云：
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礼教宜适，义之理也。人情枢机，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于才也，须明而章。明待质而行。是故质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见理，理足成家。是故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澈，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辨其得失，义理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
据此，则理分四部，即道理、事理、义理、情理。其所谓“道理”即天道之理。其所谓“道理之家”，其心目中大体是指“道家者流”而言。实则儒家亦讲“天道”。其所谓“事理”是就政治制度与政治措施两面而言。其所谓“事理之家”是就政治家以及有处事之才之人而言。若就依理成学而言，此当属于政治哲学（包括人法而言）。此是依横的与静的观点说“事理”。若复依纵的与动的观点看事理，则当属于“历史哲学”。其所谓“义理”是指礼乐教化而言，此是属于道德的，非通泛之义理。其所谓“义理之家”大抵是指“儒家者流”而言。其所谓“情理”与“情理之家”大体可包括于“事理”与“事理之家”中。“事理”是政治性、历史性的，而“情理”则比较偏于社会性的。明“情理”者虽不必能进而为“事理之家”，然“事理之家”必通“情理”。
依以上四理之分，宋明儒所讲者当是兼摄“道理”与“义理”两者而一之之学。“道理”是儒家所讲的天道、天命之理。“义理”是自觉地作道德实践时所见的内在的当然之理，亦不只是如刘劭所说之“礼教宜适”之只为外部的。
但此四理之分当然不能尽此“理”字之全部意义。友人唐君毅先生依中国思想史之发展，分理为六义：
一是文理之理，此大体是先秦思想家所重之理。二是名理之理，此亦可指魏晋玄学中所重之玄理。三是空理之理，此可指隋唐佛学家所重之理。四是性理之理，此是宋明理学家所重之理。五是事理之理，此是王船山以至清代一般儒者所重之理。六是物理之理，此为现代中国人受西方思想影响后特重之理。此六种理，同可在先秦经藉中所谓理之涵义中得其渊源。如以今语言之，文理之理乃人伦人文之理，即人与人相互活动或相互表现其精神而合成之社会或客观精神中之理。名理玄理之理是由思想名言所显之意理，而或通于哲学之本体论上之理者。空理之理是一种由思想言说以超思想言说所显之理。性理之理是人生行为之内在的当然之理而有形而上之意义并通于天理者。事理之理是历史事件之理。物理之理是作为客观对象看的存在事物之理（《中国哲学原论》第一章《原理》上一《导言》）。
......
心体与性体（中）
第一章
程明道之一本论
引言
朱子编《程氏遗书》共二十五篇，自第一至第十，程氏门人及吕与叔所记者皆原标为二先生语。各篇中亦有明标为明道语或伊川语者，如第三谢显道所记，即明标“右为明道先生语”、“右为伊川先生语”，第二吕与叔所记，则有时于某条下注一“明”字，示为明道语，注一“正”字，示为正叔（伊川）语。然而大部分则未注明，其注明者盖甚少。其余各篇则间于行文中记有“伯淳（明道）先生曰”，或“伊川先生曰”。除此少数注明者外，余皆未注明谁语。此十篇中，第一为李端伯所记，甚重要。第二为吕与叔所记，既重要而分量又最多。与叔原为横渠门人。横渠卒，东赴洛阳见二程。此第二即东见二程时所记也（严格说，与叔不能算是二程门人）。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篇乃刘质夫所录，皆明道语。十五以下直至廿五，各家所录皆伊川语。此则已分判清楚。刘质夫所录最可窥见明道之思想与风范。然前十篇中，尤其吕与叔所记者，若除少数有注明者外，其余皆无法确定是谁语，则吾人对于明道思想所知者必甚少，而明道在宋儒中之地位即无足轻重者，至少亦无确定显赫之地位。然而明道在宋儒中确有一公认之显赫地位，亦确是一大家。若竟无足以实之者，则何能有此显赫之地位？亦何足以成大家而为儒学复兴之重镇？观伊川为其所作之《行状》，又观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而伊川复为之序之序语，则知明道实划时代之英豪，其创辟智慧实为不可及，而伊川亦非虚誉其兄者。彼虽未及著书，然以五十有四之中寿，实亦不甚影响其智慧之成就。而何况其成熟相当早，其答张横渠之《定性书》决不在三十以外（朱子谓“《定性书》是二十二三时作”。见《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三。此恐不可靠。近人有考其为二十八岁时作。此当近是）。若以此为准，则此后二十余年之发皇必有可观者。否则决不能有如《行状》之所述。是则其及著书与否决不甚相干也。故吾人于二先生语中，除注明者外，必有可以鉴别明道之智慧者。
自客观义理之大体气氛言，或自进德之大方向言，程氏兄弟固可说是属于同一系统者，故凡未注明是谁语者，亦可视为共同之主张，即发之明道，伊川亦可承认而不悖，即发之伊川，明道亦可首肯而无疑，故同属明道可，同属伊川亦可。然凡此种义理皆属真实生命之发皇，亦属存在的创辟智慧之洞悟。发出后，人可首肯之，而无此真实生命之独特感受，无此创辟智慧之独特洞悟，则亦可终不表现此义理与此境。生命之劲力与智慧之方向对于何面义理之抒发实有决定之作用。故此种义理不能纯是客观地言之，亦须连带各人之独特生命而存在地言之。盖此非外延真理，乃内容真理也。自此而言，则不能谓同属明道可，同属伊川亦可。抑又不只主观感受而已也，即客观义理上亦有不同之理解，如关于仁体、性体、道体之体悟以及关于工夫入路之讲法，二人皆有显著之差别。只人不注意，亦不理解，故混漫而轻忽之，遂亦视为无法简别耳。是以如能相应此差别而注意之，鉴别出究为谁语，则对于明道与伊川之风格与造诣必可有更确切之了解，而对于明道之显赫地位以及其足以为一大家者，亦可得而有以实之，否则明道必致落空；而经过朱子之传承，倾向于伊川，不倾向于明道，经过其独特心态所成之汰滤与汰滤后之定局，《遗书》中未注明谁语之许多圆明洞澈之义理必致被遗忘而视为无足轻重者。即刘质夫所录之四篇亦可被视为无足轻重者而忽之。朱子常不契亦不满于明道，惟不便明言之耳。其所以不契者，由于其生命劲力近伊川而不近明道故也。其所以不满者，由于其并无明道之圆明洞澈之创辟智慧，而又心存忌讳，以为将近于异端故也。此并非言朱子无实感、无劲力，亦非言其无智慧，特其智慧、实感与劲力非明道型，故亦不能契接其所抒发之理境。其心态宜于彼而不宜于此，故亦宜于抒发某方面之义理而不宜于抒发另一方面之义理，甚且以其汰滤后之定局而根本不能正视明道所说者之实义，此其心态之限定有以使之然也。故自朱子后而有学派之对立，正坐此故耳。对立之生不由于象山之暌违与立异，如普通之所想，乃由于朱子之汰滤实有遗漏与偏差也（集中在对于道体、性体、心体之体悟与工夫之入路两点）。
......
心体与性体（下）
第一章
朱子三十七岁前之大体倾向
第一节二十四岁初见延平：综述延平学之大端
兹依王懋竑所删订之《朱子年谱》述朱子思想之发展。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庚申、十一岁。受学于家庭。”（此为王《订年》谱文，下仿此）
1.《年谱》（案即李果斋原本《年谱》以及李古冲本与洪去芜本）：
时韦斋为吏部员外郎。以不附秦桧和议，出知饶州。请祠居于家。
初韦斋师事罗豫章，与李延平为同门友。闻杨龟山所传伊、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名其斋曰韦斋，以自警焉。
2.《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状》：
又得浦城萧公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
〔《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案：朱子父名松，字乔年，号韦斋。师事罗豫章，与延平为同门友。致力于《大学》《中庸》。此是朱子之家学渊源。其家学与师承俱以《大学》《中庸》为首出也。
绍兴十三年癸亥、十四岁。春三月辛亥，丁父韦斋先生忧。禀学于刘屏山（屏山刘子翚彦冲）、刘草堂（白水刘勉之致中）、胡籍溪（籍溪胡宪原仲）、三先生之门。
绍兴十五年乙丑、十六岁。
1.《语录》：
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尝不悚然警厉奋发。（沈录）。
心体与性体（上）
〔《朱子语类》卷第待查〕
2.《语录》：
某自十四五岁时，便觉得这物事是好的物事，心便爱了。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
（李方子录）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案：朱子此时亦留心于禅。见下三十一岁处所录之《语录》。
“绍兴十七年丁卯、十八岁。秋、举建州乡贡。”
“绍兴十八年戊辰、十九岁。春、登王佐榜进士。夏、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绍兴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岁。春、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岁。夏、始见李先生于延平。”
1.《年谱》：
初龟山先生倡道东南，从游甚众。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罗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讳侗，字愿中，受学罗公，实得其传。同门皆以为不及。然乐道不仕，人罕知之。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韦斋深以为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将赴同安，特往见之。
2.《语录》：
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胡文定安国）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郑可学录）。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3.《文集·延平行状》：
初龟山先生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公者，盖一人而已。先生既从之学，讲论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中略）。
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深浅、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圣贤之域。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得力耳。”又尝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苟免显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中略）。又尝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以故未尝为讲解文书。然其辨析精微，毫厘毕察。尝语问者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其开端示人、大要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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