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养三书》(套装)系列，包括《中国人的品格》《中国人的修养》《中华史纲》三种书。若三册共读研习、互相参照、融会贯通，则对培养自身健全人格、修养心智、塑造良善的人生观念等领域意味深远。.
◎《中国人的修养》蔡元培著
公民素质的进步，是一个民族富强与文明的必备条件。当下的我国社会，物质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但人们的精神道德体系却几尽崩溃。民众个人道德素养的普遍缺失，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极大担忧。面向大众的基础道德修养的有力引导，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本书是蔡元培公民道德修养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收录他最为重要的道德思想代表作品《华工学校讲义》和《中学修身教科书》，并收录他其他几篇有关道德修养的文章，充分体现了蔡元培先生对于现代中国人应具有的道德素养的总体构想。
从形式上看，本书原是普通学生所用的教科书，乃是通俗的指导实践之书，而非学术理论著作。它完美结合了中华传统修身与现代公民教育的观念，以具体的行为实践为出发点，用浅显的思想、易操作的方法来直接引导读者，是一部值得所有国人阅读体会的道德进修手册。◎《中国人的品格》罗家伦著
《中国人的品格》是对罗家伦先生关于人生哲学的散文、演讲、论文等的重新发掘、收集和整理，多数文章出自作者的《新人生观》、《新民族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等代表作，是罗先生道德文章的集大成之作。此作品文字流畅、感情激昂，对人生、民族、国家饱含热情，风格大气而不做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积极、乐观、向上的气息。难得的是，书中没有陈腐的说教和严厉的训导，倒像是一位有着丰富经历的朋友在分享生命的感悟，极为适合读者细细品读，慢慢体悟。
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品格?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对于这些让人困惑不已的问题，罗家伦先生提供了一份有力的答案。在《中国人的品格》中，罗家伦先生不但阐释了生命的本质和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倡导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呼唤人们用一种积极、负责、正直的人生态度来善待生命与为人处世，并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对一些实际问题如求学、写作等做出指导。另外，先生还以客观而又不失热情的态度对教育、文化、民族、国家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展示了一个理想的中国人所应该具有的真正品格。
◎《中华史纲》李定一 著
《中华史纲》（李定一著），是著名历史学家李定一教授的代表作，也是港台近几十年来最为严谨的国史著作之一。书中独特思辨的史观，简洁朴实的语言，相比一般故作高深、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内容跨度从史前传说时期直到辛亥革命为止，记叙了几千年来中华世界的政治和文明之变迁。李定一教授的出发点，是要创作一部“针对当代现实，适合普通读者”的通俗历史读物，使读者可以快速、清晰地了解本民族之国史，以略尽国民之文化义务。
作者简介：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近代革命家、教育家、伦理学家。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光绪二十年（1894）晋阶翰林，四年后弃官回乡从教。1912年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任新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7年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民国时期现代教育制度的主要缔造者，其一生主张教育救国，认为唯有思想文化的革命，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蔡元培先生为人宽厚温良，曾两度游学欧洲，对中国社会的弊端有透彻的认识，因此在国内大力提倡民主、自由与人权思想，致力于改良社会风气，且尤其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1917年入北京大学，受教于蔡元培、胡适等先生，在校内创办《新潮》月刊，与《新青年》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近代革命家、教育家、伦理学家。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光绪二十年（1894）晋阶翰林，四年后弃官回乡从教。1912年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任新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7年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民国时期现代教育制度的主要缔造者，其一生主张教育救国，认为唯有思想文化的革命，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蔡元培先生为人宽厚温良，曾两度游学欧洲，对中国社会的弊端有透彻的认识，因此在国内大力提倡民主、自由与人权思想，致力于改良社会风气，且尤其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1917年入北京大学，受教于蔡元培、胡适等先生，在校内创办《新潮》月刊，与《新青年》齐名。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运动宣言》的撰写者，后来游学欧美七年，专治历史与哲学。回国后参加北伐，192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将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转变成一所高水平的国立大学。1930年后，又陆续担任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中华民国驻印度大使等职，1949年去台湾，1969年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一生著述颇多，然其主要精力在于文化教育方面，对于青年人的人格培养尤其关注。其著作有《新人生观》《新民族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疾风》《耕罢集》《西北行吟》等。《新人生观》一书对抗战时期的青年影响极大，几乎人手一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该书再次风行，被视为必读之书，很多青年学生拿来作为送给朋友和爱人的礼物。
罗家伦极力呼吁青年建立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号召青年人对自己负责，对国家负责，承担起改革时弊、建设国家的重任。除了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对学生作演讲，他还专门著述多篇文章来阐释人生的真正的本质和做人的道理。在工作和生活中，他同样以身作则，严格地以一个中国人所应该具有的品格来要求自己。终其一生，在为人、治学、从政等各个方面，都能做到知行合一，堪为青年的楷模。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6年赴欧美研究，1953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1963年赴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75年返台，任教于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所。
著、译、编有《中国近代史》《中美早期外交史》《中美外交史》《中国近代史论丛》（与吴相湘、包遵彭合辑）《俄罗斯源流考》《世界史纲》《中华史纲》等。
目录：
◎《中国人的修养》
第一部分华工学校讲义
德育三十篇
合群
舍己为群
注意公众卫生
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
尽力于公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责己重而责人轻
勿畏强而侮弱
……
智育十篇
文字
图画◎《中国人的修养》第一部分华工学校讲义德育三十篇合群舍己为群注意公众卫生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尽力于公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责己重而责人轻勿畏强而侮弱……智育十篇文字图画音乐……第二部分中学修身教科书例言上篇第一章修己第一节总论第二节体育第三节习惯第四节勤勉第五节自制 ……第二章家族第三章社会第四章国家下篇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良心论第三章理想论第四章本务论第五章德论第六章结论第三部分蔡元培国民修养散论世界观与人生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思想自由科学之修养义务与权力我的新生活观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美育与人生◎《中国人的品格》代序第一部分：人生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做人的道理现代青年修养的要素建立新人生观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第二部分：知识学问与智慧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军事训练的意义和使命学问、经验、人格……第四部分：附录◎《中华史纲》☆第一编中华民族文化形成时期第一章蒙昧时期第一节神话——先民心目中的“历史”第二节五帝——传说时期第二章三代——历史的肇始第三章春秋时代（前770-前481）第四章战国时代（前469-前221）☆第二编中华世界之创始与发展——秦汉三国与魏晋（前221-316）第五章“中华世界”的创始第四节复古与维新的斗争（前209-前202）第六章中华世界的确立与发展第五节王莽时代——一个理想的破灭第七章衰颓时期（25-220）第八章大分裂的序幕第九章中华文化概述☆第三编新陈代谢时期——“五胡乱华”与南北朝（316-589）第十章大动乱局势（306-439）第十一章江南的开发与繁荣——东晋第十二章旧文化的再生☆第四编中华文化之定型——隋唐与两宋（589-1276）第十三章辉煌的唐代第十四章唐代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第十五章国势式微时期第十六章两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第五编中华文化之发展——元明清之长期统一（1276-1842）第十七章元明两代之大势第十八章大清帝国☆第六编中华世界的没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2-1911）第十九章西方势力的入侵第二十一章自强运动第二十二章救亡运动◎《中国人的修养》蔡元培著
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底理想人格，由此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著名哲学家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
——梁漱溟现代著名学者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傅斯年著名史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的修养》蔡元培著
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底理想人格，由此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著名哲学家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
——梁漱溟现代著名学者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傅斯年著名史学家、教育家
蔡先生的所以能给予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推求起来，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伟大。他应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什么人有所请托，如写介绍信之类，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经验。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却决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
——陈西滢著名文学家、教育家
蔡先生的精神：“（一）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蔡先生这精神，是那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
——蒋梦麟著名教育家
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林语堂著名文化学者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
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杜威美国哲学家、教育家
蔡元培比梁启超视野更宽阔，不囿于孔子学说，而是着眼于现代国民人格的培养，将古今中外的道德修养资源冶于一炉，勾划出现代中国人修身进德的具体纲要。
——张汝伦当代著名学者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毛泽东
◎《中国人的品格》罗家伦著
我不知道有多少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漫天炮火、颠沛流离之时，罗家伦对大学生谈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气”和“知识的责任”，还有，“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大学生要有道德的勇气，然后才能在昏暗板荡中辨别是非。大学生拥有知识，影响社会，所以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侠”，则是关心公共事务，大学生具有侠气的人格，才能促进政治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龙应台著名文化人、作家
前辈学者的国学造诣往往表现于诗词唱和或专业论著之中，不易让人入窥堂奥。罗家伦先生却让大家分享他的造诣。我们在快乐的分享之中，感觉一股提升的力量，仿佛罗先生的意志在前方向我们招手，我们须快步赶上，接连棒子，共同开创一个充满意义的人生。
——傅佩荣台湾著名学者
马英九先生非常推崇罗家伦，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罗家伦对他的影响。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罗家伦的《新人生观》，上大学的时候，还专门写过一篇6000多字的读罗家伦文章的阅读心得。在走出校门后，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严格按照罗先生要求的原则行事，将罗家伦的教诲奉为立身之本。
——本书编者◎《中华史纲》李定一 著
《中华史纲》：穿过我人格与性格的好书
文/杨公博
二十多年来，历史书看了不少，读的不多。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直没有离开过史书。1995年写作十几万字的《近现代中外历史大事》交付与浙江人民出版社，接触的史书面更广。然而没有那一本给过我深刻印象。
直到1998年买到《中华史纲》为止。
我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我的爷爷就给我讲历史故事。刘邦与韩信的故事言犹在耳，而他老人家作古已十多年，墓木拱矣，不孝孙犹在外乡漂泊独处！连每年清明祭扫都不能参加，亦人生一大哀也！
多少年来，看了太多的“官”史书，从范文澜、郭沫若、周谷城、翦伯赞等老一辈泰山之作，到如今的白寿彝、张传玺、朱绍侯、吴雁南等等，种种著作、教材，资料可能更新，方法可能变化，而观念一仍其旧，读者既提不起兴趣，又学不到新思想，怠矣！当今大学中国历史教材可说是死气沉沉，完全摆脱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约束！
《中华史纲》乃李定一教授离开讲坛后的一家之作，从成书到出版历史十年之久！可见，虽贵为名校之教授，其思想一旦与宣传部大纲有忤，亦难以面世！
严格来讲，此书并没有提供一种成系统的新思想或者新体系。然而通观全书，作者是以一颗阅历丰富的心、一颗认真的心来写作中国史的，他并没有用太多的新材料，也没有哗众取宠地用什么西方新方法，而是象长者一样娓娓道来，夹叙夹议，时不时有思想的火花闪耀在字里行间，发人深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不少问题和事实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掩盖了，是李定一为我揭开了这个盖子，看到了许多我甚至不曾想到过的史实！
历史系的教育教给了我什么呢？？没有！
历史系的宗旨应该是什么呢？难道学生在这里所应该学到的不是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人文情感、宽仁睿智的人格精神吗？难道大学历史系现在只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分期法可以出售？只有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可以转让？照本宣科的老师们也让我失望！。而许多学生的表现与表演更令人恶心，一个个很狗屁地以保守派自居，以传统文化的蛀虫自炫！呜呼，长此以往，史将不史矣！
在“史”、“屎”不分的汪洋中，我取了一瓢饮，那就是李定一先生的《中华史纲》。一本讲了许多真话的书，一本不乏一个智慧老人些许牢骚的书，一本让我恢复对中国历史的信心的有益的好书。◎《中国人的修养》
【第一部分华工学校讲义】
（*1916年3月，华法教育会为筹备广设华工学校，推广对在法华工的教育，先招收教师24人，开设师资班。是年4月3日开学，由蔡元培考验新生，并为该班编写德育、智育讲义，名曰《华工学校讲义》，亲自讲授，以便于这些师资转授华工。同年8月起，将此讲义分篇在《旅欧杂志》连续发表。1919年8月，在巴黎印成专书。1920年9月，北京大学新潮社将些讲义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作为“附录”。此后，全国通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均选取其中若干篇为课文，如《舍己为群》、《理信与迷信》、《责己重而责人轻》、《文明与奢侈》等。）
德育三十篇
合群
我们的课堂，有四面墙壁，可以遮挡风雨尘土；有书案座椅，可供阅读写作。墙壁，是由砖块垒起来的；书案与座椅，是由木板拼起来的。如果把它们拆散，就不能再发挥其原有的功能。此外，我们都穿着衣服来抵御寒冷，多是由丝线或棉线、毛线织成。可如果把它们拆散成一根根的线条，那么它们就会失去衣服的效用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身体，实在是集合了耳、目、手、足等各种器官而成的。这些器官，又是由无数细胞集合而成。如果使这些器官各自分散独立，甚至于分散为各自独立的细胞，那么这些器官又怎么能够有视听及行动的作用呢？
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这样。个人孤立奋斗，就是挨饿受冻也是在所难免的；集合众人的力量去奋斗，才可以去谈幸福的生活、文明的事业。比如我们的工业社会，开始固然是一个人的手工劳动罢了。但集合众人来教徒弟，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故而，集合很多人来做大工厂，然后才能使用机械，扩大利益。集合多数工厂里的工人，组织起工会，才能逐渐摆脱资本家的压迫，从而思考并避免自己所受的苦难，为将来的幸福做打算。这难道不是集合众人之力的效果吗？
我们最普通的群体，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有了家庭，然后才有抚育儿女、赡养老人、分担劳动、伺候病人之类的事情。集合一乡之人组成一个群体，然后才有互相看护的帮助，才有学校的建设。集合一省或一国之人作为一个群体，然后才有便利的交通和高深的教育。假如集合全世界的人们作为一个群体，互通有无，同甘共苦，那么即使是有土地贫瘠、偶然遭遇天灾的地方，都不难补救，而且战争、商业竞争等惨祸，也能够在世界上绝迹了。
舍己为群
集合众人而成为群体。群体，是用来谋求每个人都需要享有的公共利益的。但是，如果群体遇到危险，而又没有人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来保护它，那么这个群体将会灭亡。于是，由因迫不得已，我们就有了舍己而为群体的义务了。
舍己而为群体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身在群体中，如果群体灭亡，那么自己也会随之灭亡。现在舍己而救群体，群体果真不亡的话，那么自己也就未必会灭亡；即使是群体不灭亡，而自己先灭亡，那也比群体和自己都消亡要强。这种对生存的看法，包含了个人的考虑。二是处在群体当中，来看群体中的一个人，个人的价值必然小于群体的价值。牺牲一个人而可以救众人，为什么不去做呢？一个人这样想，那么就会有舍弃自己而为群体的一个人；每个人都这样想，那么就会有舍自己而为群体的众人。这种对生存的看法，没有包含个人的考虑。前后两种看法，虽出发点不同，但舍己而为群体的决心则是一样的。
我们以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一是从军。战争是罪恶的，然而有时候受到敌人的野蛮进攻，为自卫而战，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例如比利时受到德国的攻击，奋起而抗敌，即使战死也在所不惜，谁说不应该呢？二是革命。革命没有不流血的。不革命，而忍受残暴政府的奴役，那么即使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所以人们才会不怕流血而去革命。例如，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中国这些年来的革命，在革命前由于倡导革命而逮捕、杀害了不少人；在革命战争中，因战斗而死伤的也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出于舍己为群的考虑才这样做的。三是暗杀。暗杀，是实行革命最简单的手段。消灭罪魁祸首而原谅从犯，杀一儆百，流血不超过五步。古代的如荆轲行刺秦王嬴政；最近的如索菲亚暗杀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这都是其中的事例。四是为真理而牺牲。真理，是体现和平精神的，然而却被教会、君主、政党、贵族所忌讳，所以没有舍己为群的精神就不敢公开谈论真理。比如苏格拉底对哲学进行了创新，结果被捕入狱而后被杀害；哥白尼创造了新的天文学说，结果被教皇所仇视；巴枯宁主张无政府主义，结果被囚禁、放逐，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其他的如进行飞机试验、南北极探险等，在今天看来，仍是需要敢于做出牺牲的事业。虽然其中不乏好奇者和争强好胜者所为，但也包含有为了群体谋利益的动机，所以在这里也一并列出来。
注意公众卫生
古语说：“千里不唾井。”意思是说，人将要去千里之外的遥远地方了，虽然不会再从这口井里打水，但也不敢向井里吐唾沫而妨碍别人打水。商朝法律规定，把灰抛撒到路上的人将受到惩罚，是害怕灰尘、灰烬飞扬而蒙住了路人的眼睛。孔子说：“君子不丢弃破旧的帷帐，而用来埋马；不丢弃破旧的伞盖，而用来埋狗。”这是说，对已死的狗和马都要埋掉，不让它们暴露在外而传播恶臭之气。古人注意公共卫生的程度便已然如此了。
今天的公共卫生设施与古代相比齐备多了，就卫生而言，清洁是第一标准。个人所能做到的，只是洗澡、换衣服、打扫房屋而已。如果周围的环境恶劣，污水留滞、废物堆积、充满了腐烂的落叶和死兽、空气中弥漫着传染病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人都确保自己的身体、衣服和房屋是洁净的，但讲究卫生的目的仍然不能达到。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公共卫生的设备。例如，地上必然有水沟水渠、厕所里必然会滞留污水，而道路的扫除、废弃物的搬运有专人定时去做；对传染病的治疗，也有专门的医院。这都是解决那些个人无力应对的问题的方式。
我们在得益于公共卫生环境的同时，也不能随意破坏那些公共设施，以免害人害己。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把污水泼在沟渠之外、不要把废弃物乱扔到公共道路上。若不幸患上传染病，应马上主动隔离，暂时停止与他人交往。比较严重的，须尊医嘱留院观察，不要私自混在大庭广众之间。这是我们对于公共卫生的义务。
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
以前，园林亭榭的胜景、花鸟鱼虫的娱乐，是有财力的人自己经营、自己欣赏的。而现在，则有公园供普通民众游玩休闲；有植物园、动物园等，作为欣赏及研究的资源。以前，数量多且种类全的图书、雕塑及绘画、历史文物、奇珍异宝，有财力的人才能得到并收藏，不会轻易拿出来给人看。而现在，则有图书馆供众人自由阅览书籍；有各种博物馆，可以培养人们的美感，并从中积累知识。另外，公园之中、大路旁边，栽树而成荫，设置座位供人们休息，一些地方还备有免费饮用的清水。这些公共设施，是我们共同享有的利益。
我们既然有这种共同享有的利益，那么也就有共同爱护它们的义务。我们对公共设施的爱护，要超过对自己的住所及器物的爱护。公共设施一有损害，就很不高兴很失望，这是因为把公共设施当自己的东西一样看待。
所以我们在道路上行走，在公园中游玩，不要因为花木可爱，就轻易地折取它们的枝叶；不要弄脏了座位，也不要踩踏刻画它们；不要手持木棍去骚扰猛兽，也不要扔石块惊吓鱼鸟；进入图书馆诵读文章，如果抄写，那就要小心地保护书籍，不要使它们有一点损坏脏污；进入博物院，对于所有陈列品，都是可以看，但不可以用手去触摸。如果有触摸的举动，即使侥幸逃脱了守护者的眼睛而没有遭到责备，但我们良心上受到的谴责，则是不能幸免的。
尽力于公益
凡是我们所共同享有的利益，我们都有共同爱护它们的责任，这些在《注意公众卫生》及《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等篇里都说过了。对于已建成的公益事业，我们应当倍加珍爱；对于还没有建成的公益事业，我们尤其要建立。
从古时候起，我们中国人对于建桥、铺路、建粮仓、设学校之类的事情，大多不等待政府去经营，而是私人集资来做。近来，更有以自己的力量建设学校的人，例如浙江的叶澄衷先生，以小贩起家，晚年积累了数百万资金，于是拿出了其中的十分之一来建设澄衷学堂。江苏的杨锦春先生，以木匠起家，到晚年积累十多万元资金，于是拿出其中的十分之三，来建设浦东中学。这两个都是最著名的例子。
虽然例子是这样，但举办公益事业，并非一定要富了之后才去做。山东的武训先生，讨饭来奉养母亲，对自己失学而沦为乞丐深感遗憾，立志积累资金来建设一所学校，使孤儿及穷人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他坚持不懈十多年，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像他这种乞丐，都能尽力于公益事业，何况有职业的人呢？
英国人翰回，是一个商人，自己非常节俭，但非常乐于做慈善事业，曾经铺设伦敦大道。他感到自己国家的育婴院不完善，于是到法国、荷兰等国考察，回国后写书叙述自己的见闻，使英国的育婴院得到改良。他死后，遗留的财产不到二千英镑，都散给了孤儿和穷人。英国的沙伯，是织麻工人，后来成为一个炮厂的书记，立志于解放黑奴。他曾经为了给黑奴辩护，研究民法，最终精通；后又与志同道合的人开设了一个解放黑奴公司，黑奴由此而被释放的有很多人。英国的菜伯，是一个钢铁工人，同情被释放的犯人由于无业而再次犯罪，于是想对他们进行救助。他一年的收入不到一百镑，通过细心的分配，一家吃穿费用需要多少，教育子女的费用需要多少，剩余的就用以救助刑满释放而没有工作的那些人。他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工作，剩下的业余时间及休息日，就替被释放的人谋职业。这样做了十年，被他救助的共有三百多人。由此看来，只要有志于公益事业，那么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没有达不到目标的，只要勤勤恳恳地去做就行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孔子说：“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一句话啊？”孔子说：“有，那就是宽恕啊：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施加给别人。”又有一天，子贡说：“我不想让别人施加给我什么，我也不想施加给别人什么。”这是根据孔子的告诫而引申的言论。西方的哲学家说：“人人都是自由的，而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这些话的含义是相同的。比如我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想受到他人的干涉，那么我也不能干涉他人的思想及言论自由；我有保卫身体的自由，不想受到别人的伤害，那么我也不能伤害别人的身体；我有书信秘密的自由，不想让别人窥视，那么我也要谨慎地不要窥视他人的秘密；我不想受别人的欺骗，那么我就要谨慎地不要欺骗别人；我不想受到别人的欺负怠慢，那么我就要谨慎地不要欺负怠慢别人。事情不管大小，互相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自己与他人的交往，不但有消极的戒律，也有积极的行为。如果由前面孔子说的那句话，而引申这句话：“自己想要的，就施加给别人。”可以吗？答案是：不完全这样。人的欲望，有时会因为遗传和环境的不良影响，而有不合于道德和法律的地方。如果把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强行施加给别人，那么可能不会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例如腐败的官僚，喜欢下属阿谀奉承，于是就对上司阿谀奉承，可以吗？迷信的乡下人，喜欢听传教士乱说，于是也像传教士一样向亲人乱说一通，可以吗？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错误，如对不好的名声、直言等等就不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如果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直言相劝，而是以婉言代替直言，也还是可以的。
对于积极的行为，孔子固然也说过：“自己想要立业，就要让别人立业；自己想要成功，就要让别人成功。”立，就是在社会上站住脚；达，就是使人能够成功。施加给别人的，一定要以“立”和“达”为原则；不要施加给别人的，则以自己不想要的来概括。如果真的能终身都这样做，那就没有什么弊端了。
……
◎《中国人的品格》
我们人类的生命很多，宇宙间万物的生命更多。生之现象，非常普遍。但是我们为什么生在世上？这个问题，数千年来经过多少哲学家科学家的研讨和追求。如果做了人而对于人生的意义不明了，浑浑噩噩，糊涂一世，那他真是白活了。因为如果对于本身的生命还不明白，我们的行为，就没有标准；我们的态度，也无从确定。有许多人觉得生活很是痛苦，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生命毁灭掉。他觉得活在世上，乃是尝着无穷尽的痛苦；在生命的背后，似乎有一种黑暗的魔力，时刻逼着他向苦难的路上推动，使他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因此他常想设法解除这生命的痛苦。佛教所谓“涅槃”，也就是谋解除生命痛苦的一个方法。不过是否真能解除，乃是另一问题。又有些人认为生命是快乐的，以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宇宙间一切创作，都是供我们享受的，遂成为一种绝对的享乐主义。其他对于生命所抱的态度很多，要皆各有其见解。我们若是不知道生命真正的意义，就会彷徨歧路，感觉生命的空虚，于是一切行动，茫无所措。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应该有一种初步的，也就是基本的反省。第一，在无量数生命中，人的生命何以有特别意义？如果就“生命”二字来讲，它的意义非常广泛。谈到宇宙的生命，其含义更深。这个纯粹的哲学问题，此处暂且不讲。生命既然很多，人类的生命，不过为宇宙无穷生命之一部分。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朝菌蟪蛄，何尝没有生命？大之如“天山龙”，固曾有其生命，小之如微生物，也有生命。但是在这无量数的生命中，为什么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价值？为什么只有人才对他的生命发生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第二，生命是变动的，物我之问，究竟有什么关系？生命是变动的。我们身上的细胞，每天有多少新的生出来，多少陈旧的逐渐死去。这种新陈代谢的变动，可说无一刻停止。一方面我们采取动植矿物的滋养成分为食料，以增加我们的新细胞，维持我们的生长；但一旦人死了，身体的有机组织，又渐腐败分离，为其他动植矿物所吸收。生命之循环，变化无已。我们若分析人类的生命，与其他动植物的生命，可以发生许多哲学上的推论。如近代柏格森、杜里舒等哲学系统，都是由此而来的。即梁启超的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故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一段话，也是由于观察生命不断变动的现象而来的，不过他得到的是不正确的推论罢了。可见我们总是想到在生命不断的变动当中，物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第三，生命随着时问容易过去。生命随着真实的时空不断地过去。人生上寿，不过百年，转瞬消逝，于是便有“生为尧舜死亦枯骨，生为桀纣死亦枯骨”之感。在悠悠无穷的时间中，人的一生不过一刹那。印度人认为宇宙曾经多少劫；每劫若干亿万年。人的生命，在这无数劫中，还不是一刹那吗？若仅就生命现在的一刹那看来，时光实在过于短促；生命的价值，如果仅以一刹那之长短来估定，那么人生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尧舜苦心经营创制，不过是一刹那的过去；桀纣醉生梦死，作恶殃民，也不过是一刹那的过去。若是把他们的生命价值认为相等，岂非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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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纲》
神话象征一个民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共通理想与欲望，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梦。中国、印度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有差异，在这三种迥然不同的神话中，也可略窥端倪。许多学者都异口同声说，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人文精神，盘古的神话似乎便不是毫无意义了。（见第3页）
秦始皇顺天应人，为天下万世谋福利，大家理应歌颂他，拥戴他，但刚好相反，当世的人诟骂他为“暴秦”，后世的人更将他视为专制残酷暴君的代表。……秦始皇贻祸中国最深远的地方，是他为后世树立一个行法治便享国不久的恶劣先例，使得中国政治长久厉行人治，而且君主在行人治专制时还振振有辞！（见第91页）
汉武帝的“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只是提倡教育，政府不再用公帑去养不重视教化的“学人”而已，他决没有统制思想，压迫学术自由。董仲舒也从未作过如此之建议！武帝十分敬重董仲舒，但并未让他在中枢任职。（见第107页）
随着王莽死亡的不仅只一个个人，而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有三个中心思想：（一）任何朝代都一定灭亡，不可能由一家一姓的人永远统治下去；（二）政权的转移，要用和平方式的“禅让”，不用战争来取得政权；（三）任何政权都要重视天意，天视自我民视，民心即是天意。（见第124页）
中国农民三大敌人：兵祸、天灾、剥削。以兵祸最可怕……其次是天灾……至于剥削则是司空见惯。如果上述三个敌人同时出现，便是野心家利用农民铤而走险的时机。野心家多不是农民，只是利用农民。野心家多用迷信宗教作为凝聚的力量。所谓的“农民起义”，再酿造成连年兵祸，为其他善良的农民带来悲惨的命运。遭大屠杀的仍是农民。兵祸天灾之后，人口减少，复员安定，若干年后，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这便是历史上一治一乱中，中国农民命运的循环。（见第164页）
“五胡乱华”使浮在上层腐败不堪的魏晋文化，飘到南方去新生，沉淀在中下层的传统士人，在苦难的情况下，重振自后汉以来即被扬弃的儒术。不仅在文化上是如此，中华民族经过此次长时期的大动乱，各民族相互糅合，亦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出现。（见第231页）
贞观之治与文景之治完全有别，后者只是皇帝个人有节俭的美德，但任令豪强横行，使天下百姓过着牛马猪犬不如的生活。放弃育民的责任而“无为”，从政治的立场看，他们是不负责任；从人道的观点看，他们是残忍。贾谊、董仲舒早已揭发其罪恶与黑暗。前者是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疮痍满目、萧条残破的社会，作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会繁荣，生民揖让雍容，达到“古昔未有也”的天堂。这是中国史家提到以往的君主，均以唐太宗为楷模的原因。（见第252页）
蒙古人征服欧亚其他地方，有如风卷残云，惟独征服中原，历时四十余年，耗竭人力最多。襄阳与钓鱼城等地的守将，能不使欧亚各地的将军们羞愧死？何况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积弱的时期。（见第337页）
君主任命宰相主政，故君主不亲理庶政，故称君主专制。明君多有贤相，昏君则多权奸，但也有不少例外。废宰相后，皇帝个人直接总理天下庶政，百僚直接对皇帝负责，故称君主独裁，与君主专制有别。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发生于（明）太祖十三年，自是不设宰相……从此皇帝直辖六部，即自兼宰相之意。清沿袭明制，君主独裁制在中国推行了五百三十一年（1380-1911）。（见第343页）
《南京条约》以后四年间中外所订的条约，都是应该平等，而实质上却极不平等的条约。英国因战争得胜，获得了按照他们的国际法上的国交平等；而中国却因为根本不知道那些“国际法”的缘故，承受了知识上不平等所加与的损害。（见第446页）
湘军与淮军都是应运而生的新势力，这种新力量酝酿形成后，便开始创造新局面。这批新崭露头角的汉人成为清末的砥柱中流，满人的实际政权由是而转入汉人手中，故洪秀全的种族主义虽只是号召口号，但它的影响却成全了汉人势力复苏。（见第492页）
戊戌政变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法的问题，而是政权的争夺问题。戊戌政变不是因变法而引起的政变，而是变人而有的斗争。尽管康、梁等人是为了达成一种救国的理想而以夺取政权为初步手段，但是反对者却把保持政权当作了目的。（见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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