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传统中的重要经典，既是五经之一《礼记》中的重要篇章，后又被宋代新儒家尊为“四书”之一，地位和影响与《论语》、《孟子》、《大学》同列。作者用诠释学的方法，，把中庸作为一种人文主义构想的展开、而非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来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清楚地说明《中庸》中存在着一个深层次的和完整的结构，而且只有通过对文本作出整体性的解读，才能透过它的表层语义达到对其内在意义的理解。
通过对文本的三个核心概念——君子、政、诚——进行诠释学分析，作者希望破除所谓儒学主要是一种社会哲学或伦理体系的习俗偏见，认为儒家思想作为哲学人类学的一种形式，充满了深刻的伦理宗教的意蕴，它对人的宗教性的唤起和它对人的理性的表达一样充分。所谓信仰与理性，或理性与启示的二分，对于儒家的思想方式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作者进而认为，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自我转化，这种转化既是一种社群行为，又是对超越的诚信的对话式的回应。
作者简介：
杜维明
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翌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1968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67-1971）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1971-1981）；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至2010年荣休后继续担任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在哈佛期间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
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2008、2010年分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在各个时期，杜维明的思想和著述重点有所不同。1966—1978年，他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80年代末，关怀重心为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迄今，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与“印度启示”等。其自我期许是为21世纪的儒家哲学做出贡献。
杜维明
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翌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1968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67-1971）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1971-1981）；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至2010年荣休后继续担任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在哈佛期间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
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2008、2010年分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在各个时期，杜维明的思想和著述重点有所不同。1966—1978年，他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80年代末，关怀重心为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迄今，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与“印度启示”等。其自我期许是为21世纪的儒家哲学做出贡献。
目录：
英文初版序英文二版前言中文版代序第一章 文本第二章 君子第三章 信赖社群第四章 道德形而上学第五章 论儒学的宗教性译后记出版后记第一章 文本 或许《中庸》的读者所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在于它的表达方式。《中庸》同孔子的《论语》一样，所运用的不是辩论时使用的分析式语言，而是警句格言式的语言。《中庸》的整体规划貌似简单，从集中研究这种结构来开始形成我们的诠释性回应，是颇具诱惑力的。但是，《中庸》里的诸多陈述是一个复杂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结构包含着经过精密思维的许多层次。诚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庸》的上下文中摘录一个陈述，而依然不失为一条可资引证的意味隽永的格言。其实，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一直把这部儒家经典著作视为格言集锦。然而，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在陈荣捷看来，“在儒家全部古典文献中，它或许是哲理|生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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