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调》集结作者十三篇讨论西方文学、哲学、音乐以及艺术的文章，展现西方文化中最经典却又鲜为人知的人事物，从避世独居的阿根廷美学家到维也纳天才的少年诗人，从哀郁的法国文字玩家到擅长灰色调的德国画家，从缺乏进取力的波兰作家到善于激怒对手的奥地利写作者……作者旁征博引，徐徐道来，写文艺史上的事件典故，写傲慢的忧郁，写不可逆转的命运，写致命的完美……他的笔触犹如精细的雕刻刀，使得这些被遗忘在历史星河中的人物、轶事、创作风格变得可触、可叹、可感。
作者简介：
李炜，出生于台北，靠优异的数学成绩进入芝加哥大学，后转读文学系，开始苦修英、法、德、意、拉丁以及古希腊语。近年长住国内，并于《书城》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出版有《4444》等四种书。
目录：
在哲学的边缘双情记愚人动物园死胡同里的冷幽默家月亮上最高的人魔鬼与天使致命的完美哀郁的文字玩家灰色手记失败的脱身术职业恶人黑暗之旅后记进一步的参考读物不久之前，我的一部小品得了个奖，继而也让它的作者面临了一个有关母语的问题：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为何选择用英语写作？
琢磨了半天，最终我只能说，因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所以更适合用来写作。
事实上，我不仅是英文写作更好，就连一般思考也都是用英语。但我并不是所谓的“ABC”（“American-bornChinese”［美生华裔］的缩写）。其实，使用英语对我来说一点也不自然——至少一开始不是。
为了改变语言，我十五岁移居美国后就一头扎进了英语。像一名船难中的水手，与其祷告救援在船沉前抵达，不如一个猛子地扎进水里，奋力划动四肢，游向最近的陆地，因为这几乎是唯一的生机。转换语言的人都如此，必须在源源不绝的文字中急流勇进，试着不被险恶的语法暗流冲走，不被无穷无尽的词汇淹没。
回头去想，这么做还真得有点勇气。但一个遭难的人很少会有当英雄的念头，他一心一意只想要存活。对一个青少年来说，“存活”就是结交新朋友、融入新环境，在学校里不做那种不敢张口说话、老是被取笑的可怜虫。
因此我在英语上投注了不少功夫。这让我没有变成那种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移民。即使是在纽约这个出名的文化大熔炉里，还是有不少外国侨民从未被“熔化”过。他们成天 不久之前，我的一部小品得了个奖，继而也让它的作者面临了一个有关母语的问题：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为何选择用英语写作？
琢磨了半天，最终我只能说，因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所以更适合用来写作。
事实上，我不仅是英文写作更好，就连一般思考也都是用英语。但我并不是所谓的“ABC”（“American-bornChinese”［美生华裔］的缩写）。其实，使用英语对我来说一点也不自然——至少一开始不是。
为了改变语言，我十五岁移居美国后就一头扎进了英语。像一名船难中的水手，与其祷告救援在船沉前抵达，不如一个猛子地扎进水里，奋力划动四肢，游向最近的陆地，因为这几乎是唯一的生机。转换语言的人都如此，必须在源源不绝的文字中急流勇进，试着不被险恶的语法暗流冲走，不被无穷无尽的词汇淹没。
回头去想，这么做还真得有点勇气。但一个遭难的人很少会有当英雄的念头，他一心一意只想要存活。对一个青少年来说，“存活”就是结交新朋友、融入新环境，在学校里不做那种不敢张口说话、老是被取笑的可怜虫。
因此我在英语上投注了不少功夫。这让我没有变成那种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移民。即使是在纽约这个出名的文化大熔炉里，还是有不少外国侨民从未被“熔化”过。他们成天和同胞黏在一起，只读母语报纸，看那些从遥远国度传来的电视剧，除了祖国的传统饮食什么都不碰，就连衣着好像也从未随着潮流更换过。
我年轻时常想，这样的人去了异国有什么意义？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他们仍不能用第二语言拼凑出一个像样的句子。
但现在的我却不再那么肯定那些人需要怜悯，更不会去鄙夷他们。也许他们有意识的做出了抉择，也许仅仅出于恐惧、甚或懒惰，无论如何，他们拒绝被“熔化”，因而妥善保存了自己的母语；他们的发音依然清晰，提笔时仍可运用大量的词汇。这难道不值得褒奖吗？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更改了他的主要语言，就切断了自己和母国文化的重要纽带。偶尔，还可能被垢斥为抛弃同胞和故国。
实际上，更换语言这种事频繁发生，并不见得有太多寓意。为了开展一段新生活，人们往往需要同步接收一种新语言。
真该问个究竟的是，以我们使用的语言来“界定”我们的身份，这么做是否合理？例如，一个女人必须说出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才能被认定为“阿拉伯人”吗？难道只因为她更擅用另一种语言，就不再能属于她的出生地？
不应该这样吧？至少，我希望不是。理由很简单：我们使用哪种语言通常都是由“命运”所摆布。这一点在犹太作家贝克（JurekBecker）的生平故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阐释：
如果，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我被看作是一名德国作家，这只是出于一系列的巧合。我出生在枯燥乏味的波兰小城罗兹……如果我出生后不久德军没有入侵；如果我的国家没有沦陷；如果后来我和父母没有被赶进犹太人居住区、然后又从一个集中营送入另一个；如果苏俄红军没有解放我最后被关进的那个集中营，那么，我倒很想知道，今天我会站在谁面前，又会被看作是哪一国人……
战后，我父亲——也是我们家除了我之外的唯一幸存者——莫名其妙地在柏林住下了。如果他移民去了布鲁克林，我岂不是成了美国作家？要是他选择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是特拉维夫？可是他没有。在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能性里，他做出最惊人的选择：他留在这里……并安排我成为一个德国人。
贝克如此，可能我也相差无几。或许我用英文写作的“真正”原因在于，我母亲在纽约生活了许多年。
如果她不是个作家；如果她没有和我父亲离婚；如果纽约的文化没有那么丰富；如果当初台湾的教育体制没有那么糟糕，从头到尾只强调死记硬背；那么，我也不大可能会改变我使用的语言。
然而，生命中的重大决定往往都由不得我们自己做主。所以今天用英文写作的我，才常被称为“美国作家”，虽然这并不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仍旧是个说汉语的人。陷入沮丧绝望时，我依然仰仗这最初的语言来吼叫和哀泣。 在哲学的边缘一间老人院的小病房。屋子里摆着的，都是出自同一名作家之手的书作。住在这儿的人早就不再阅读了。大多数时间他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莫名地焦躁不安。他已经到了老年痴呆症晚期。在他情绪特别差的时候，唯一能宽慰他的就是把那些书放在他手里，指指封面上的作者姓名。这时他往往会眯起眼睛，一脸疑惑却又天真的表情，有时还会触摸名字的每个字母，似乎不明白那些符号代表着什么。尽管如此，这总能让他安静良久。阅读一定曾是他最爱的消遣，所以他才会不停地抚弄这些书本，即便他已不记得自己这样做的原因，甚至不记得自己就是它们的创作者。这是好些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事了。时光再倒转六十年，慕尼黑，同一个人。他信步走在城市中，像块新海绵一样，拼命吸纳周遭的一切新鲜事物。在感受视觉和听觉冲击的同时，他仍试着保持敏锐的批判力。这么做并非是要评判德国。不，他所有的责难都指向自己的祖国罗马尼亚。那里的“落后”和“渺小”一直使他苦恼。现在，望着一向现代、激进的德国，他更感到自己国家的微鄙。于是，他开始在一篇篇杂志文章中赞扬德国的新任总理。“在当今的政治家里，没有谁能比希特勒让我更认同、更崇敬”，其中一篇文章这样开头，而结尾更令人咂舌：希特勒对政治斗争投入了火热的激情，并为一整套被民主与民族主义贬抑得毫无意义的价值观注入新生。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种神奇的魅力，因为有太多惹人生厌的真理从未进发出火花。这番结论就算没让布加勒斯特…的编辑部破口大骂，也让他们感到极为不解。在向这名年轻作家邀稿时，他们指明要的是针对德国国内刚发生的大规模杀戮的报道。这一系列在“大屠杀之夜”(NachtderlangenMesser)做出的凶杀案是为了争夺纳粹党的控制权，而下令的正是那位“向政治斗争投入了火热激情”的先生。但这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年轻作家非但没写预定的新闻报道，反而发出了一封公开的“情书”。显然他觉得几十宗谋杀案不算什么。喋血不但没有破坏希特勒在他眼里的神奇魅力，还可能将它抬得更高。哪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不佩服一个敢说敢做的“男子汉”？听起来这像个单纯的道德故事：一名固执己见的纳粹同情者最终得到了报应，尽管正义之轮在转了六十多年之后才发挥作用。如果要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齐奥兰(E．M．Cioran)一生中的这两个场景，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理解淡化了他在此期间的所有成就，让这一切变成“罪行”与“惩罚”二者之间的小插曲。这种理解还会引申出齐奥兰本人绝不会认同的一个观点：世间存在着某种对善恶赏罚分明的法则和秩序。在齐奥兰看来，“不公正统治着全宇宙……在这个屠宰场里，袖手旁观和拔刀相助都同样毫无意义。”说句公道话，齐奥兰究竟做了什么，要受到谴责，遭到报应？除了他二十二到二十三岁期间在德国匆忙完成的一系列文童，还有那本在他年仅二十五岁就出版的《罗马尼亚变形记》。尽管这本书已经是他出版的第三部大作，而且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还不断会有新书面世．这本书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齐奥兰所有的著作当中，唯独这一本得到了全面且系统的研讨，也只有这一本发出强烈呼吁，要让一位无情的独裁者来彻底转变罗马尼亚，消灭一切阻挡变革的人事物，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民主本身。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本能让任何作者事后感到骄傲的书。所以齐奥兰在近七十岁时才会说：“一名作者要是在初出茅庐时做过些蠢事，就会像一个有着不堪过往的女人，永远都得不到宽恕和遗忘。”其实，齐奥兰走向他那条耻辱之路的开端极其平常，或许连解释都显得多余。一个来到大城市的乡下人，只要他血管里流淌的血多过水——借用齐奥兰自己的比喻——就会立刻头晕目眩、心跳加速，因为他所见的事事幕幕都闪耀着超乎自己想象的美。如果说是希特勒把这样迷人的美带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利而面临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德国，那么，罗马尼亚自然也需要这么一号人才。因为唯有像希特勒这样的领袖，才能让一个挤满了“永远沉浸在麻木和愚钝之中的农民”的国家摆脱自满，并带领她登上世界的舞台。不用说，对于齐奥兰这样的愤青而言，如果让他选择“平淡”或“残暴”，他永远会挑后者。这一点他早已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中就说得一清二楚：“唯有平庸之辈才会甘于‘温吞吞’地过活。”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不会被“大屠杀之夜”这种琐事震撼到。不过，他对政治的狂热很快就会消退。第三帝国制造的许多恐怖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很明显，唯有故意视而不见的纳粹支持者才看不出齐奥兰挑错了阵线。因此，在1937年把自己“放逐”到法国之后，他会在一本书里问到一位作家的“源头”究竟是什么。“是他的耻辱。”他自己答道。无论这说法正确与否，用在齐奥兰自己身上，倒是分毫不差。当初他之所以不断书写自己的褊狭和愤怒，就是出于耻辱：因为他来自一个如此“不重要”的国家，“它的存在对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对一个自知自觉的人来说，耻辱只能是一条单行道，最终也只会来到一条死胡同。所以齐奥兰才会说：“我恨过自己的国家，恨过所有的人，恨过整个世界：到最后，唯一剩下可恨的，就只有我自己。”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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