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了宋明理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主要原因，并介绍了其中的主要观点与思想。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农奴制和自由租佃制两个发展阶段。宋明理学是适应新的农奴制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而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它在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之前，对新社会制度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
理学家的追求是要建立一个文明而和谐的社会，因此他们的“存天理、灭人欲”，首先是对帝王和官吏的要求，因为这是达到和谐社会的根本。当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后，理学才成为思想解放的枷锁，逐步走向腐朽与衰落。
作者简介：
尹协理，男，汉族，1944年8月出生，江苏江都人。曾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员；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山西省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宋明理学》（新华出版社，1992）；《新编傅山年谱》，收入《傅山书法全集》第一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合作主编《傅山全书》七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未来的哲学》（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等。
目录：
第一章宋明理学的形成
一、隋唐经济制度的变革
二、隋唐政治制度的变革
三、隋唐意识形态的变革
四、理学的形成
第二章理学程朱派的基本理论
一、宇宙生成论
二、人性论
三、教育论
四、道德修养论
五、治国论
第三章理学陆王派的不同观点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第一章宋明理学的形成
一、隋唐经济制度的变革
二、隋唐政治制度的变革
三、隋唐意识形态的变革
四、理学的形成
第二章理学程朱派的基本理论
一、宇宙生成论
二、人性论
三、教育论
四、道德修养论
五、治国论
第三章理学陆王派的不同观点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
第四章理学的衰落
一、明中后期反理学思想的萌芽
二、理学正统派挽救社会危机的努力
三、理学的衰落
简短的结论
后记
第二章理学程朱派的基本理论
由于某些理论和观点的不同，理学可以分为若干派别。北宋至明中叶以前，主要有三派：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道学派，又称程朱派，是理学的典型形态；以陆九渊和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又称陆王派；以张载和王廷相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学派。有人认为张载、王廷相不是理学家，甚至认为王廷相是反理学的思想家，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对于气一元论派为什么应该是理学家而不是反理学思想家的问题，因需要详细辩证，而本书的篇幅又有限，所以就不专门介绍了。
作为理学典型形态的程朱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周敦颐、二程和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后侨居建阳（今属福建）。朱熹幼年受其父朱松影响较深。朱松曾师事二程后学罗从彦，罗是杨时的弟子，杨又是二程的弟子。朱熹24岁后从学于罗从彦的弟子李侗，受李侗的影响很大。19岁登进士第后，历任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江西提刑、漳州知府、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著作十分丰富，主要有《朱子大全》一百二十一卷，其中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四书集注》，《伊洛渊源录》，《近思录》，《楚辞集注》等。朱熹广泛吸收了理学先辈的优秀成果，并加以发挥、补充、完善，建立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三、教育论
理学的人性论已经提出了改变气质、纯洁人心、消除私欲的任务。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理学家提出了加强教育、道德修养、改良政治等重要主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配合、紧密联系的整体，目的都是导人为善，保持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一）教育的目的
理学家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改变气质，清除私欲，保存太极之理，恢复天地之性。朱熹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岁而入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②《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如果“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那么就会使“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②使人人恢复天地之性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具体地说，就是明五伦。“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琼州学记》。这五伦是天地之性所固有的，但因气质之偏、物欲之蔽，需要教育、引导，以复其初，“不忘乎其初”。因此，朱熹把这五条圣王教民之目，写进了他讲学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和岳麓书院的《教条》中，并说：“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只要做到了这五条，人们的关系就会融洽，社会就会和谐安定，封建社会就会日久天长了。
在封建社会的自由租佃制阶段中，由于实行了科举制度，因而教育还要承担另一个任务，就是培养符合五伦关系并有才能为民造福的清官廉吏。朱熹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诸君肄业于此，朝夕讲明于此。”《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玉山讲义》。又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李伯谏序》。朱熹认为，即使是公卿子孙，如果不进行严格的教育，也不可任用为官；即使是草茅之士，如果经过教育，使他懂得了义理，也可以任用为吏。他说：“今之公卿子孙，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孙莫不骄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进之士，举而加之公卿之位，以为苟胜于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义理，故胜之耳。若更不知义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国子，其法至详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熏陶渐染，而不失为寡过之人，岂若今之骄淫奢也哉！”《朱子语类》卷一○九。
（二）教学的内容
理学家主张按照学生的年龄分设小学与大学两类学校，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
关于小学，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在这些内容中，一部分是礼仪规矩，一部分是知识技能。小学教学内容的特点是以践行为主，而不重在讲道理。朱熹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至于道理，只要说个大概就行了，“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朱子语类》卷七。
关于大学，朱熹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大学的教学内容，一部分是修身为己，一部分是治国淑世，并且要通过前者以到达后者。“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大学教学内容的特点，是既重视文化知识的教育，更重视高深义理的教育。“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教育的目标，是要使受教育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性分之所固有”，指的是人人本来具有的极好至善的天地之性。“职分之所当为”，指的是各人所承当的社会角色的义务和责任，包括在家庭、社会和政府中的义务和责任。明白了这两点之后，便去努力实行，“各俯焉以尽其力”，那就会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了。这是理学家所盼望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很少、很难出现这种太平盛世的。关于大学教育的教材，程朱派理学家主张博览群书，但在博览中，必须有轻重缓急先后之次序，不可随意乱看。朱熹对此说：“古之圣人作为《六经》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其于义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可谓盛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此外还应读史书，“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③《朱子语类》卷十一。。朱熹认为，在读这些书之前，必须先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书，懂得了根本的道理，才能不被它书所迷惑。“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③如果读懂了四书，那么读什么书都不会被迷惑，读什么书都可以了。“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子语类》卷十四。在理学之前，《大学》、《中庸》并未独立成书，《论语》、《孟子》也没有六经地位高，到理学家这里，根据理论体系的需要，把四书抬到了高于六经的地位，这是教学内容上的重大变化。在四书中，理学家认为也有个循序渐进的先后次序。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十四。为了引导人们读四书，朱熹经多年努力，特撰成《四书集注》，利用四书，发挥了理学的思想。元末明初以后，凡科举考试，多以四书的文句为题，以朱熹的集注为标准，影响极为深远。
（三）教学的方法
朱熹认为，教学与求学都有一定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他说：“言教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贬以殉学者之不能也。”《孟子集注》卷十三。朱熹关于教学方法的论述很多，这里介绍重要的几点。
第一，循序渐进。朱熹认为，无论教学还是求学，都必须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由浅入深，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他说：“圣人之教，循循有序，不过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开其讲学之端；约之以礼，严其践履之实。”《续近思录》卷十一。“圣贤教人，下学上达，循循有序，故从事其间者，博而有要，约而不孤，无忘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学者类多反此，故其高者沦于空幻，卑者溺于闻见，怅怅然未知其将安所归宿也。”《续近思录》卷二。他主张循序渐进，反对两种不良的倾向：一是不先从事下学而妄想上达，此为躐等，必沦于空幻；二是专从事于下学而不想上达，虽非躐等，但溺于闻见。按朱熹的主张，必先上小学，再上大学；先教《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再教六经，再教历史、诗文和诸子。
第二，启发式。朱熹主张在教学中使用启发式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和思考能力，反对满堂灌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他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朱子语类》卷十三。在这段话中，他认为教师主要有三大作用：引路、证明和解疑。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读书和探索问题。对此，朱熹又说：“这道理不是如堆金积宝在这里，便把分付与人去，亦只是说一个路头，教人自去讨。讨得便是自底，讨不得也无可奈何。须是自著力，著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朱子语类》卷一一七。
第三，因材施教。理学家认为，由于每个学生的气质不同，因而在教育中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孔子曾把他的十大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朱熹说：“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论语集注》卷六。又说：“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论语或问》卷十一。根据学生的长处进行重点培养，能使他早日有所成就，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人的才能有大小之别，理学家认为，这是禀气清浊、厚薄所致，也是可以改变的。“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孟子集注》卷十三。没有不可改变的气质，没有不可教育的人，这种教育思想，充满了辩证精神。
第四，以正面教育为主。理学家主张，在学校教育中，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以防禁惩罚为辅，通过积极的正面教育，让学生懂得道理，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朱熹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犹决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徐翳萧苇以捍其冲流也，亦必不胜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同安县谕诸职事》。又说：“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朱熹认为，如果学生有了自觉性，懂得了应该怎样去做，那么即使没有规矩禁防的约束，也会做得很好。明代理学家王守仁曾批评某些学校、某些师长过于苛严的法规，说，“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结果使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阳明全书》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在这个问题上，理学程朱派与陆王派是基本相同的。
总的来说，理学家都十分重视教育，注意教学方法。朱熹曾把得当的教学比作及时雨，说：“草木之生，播种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时而雨之，则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犹是也。”《孟子集注》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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