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裂变》以老舍、沈从文、莫言、金庸、汪曾祺、顾城、林语堂、阎连科、贾平凹、季羡林、钱理群、王干等天才作家、学者为个案，讲说他们的人生经历、阅读求索等，勾勒其人生、情感轨迹，体现了几代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与文化情怀。
作者简介：
蒋泥，1971年生于江苏泰兴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已出版《王朔密码》、《金庸的武侠世界》、《老舍之谜》、《速读大师沈从文》等。
目录：
第一辑问世间情为何物
沈从文与老舍的不了情
无尽的莫言
“邂逅”莫言
莫言小记
问世间情为何物
老舍情事：生命中的两位女性
夭亡的诗心
第二辑让你目瞪口呆
金庸与我
真假贾平凹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之福
巴金的底线
少年金庸几次被开除？
名家之阴第一辑问世间情为何物
沈从文与老舍的不了情
无尽的莫言
“邂逅”莫言
莫言小记
问世间情为何物
老舍情事：生命中的两位女性
夭亡的诗心
第二辑让你目瞪口呆
金庸与我
真假贾平凹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之福
巴金的底线
少年金庸几次被开除？
名家之阴
花香水影汪曾祺
品味王干
让你目瞪口呆
说话·包装·名声
好的大学与好的文学
第三辑心灵的震颤
心灵的震颤
出色比一切都长久
韩寒《三重门》真伪考
灼痛的心
大器者晚成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文化如何“市场”？
“韩剧”如何成为“韩流”
大抱负者大追求
让一个人“红”就需造假？
完美的生命
大德显扬爆炸生命
发财是一个梦
愿我们都免于受灾无尽的莫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99年，《北京文学》曾发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长文，声称国内最有希望得此奖项的作家正是莫言。文章说：“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如今莫言的代表作都已被翻译成英语，有的被译成瑞典文，由于海外教授、翻译家和其他诺贝尔奖作家的推荐，“莫言应当会逐渐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2012年10月，莫言果真圆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国内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作家。
听说过莫言的人却不多，人们更多地知道的是大导演张艺谋，知道他有部电影叫《红高粱》，却未必知道那是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所以，莫言还不是红极一时的“通俗”名人，这名字只会水洇着纸一样，慢慢渗透，流淌进历史的长河里，悄然散发它的辉光。
莫言，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一个贫苦农户（上中农）家庭。他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艺术成就，离不开部队的栽培：“是军队培养了我。我的母校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是军队的院校。”
此言不虚。
“文革”刚开始那阵，莫言十二岁，上中学靠推荐，他没资格、没条件，就辍了学，放牛、割草、干庄稼活，累死累活，连肚皮都揣不饱，挣扎在死亡线上。到工地劳动，人小气力单，几天几夜不合眼，干着干着，“乒乓”一声摔在地上就睡着了。奇怪的是那时候人们虽然饿得半死，却从不怀疑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其他三分之二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需要他们来拯救。
物质上的痛苦尚能忍受，可怕的是人不能老是活在虚想中，那年月没有书看，精神上是空的。他就收集了村里流传的各类小说；后来就到了无书不看的程度，以至于忘掉放牛和割草。“文革”中精神上更为沙漠化，他又找来中医书，连一些口诀都背得滚瓜烂熟。十七岁那年，通过五叔的关系，他进棉油厂当了三年临时工。当时白日做梦都是“如何冲出牢笼、离开家乡”。出路只有参军。于是连着报名三年、体检三年，每一次都是成分不好卡住的。直到1976年方才如愿以偿。
至于入伍动机，各式各样，有的想脱离农村，有的想升官儿，有的想吃一顿饱饭，也有的想着保家卫国。越是艰苦年代的人，动机越为实际。莫言当兵的目的只为能到部队吃几顿饱饭，其时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跟地瓜干儿离婚”，因为到了部队，吃的是馒头、不再是地瓜。然而绝大多数离两年婚回去，又和“地瓜”恢复婚姻关系。所以，莫言入伍的动机中有很低俗的一面，有凡俗的要求，当然，如果有机会建功立业，他也当毫不犹豫为国献身，毕竟生计第一，人的其他追求都是在吃饱饭以后生长出来的，这是十分正常、自然的事情。
部队真不愧大熔炉，炼出了渣滓，多数则炼成了钢。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们最初的想法、动机完全改变，都统一到“当就当一名好兵”的意识中去了。1970年代末期越战时期，他所在的部队因为没有战斗任务，他就觉到过遗憾，想着与其浑浑噩噩活着，还不如轰轰烈烈死掉，有一个壮烈千秋的机会，那样即使不能活下来成为英雄，牺牲了还可以改变自家的“中农”成分，为国尽忠和为父母尽孝两不相误，而况真正的英雄不一定都能成为英雄，真的豁出去自己肯定是个好兵呢。
有一次考大学的机会，终因超龄而中途夭折。想上前线，主动请缨，没被允许。走投无路，他搞起创作，想通过这个提干。这样的经历有点像王朔，一次次摔打，被生活无情抛出，最后生给逼成了作家。
当然他的作家梦由来已久，不全是想提干逼出来的。先是他初恋的对象给的—十五岁那年他对石匠家的女儿着迷，一个黄昏鼓起勇气对她说自己爱她，引来她一阵大笑，说“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又传话给他，要是他能写部像她家收藏的《封神演义》那样的小说来，她就嫁给他。再就是对饥饿的感觉，听信了邻居的话，以为当作家以后就能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是肥肉馅儿的，咬一口就唧唧往外冒油的，“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体验得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人是多么重要。
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可是写作本身并非易事，小说一篇篇寄出，又雪片一样退回，给他的精神打击很大，健康也大受影响，“才二十几岁的人，头发就开始大把大把地脱落”。
提干无望，随时会复员，他苦恼到极点：发不了文章一辈子就毁了。
1981年10月，他的处女作终于问世。然而退稿依旧多，他自己也没有受到什么注意，他还得拼命挑灯苦干。1982年夏，他破格提干，调往北京一家机关任宣传干事。可是部队生活并不如想像里的那样，除了站岗以外不外割草、喂猪、下厨房、出公差，和农民没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身份，有了这身份就有了入党、提干、永远离开农村的可能。
使莫言彻底改变命运的则是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只不过最初并不顺利，差一点就错过去，因为别人五月中旬就拿到准考证开始复习，他却是六月中旬才听说报考的消息，并在战友的鼓励下决定前往一试的。
后来作家刘毅然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一九八四年初夏，我正忙于协助徐怀中老师招考军艺文学系第一届学员。忽然有一天房门被轻轻推开了，走进来一位圆脸的军人，书包一本正经地挎在肩上，满脸的朴实劲。……他那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犁在耕地时碰到石头后骤然爆出的很亮的光，还带点忧伤，他的额头丰满明亮……他没有掏出官方介绍信和报名表，而是掏出自己发表的两篇小说，他说他想上学想做徐怀中老师的学生。我请他把作品留下，莫言并不说在这种场合慷慨激昂信誓旦旦的那些话，他默默地走了。……莫言当时扔下的两篇小说是那么一大堆考生作品里最让我动情的……我当夜把莫言的作品送怀中老师读了，他也称好，并说全国小说评奖怎么没有发现这篇呢，可惜错过了时间。莫言被破格录取了，虽然当时已过报名的截止日期，虽然当时总参谋部报的是另一位同志，我们还是认准了莫言。到现在我也暗暗感到开心和舒坦，假若当时莫言没有胆大包天的野份儿自个儿打上门来，假若当时我们拘泥于一般的招生的清规戒律，我的一生该少了一份多么美好的精神财富和友情，至于别的咱就不好说了。”
这里的“别的”指什么呢？当是扩大视野，提供大量交流、学习、发表的机会。
军艺在中关村，老师们自己写小说、散文，和北外、人大、北师大、北大、清华又很近，每一届除了请这些名校和社科院的教授、学者授课以外，还请许多的知名作家。第一届传经的人中就有王蒙、丁玲、刘白羽、张承志、邓友梅、刘再复等。听这些人的课，莫言从不缺席，做笔记也挺认真。如果谁想统计一下一节课的大量信息轰炸和便利的环境、条件，对一位作家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影响与作用，恐怕无人能说清。我只知道莫言至今都虚心向学，不时去《百年孤独》的中译者、北大教授赵德明等先生那里坐坐，聊聊天———就在这聊天气氛里，他取到真经，直接获取国内、尤其是国外文学的最新动态，以弥补自身因外语等不足带来的交流不便。
后来他显得作风有点稀拉，给人的印象和感觉不怎么好，那都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不在于思想上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他自觉在思想上要比许多人高尚，“许多人的觉悟没有我高。我比现在许多的现役军官要好得多”。由此影响到他的心态，觉得在部队自己不算是真正合格的军人，自惭形秽，为了“纯洁”我们的队伍，最后他决定离开部队。他对我说：“我至今都写不出《英雄儿女》那样的小说，写不出李存葆那样的作品，写不出这类文章的其实都应该‘下岗’。我想写这类小说，但就是写不出，心里虚得慌，觉得在军队白穿白拿了。军队养着作家、创作员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鼓舞士气，让战士们听见冲锋号吹响脑子就发热，鲜血澎湃，就想英勇顽强地冲锋陷阵吗？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从发展的眼光看，战士们应该读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成为更高层次的男人、军人，成为具备高贵气质的人。眼下部队的一些领导却不希望每位战士把它们当作人生经典，他们最需要小品和话剧。目前的小品却是把军人愚蠢化、漫画化的东西。所有的小品里都有几个二杆子，带一个农村姑娘，这都是模式化的。军队的话剧里也都有这号二杆子，那全是从《霓虹灯下的哨兵》剥下来的。他们认为战士不需要什么文化，做不了文化人，实际上不是。他们对战士并不了解。如果我是高层领导，那么我也会写这些、也需要它们。我觉得军队搞文艺的应该多和战士滚在一起，哪怕在后面打掩护，那样才能和火热的生活贴近。我想写文学作品，想描写复杂、广博的心灵世界，写不了模式化的小品、戏剧，所以就离开部队。实际上大多数部队作家都是在完成任务，写一些模式化的东西的同时，再搞点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的要求转业是一桩高尚的行为，是有觉悟的公民行为。离开部队时我已经是师职，完全可以混到离休，但是为了维护军队的光荣形象，我还是走了。我认为像我这种情况的都应该早点走。能打能唱的才是真正合格的军人，其他的都应该转业。”
这就牵带出一个问题——
部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集团，当了兵就意味着进入一个特殊的团体，做百姓的底线是守法，做军人除了守法以外还得守纪，多了一重约束，它本身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有的人说它是为和平而存在，但那也是通过战争手段作为保证的。而且老百姓就那样看你，他们认为你和他就是不一样，就应该受约束。军队的一切目的比地方强得多，进来了就要遵守这个团体的游戏规则，否则就出局。只有离开军队莫言才渐渐理解了它的许多不合人性的规定。
1997年，莫言转业到地方。回头来想想自己选择的当兵，他至今无悔，说一辈子只有有了当兵的历史，后半生才能勇敢地面对一切，这都是部队的纪律教育发挥的作用，即使作风拖拉的，到地方也和别人不一样。起码他是见义勇为的，能够吃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得失小利的。
对他来说，部队是消灭小市民气和农民意识最好的地方。尽管现在已离开，梦里还常常想念军队。在军队时没有创作的冲动，到地方后却有了，不时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审视自己22年来的军旅人生，反思军队长期以来的那些战争作品，对军队、军人有了更为完全意义上的认识。
其实这么多想法都是因了莫言感到对部队还欠下许多感情债的缘故，转业了没觉轻松。2000年他得了冯牧文学奖，是作为部队奖给的，占了军旅作家的指标。欠下的债都该还。沉淀一段，作为老百姓、以老百姓的身份命笔也许能写好军旅题材，离得太近对他恐怕就比较困难。
当然，具体写哪一时期的军队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区别于当下那些人所写的小说。也许写不到大战役，不搞那些表面性的史实堆积，但是肯定要写内心里的真家伙。
他打算把军队放在历史长河里看，当它是一种悲剧性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丑恶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类的贪婪、狡诈、自私和掠夺性。有生之年他会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写战斗、写军队，写出带一点寓言和象征意味的东西，从根上写，写出自己对于军队的遗憾和认识。
转业后莫言文化上的交流更多了，读了不少书，结交许多朋友，对地方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创作的确也进入一个丰收期。从量上看比他在部队时多多了，这和他的精神状态有关—在部队老想着让首长满意，老写不出、老要愧疚，首长不满意多了，整个人的精神就给压垮了，自认是“坏人”，心里紧张，一紧张情绪全泡汤，怎么都写不好，怀疑自己是不是缺乏创作上的天赋，在这种收缩、不能发放的状态下，要能写出像样的东西那才是太阳打西方跳出了地平线。
到地方以后，整个儿颠倒，人人都说莫言是位好同志，觉悟很高，处处受到尊敬和礼遇，由是精神状态彻底改变，创作精力随之充沛。
1997年之后的四年，就已完成五十多万字的创作。七八个中篇，十来个短篇以及电视剧《红树林》，后来又将它改写为同名长篇。并写完36万字的长篇小说《檀香刑》，2001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小说写的是1900年德国人与我老百姓之间的斗争。班主以戏剧的方式和他们较量，后来导致战争，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背景无假，其他多是虚构的，在可读性、民间语言上有新意。主要目的是想写民间文化和对于它的认识，表现一种文体上的对抗，与中产者典雅的语言对抗，真正回到民间去。尽管他为之付出了努力，但还是有所保留，与《红高粱》《十三步》等小说的语言不一样。此外就是想回归小说本义，具备一定的可读性，故事是惊心的、缠绵的，能让人读得下去的，改变了当代优秀的作品都没有多少可读性的惯例。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也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过去他觉得长篇小说不过是故事的拉长。《红高粱》就是一篇一篇中篇地推演下来的。自《天堂蒜薹之歌》开始才真正正视了长篇小说的结构。后来的《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每一部结构都很不一样。《檀香刑》则采取“民间化”的结构形式，由凤头、猪肚、豹尾三部构成。头尾连贯，写进真实的史料。这部小说动笔于1996年。
故事相对好讲，拖了这么多年是因为结构没搞清，一直没找到，放过一段，2000年才想清楚，解决了难题，其他就十分容易，写起来势如破竹，很快就完了。
客观来说，这部小说有遗憾，它的问题其实和《红高粱》类似，而且更加显明突出了：《檀香刑》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很着实，主要人物的心理也有脱真之嫌。
莫言还写过话剧《霸王别姬》，这不是受谁影响，他从未想写话剧，而是朋友王树增好意相请，那时正值转业前夕，他没有什么事可做，大的东西写不了，觉得写话剧也是一种锻炼，就写了。丢下四年，本来这事已忘，后来拿出去排，居然很走红。激发他的创作热情，想弄个“作家话剧三部曲”。
话剧锻炼人的地方主要在对话上，和他在小说上的努力一致：回归民间与传统。因为我国古典小说人物对话多、动作多，没什么心理描写，但却达到了西人心理小说的效果，一句话就可以刻画出人物的性格，见出人物心理，比西人更含蓄。这是基本功，西方作家还做不到，只有中国作家有这种能力和传统，练达人情，透视生活世事。
不过，现在的中国作家多数写不好对话。
写不好对话不等于写不好小说，可以用叙述替代。话剧则有助于提高人物对话上的描写艺术，它讲究故事的结构性，能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让故事显得有张力，逸出舞台，让人感觉在有限的空间内舞台在无限地扩张、膨胀。因此它的空间、结构、时间意识对小说创作很有帮助。另外它是对商品化倾向的抵触，不像写电视剧，虽然称不上十年磨一戏，起码一年磨一戏决不夸张。而电视剧一年就可以写个三十集。
话剧值得作家去精心制作，没进入话剧前他们都不知道存在那样大的观众群，市场那么大，北京、上海的戏迷尤多。他要争取多写话剧。计划内还要写四五部长篇小说，却不知道谁先谁后，需要激发与等待。
谈起网络，莫言对我说他上网只是浏览浏览，对于涉及电子类的东西曾经心怀恐惧，总认为它们高深无比，在别人的鼓动下这才进去，至今仍主要用于收发信件。而所谓网络文学，它和网下作品相比不过是更为随意和大胆，能够胡说八道了。
胡说八道谁不会？
假如说小说语言是纯文学的话，那么网上语言多半则是大众化的泡沫语言，产生快、消失也快，人们不能爱它到底。虽说网语也有幽默、调侃的效果，可是不会长期存在，今天出现明天就可能被更换。所以，网上的写作环境不同寻常，使汉语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有它自身的原因：人在网上需要交话费，相应地就有了一种简单、迅速、快捷的语言，有了一些代词和专业化的网名、暗语，和网下语言不一样。读过几本网络小说后，莫言发现那里面的语速都很快，18、19世纪的语言速度很慢，和那个时代的节奏吻合，网络小说却一往直前，奔向主题。现在看它对汉语的丰富、发展到底有多大作用，还说不好，我们不要过高估计。可是它对我们的存在方式、思维意识的发展，肯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些具有潜在文学天分、没有发表机会的人现在容易冒出来了。许多人都是先在网上成名，然后杀回来以传统的方式出版著作的，网络使全民参与成为可能。网络可以使每一位成为作家，莫言认为它是一种“共产主义因素”。有人曾经设计过这样的未来，即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网络使之成为可能。如果说科技是生产力的话，那么网络更是生产力，互联网对全世界的政治体制必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哪一天共产主义能够实现的话，相信网络会起很大的作用。在那里，任何专制形式的闭锁，资本主义形式的偏见、歧视都不再存在，人们可以自由地接受和发表，没有人能够强迫谁。因此，网络打破了限制，让人得到自由的发展。这是历史上一切制度下的国家都做不到的，真正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是非常伟大的事件。21世纪不愧是网络的时代。至于电子商务来钱不来钱并不重要，网络具有政治、社会学上的意义，发挥了任何一种科技无法发挥的作用。
除了利用网络进行交流等等以外，现在出国也容易了，莫言经常走出去看看。
如果有机会，人们都应该走出去看看，它的确能够开阔作家的视野，这是网络等媒体无法替代的。
2001年初，莫言在美国几所大学讲学时，曾谈起自己和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交情，说福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始终是一个县，而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早已变成一座现代化的都市，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他都敢把它改头换面地放到这里，他是它的国王，可以移山搬海，呼风唤雨，因此，它不再是福氏笔下那样纯粹的地理概念，不再是封闭的，而是文化的、开放的，成为中国的缩影。这样的“盗窃”“舞弊”行为，只能用“后起的强盗更胆大”来形容。
张志忠先生在谈起莫言艺术风格的独特性时曾说，他是唯一一位彻头彻尾的农民作家。其他人要么像知青们那样，以高高在上的旁观人身份看农民写农民，难免歪曲，要么像沈从文、贾平凹一样，虽说也在农村长大，但十几年时间主要在学校度过，已经没了土生土长的味，而是乡村中的文化人，对农民农村都熟悉，难免诗意化，更多地以游子还乡的欣悦之情对待，用观察的眼光自外部看乡村生活，而不能像莫言那样自小就有了当农民的切身体验，以一颗真正的农民心去感知到农民的大苦大痛、大欢大爱。
所以，使莫言成功的是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读书自修，敏感而内向、耽于幻想的气质，超越自卑、出人头地的心理动力，反叛性地对待以父亲和老师为代表的权威、以及亵渎权威所增强的个人自信，直面活鲜鲜的也是沾满污秽尘垢的生活的人生态度，古齐文化、乡土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文化的启蒙，以及那不可或缺的军艺文学系的深造”，还有他的不刻意去摹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对人生、世界的看法，“盗”而化之，为我血液。凡此种种，推动了莫言的文学之舟扬帆远行。
2001年4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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