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评论新世纪文化热点人物、事件及作品，有宽阔纵深的文化视界，从文学、影视、传媒、音乐、戏剧到教育、哲学、语言、青年亚文化，解读这个时代缠密的文化文本、文化权力的生产与技术，解读余秋雨、易中天、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池莉、赵汀阳、张艺谋、周星驰、韩寒、《读书》、语文教材、普通话、时尚画报、屌丝、中国好声音等等神的谱系。以丰富细腻的文化切片、多极不居的视点、深长幽微的历史、生气勃勃的启悟、酣畅快意的文字，重铸批评的锋芒，建设时代的理性，赓扬独立批评和人文传统。朱大可先生称许作者“在批评领域里准确的判断、良好的趣味和收敛的野心。跟大多数聒噪的同行相比，他的文字还多了冷静、细致和谦逊的品质。”徐庆全先生也认为这本书：“对当下社会的文化现象提炼、总结，是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索引。
作者简介：
孙曙，批评家、随笔作家。1968年2月出生，盐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其文化评论与随笔，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报》等转载与推介，收入《2006中国随笔排行榜》《2007中国年度随笔》等年选，并获得中国作协、《人民文学》等举办的多种文学奖项。出版有文化随笔集《盐城生长》。“其以细腻而又犀利的批评笔触、敦厚而有骨力的批评立场、审慎独立的眼光、纵横恣放的语言，跟踪研究当代文化现状，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尊重。”
目录：
序
第一辑文字欢场
余秋雨《借我一生》，新时期思想文化的意外终结
天象?俗情?经典——《天香》及王安忆之魅
莫言与诺贝尔的文字欢场
苍老的脐带：贾平凹的修辞与乡愁
雌性社会的诞生——《她的城》与池莉的创世纪
狰狞的乡土——“温家窑”细端详
牧神的午后：“他们”的小说姿态
纸上知识分子——王尧《脱去文化的外衣》发覆
异端的成立：“后中国”症候之丁成篇
书评，在思想与学术间摇摆——以《读书》为例
文体的战争与和平
赵汀阳之局：世界，抑或天下
第二辑声色天下序
第一辑文字欢场
余秋雨《借我一生》，新时期思想文化的意外终结
天象?俗情?经典——《天香》及王安忆之魅
莫言与诺贝尔的文字欢场
苍老的脐带：贾平凹的修辞与乡愁
雌性社会的诞生——《她的城》与池莉的创世纪
狰狞的乡土——“温家窑”细端详
牧神的午后：“他们”的小说姿态
纸上知识分子——王尧《脱去文化的外衣》发覆
异端的成立：“后中国”症候之丁成篇
书评，在思想与学术间摇摆——以《读书》为例
文体的战争与和平
赵汀阳之局：世界，抑或天下
第二辑声色天下
肉身沉重的“公知”：新世纪传媒红人易中天
逢时异己的独唱：屌丝领导者韩寒
铜版纸帝国的这些事：身体生产，性与主义
原罪还是替罪羊——民国教材热卖背后的罗生门
步入意图丛棘，丁亥大片《色，戒》《集结号》
《金陵十三钗》：屠杀的搁置与暧昧的崇高
裸奔的影像：国家、青春、肉体、土地
女器清扫：MV《煎熬》的性政治和技术主义
声音的政治经济学：从新华广播到中国好声音
母语呼告：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平衡发展
低矮的上海屋檐下
恢复并保护市场化的戏曲生态
后记 在《阳关雪》中，余先生开篇便道：“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出自《宋史》中刘挚所言，一经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所引，从此成为文人永远的自嘲。文化被专制主宰，权力之掌对文人的翻手云覆手雨，文人对政权的苟且，可不真是“无足观”嘛。余先生文化散文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文化的灾难上，集中在这一类的文人和文化事件上，如苏东坡(《苏东坡突围》)，有清一朝被流放的文人(《流放的土地》)，明末清初的文人(《一个王朝的背影》)，发现并盗卖敦煌文物的王道士(《道士塔》)，老三届(《老三届》)，张先生(《酒公墓》)等，他总是指引读者也要注意到权力对文化的亲和，文人相互倾轧的可恶，灾难开启的文化创造。这也是真实，另一种真实，一如《借我一生》中的真实。这样看来，《借我一生》与此前的《文化苦旅》等是一种同样的历史呈现，一样的文脉，同一种理性。
不过，余先生在《借我一生》中，用苦难遮蔽依附，用没做坏事来回避“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更深的原因是《文化苦旅》等书中揭示的历史上的文化苦难，是权力对文化的束缚，是专制对文化的削足适履，尚不能说是彻底的反文化，而“文革”则是近在眼前的文化灾难，彻彻底底地以革命的名义反文化。《借我一生》中担承文化道义发扬斯文一脉造神运动的内在逻辑，很自然地要求他与“反文化”脱离得一干二净，而认错则意味着承认背叛。近乎狂热的梦想，传说中的期待与自我期许，写作与出镜的种种成功遮蔽了真实，筛选出了《借我一生》的真实。
“文革”的灾难已过去近三十年了，但过去不等于消失，这创伤不但永留在人们心底时时作痛，还固着进人们的潜意识，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人们已被它改变。简单举例，《借我一生》中的“金牙齿”便是典型的“文革”叙事模式，“文革”文本常见的恶人符号；余先生视所有批评他的文章一言蔽之“大批判”，这也是只有“文革”才能形成的读者反应模式。“文革”后清理三种人，余先生脸上刺着“石一歌”的墨字，审查，检查，饱受冷眼与歧视、打击、排挤。余先生将讲述议论他“文革”表现的举动，视同“文革”中的揭发与诬陷，反应之激烈，那种义正词严正气凛然，那种对别人哪怕是指出自己半点瑕疵的坚决澄清，这也是只有强调阶级对立大搞阶级斗争的岁月，面对揭发才有的心理压力下的反应。而一呼百应成群结队的倒余军团中，也未尝没有打倒(话语)当权派的“文革”小将式的野心与凶狠。
文化散文，集体性的回光返照余先生对自己的“文革”经历也有个评价的底线：“也是胆怯的，无奈的，高尚谈不上。挨饿，也没有和他们斗争。坏事肯定不做。”他虽“没有讲批评者就是盗版者”，但他肯定“某些盗版者与批评者有联系”，他告诉读者“北京的记者透露，有一段时间，凡是发表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可以拿到三倍的高稿费。而且有关的人告诉我，这些人防止我去追查盗版，首先在名誉上、情绪上把你弄坏，把你搞臭”。这种揭发，置对手于死地的反击方式也是“文革”式的，但用的是符合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情的子弹。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余先生这一批新时期文化思想精英们的神圣岁月。走过上一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光辉岁月，他们都已身处庙堂之高，占据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党派宣传文化广电出版机关，各类大学科研机构，各种学术文艺出版团体协会摆着他们的位子。政权思想文化传媒教育学术等等都由他们控制，即使像声称自己是个自由人“没参加作协，没参加文联，除开我自己写的文章外，和任何单位都没有关系，完全脱离所谓的文化圈”的余先生，依然有学术教育与传媒上的霸权，时髦的说法是有话语霸权，参加央视歌手大赛任评委、赵本山小品研讨会上当专家等等，则是很现实的权力。很自然地对他们的批评便是搞破坏，确实，只有对于权力，批评才是在破坏。这一批人从90年代起，以余先生为代表，纷纷写起文化散文历史散文来，这是一种集体性的话语转换，一方面是在行使自己掌握的文化权力。另一方面从历史逻辑看，这又是他们进入更年期的焦躁唠叨，甚至是集体性的回光返照，也可称作是集体谢幕表演，而后便是他们的死亡了。他们的学术成果文化创造，基本上只在上一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还是举余先生为例，他正在修订的四卷本学术文集，也就是四本书《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余先生自己说“是我在‘文革’结束以后花了八年左右的时问完成的”，余先生可真是同辈一个典型。他们的创造力已经枯竭，剩下的只有僵化保守固执。当然还有炒冷饭、复制与稀释，这便是文化散文历史散文的兴起了。
曾经创造了上一世纪80年代那样一种文艺与学术繁荣，登上了神坛之后，便成了木偶土胎。新时期的思想文化起步于对“文革”的反思否定，他们的创造性也就是他们的批判性，当他们逐步取得权力，与体制水乳交融，批判性彻底丧失，生命力丧失，经不得也就容不得别人对他们的批判，他们也就死亡了。他们推崇文化，将文化神圣，超出一切，成为唯一的神唯一的主，因为他们是文化人，文化神化，他们也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文化人对权力的追逐是与生俱来的，其实并不像猫需要把辣椒涂在屁股上才去舔。文明社会，权力需要文化，对文人有吸力，文人更有拥有权力的野心，他排除万难贴上去。在《借我一生》中，便有这种贴，有贴得上去的显摆，贴得与时俱进。19世纪后期，余先生的曾祖勇敢闯荡上海，赶上了殖民带来的商机，贴上了。新的社会变动前夕，余先生的姑母“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一员，而且多半还是负责人。”也贴上了。而在“文革”，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等时期，则是余先生亲自的贴。书中广而言之的贴，则有与“吴石岭里藏古书”的贴，与毛泽东主席蒋介石父子的贴，与巴金王元化等的贴。贴成了文人的生存姿态。不管什么都贴得上去，什么才是他们真实的思想？他们的独立人格呢？这也是当代思想文化，在新时期短暂的繁荣之后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新时期文化思想的开创者，有“新儒家”的遗老，有“老右派”“反革命”，有老三届，有“文革”小将老将，各种出身都在否定“文革”的基点上统一起来，但依然是一个声音，依然是无脑之口，而且依然紧贴政治依附权力。无所持，无特操，所以短命，而且腐朽。在官场上，成克杰胡长清刘方仁李嘉廷等接二连三地倒下，而学术腐败也时露报端。这一批人形成的官场与文场的潜规则，也许比他们的文化创造影响更为深远。
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文化创造，他们都快退出历史舞台了，文化散文过后，是自传，而后便是死亡了。《借我一生》，真的成了余秋雨文化创造的终结了。P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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