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集》是作者2011年应各方之邀，访问国内多座城市及游历海内外诸大学的演讲、访谈、反思文字结集，是其近年来独立阅读与思考、思想和文字达于炉火纯青境界的成果。透过书中文字，我们将深刻感知作者出国后学术理念和思想境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作者以自己的研读和人生体验为本，借助新方法和新视角，对当代中国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处境，作了很多思想性质与哲学性质的回应，体现其学术研究与写作进一步走向生命、走向人生的深处。
作者简介：
刘再复，一九四一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刘林乡。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并到北京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院校分别担任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名誉教授与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放逐诸神》、《罪与文学》（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传统与中国人》（合著）、《共鉴“五四”》、《李泽厚美学概论》、《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刘再复文论精选》、《人论二十五种》、《双典批判》、《师友纪事》、《人性诸相》、《漂流手记》十卷“红楼四书”等四十多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翻译成英、日、韩、法、德等多种文字。
目录：
自序：从“作文”时代到“随心”时代
第一辑演讲录
《红楼梦》的哲学要点——在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走近大师”论坛上的演讲
《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在厦门大学国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告慰老师——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会上的演讲
多元社会中的“群”、“己”权利界限——在韩国国际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在首尔檀国大学欢迎会上的演讲
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文学艺术中的天才现象——在香港岭南大学及四川大学、安徽铜陵三中的演讲
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在丹佛美中交流协会第十一届年会上的演讲
第二辑访谈录
八十年代学术环境——答《上海书评》盛韵问
回望八十年代——答华东师大《现代中文学刊》编者黄平问
我能嗅到心灵的芳香——答《华商报》王铮先生问自序：从“作文”时代到“随心”时代
第一辑演讲录
《红楼梦》的哲学要点——在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走近大师”论坛上的演讲
《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在厦门大学国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告慰老师——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会上的演讲
多元社会中的“群”、“己”权利界限——在韩国国际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在首尔檀国大学欢迎会上的演讲
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文学艺术中的天才现象——在香港岭南大学及四川大学、安徽铜陵三中的演讲
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在丹佛美中交流协会第十一届年会上的演讲第二辑访谈录
八十年代学术环境——答《上海书评》盛韵问
回望八十年代——答华东师大《现代中文学刊》编者黄平问
我能嗅到心灵的芳香——答《华商报》王铮先生问
大洋彼岸说《红楼》——答《嘹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问
从《双典批判》谈开去——答记者杨天二次问
我为什么不喜欢《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答韩国《朝鲜周刊》记者李东勋问
创造现代中国的文化自式——答《时代周报》李怀宇问
文化倾斜与文学自由——答《东方早报》贾霜霜问
一个启蒙者的期待——答《中国改革》周刊记者刘芳问第三辑对话录
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与李泽厚对谈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
从“文化批判”到“返回古典——与汕头大学师生问答录
《红楼梦》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与剑梅续谈《红楼梦》
鲁迅的”民族爱“形式与”普世性“内涵——与韩国朴宰雨教授对话后整理的文稿第四辑文录这是对我的批评，但我读后却感到惊喜。那时我的感觉是，在遥远的另一方，有一位认真的学者思想比我更开放，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比我表述得更为彻底。一九八一年，我虽然想通过对鲁迅的阐述以打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绝对尺度，但因为处于八十年代初期，自己还没有完全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所以在讲述“兴感怡悦”时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王世德先生则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地表明：给人兴感怡悦，给人美感，正是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而不是和其他目的（如认识目的、教育目的等）并立的一种目的。王先生这一表述，在今天看来也许没什么，但在一九八一年年底的语境下，则是“空谷足音”，发周遭乃至全国所未发。我读了他的文章之后，不仅完全接受他的论点，而且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敬佩：竟有比我更先锋的学者在，我不能再“心有余悸”了，应当更坦白、更率性、更勇敢地表述自己想表述的一切。王世德先生的文章对于当时的我，重要的不是“启迪”，而是“鼓舞”，他在鼓动我努力往前思索与奋进。今天借作序的机会，我要向王先生表示感谢。
第二次切身感受发生在一九八六年。那时我正借着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把前一两年所倡导的“新方法”热推向高潮。在潮流中，我一方面感到革新的快乐，但同时又感到各种压力，包括政治上与学术上的压力。诗与数学可以互证吗？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可以引入人文科学研究吗？说可以的，歌颂我；说不可以的，嘲讽我。那个历史瞬间，我特别渴望支持。人毕竟是脆弱的，戴上“所长”的桂冠，仍然很脆弱。就在这个历史瞬间，我读了王世德先生的《美学新趋势》。此书于一九八六年九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在《后记》中声明说：
……这一年来，全国出现了“新方法热”，有人称一九八五年为我国文艺理论界的“方法论年”。大家普遍关注和探求新方法。我在一九八五年秋天给八二级同学开的“美学”课中，增讲了一个月的“美学新趋势”。我在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也鼓励他们学习新方法。为了改进教学工作，我在近一年来，学习了系统论、模糊数学和西方当代一些新的美学流派，并力图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点探索新的方法论对于美学的启发，从两者的结合中，探求美学发展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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