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俄罗斯文化在世界文化历史类型中独树一帜，对俄罗斯的研究在我国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书从当代俄罗斯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研究、回顾与思考等角度探讨了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思想与文化，选入本书的论文作者多为该领域的代表性专家，论文学术价值极高。本书全面展示了我国当代俄罗斯研究的新成果，对于有意识地建构“视界交融”和创新理论范式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作者简介：
夏忠宪，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巴赫金研究、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等。现任《俄罗斯文艺》杂志主编、中国巴赫金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化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代表作专著：《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译著《哀泣的缪斯——阿赫玛托娃纪事》、《安徒生传记》，并翻译了《巴赫金全集》第4、6、7卷等部分；近期发表的论文：《如何面对自我与他者的碰撞？——兼论文学翻译的对话策略》、《<作家日记>VS博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策略与话语建构》、《<日瓦戈医生>研究史略——兼论方法论的启示》、《Пошлость考辩——重读果戈理》、《历史诗学的新发展——巴赫金与维谢洛夫斯基对比研究》等。
目录：
当代俄罗斯思想文化
从文化史到文化学：当代俄罗斯史学的困境与转型/张建华3
近二十年俄国文化哲学研究概况/陈树林25
苏联解体后俄国报刊业的发展态势/吴泽霖38
苏联解体后语言学研究领域观念的变化
——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与现代语言学为例/杨衍春44
苏联解体二十年：俄罗斯外交新变化/李兴耿捷56
俄罗斯教育二十年：变革与得失/姜晓燕65
对苏联解体二十年俄罗斯文化背景下教育发展的反思/赵秋野77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哲学/安启念90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理论根源
——社会主义“超阶段”论和庸俗社会学浅析/马龙闪105
苏联解体的文化价值因素探析/李雅君123
当代俄罗斯思想文化
从文化史到文化学：当代俄罗斯史学的困境与转型/张建华3
近二十年俄国文化哲学研究概况/陈树林25
苏联解体后俄国报刊业的发展态势/吴泽霖38
苏联解体后语言学研究领域观念的变化
——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与现代语言学为例/杨衍春44
苏联解体二十年：俄罗斯外交新变化/李兴耿捷56
俄罗斯教育二十年：变革与得失/姜晓燕65
对苏联解体二十年俄罗斯文化背景下教育发展的反思/赵秋野77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哲学/安启念90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理论根源
——社会主义“超阶段”论和庸俗社会学浅析/马龙闪105
苏联解体的文化价值因素探析/李雅君123
当代俄罗斯文学艺术研究
俄罗斯文学二十年回顾/侯玮红139
俄语布克奖与当代俄罗斯文学二十年的历史演进/陈爱香150
经典的守望与更新
——后苏联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谈/张建华161
苏联解体以来的苏联文学研究/夏忠宪175
俄罗斯文学中“黑海形象”之内涵的演变/刘志华187
俄语布尔加科夫学概观/梁坤203
哈尔姆斯研究述评/米慧217
21世纪的俄罗斯契诃夫学:回顾和现状/徐乐227
在“开放”与“开采”中自我更新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文论气象手记/周启超242
爱泼斯坦与俄国形式主义传统/张冰256
“历史性的文学理论”之建构探索
——评四卷本《文学理论》/姚霞273
踵事增华汉学奇葩
——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李志强谢春艳284
俄罗斯之列夫?托尔斯泰研究新向
——2010年11月20日—25日俄国“托尔斯泰国际论坛”述评/李正荣290
再遇马雅可夫斯基/刘文飞305
后苏联电影的价值观与国家形象/张晓东310
回顾与思考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章廷桦325俄罗斯学本身就具有综合性，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文史哲融会贯通，有造诣的学者文人多是通才,学术多是门类交叉,新思想亦多来自学科汇通。因此，把研究俄罗斯的相关学科有机地整合为一个统一体，以形成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交叉性、具有高度前瞻意义的新型学科——俄罗斯学，是国内外相关学者众望所盼的事情。中国的俄罗斯学是一个在创建中不断完善的新兴学科，其研究范围也从“俄罗斯语言文学”逐渐扩展到俄罗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外交、国际关系等诸多人文、社科领域。近年来，随着中俄关系正常化，中俄在经济、商贸、法律乃至军事各个领域的合作也逐渐加强，使中国的“俄罗斯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的“学术共同体”也在不断集结，它正在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俄罗斯问题研究，具有跨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智囊团和思想库的潜能。
——总序
俄国民粹主义曾经历了一个从社会政治思潮发展到社会政治运动，又从社会政治运动发展为政党的历史过程。它以其存在时间之久、活动规模之大、斗争方式之复杂和惊心动魄，在俄国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它主要在建党思想、革命精神、革命毅力等方面影响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其消极方面说，既有暴力绝对化倾向，也有同志间不容异见性倾向；既有思想意识的非理性、狂热性特征，也有对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特征等等。其消极影响的后果，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超阶段”、“直接过渡”的社会主义理论上。
列宁在其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虽受到过“直接过渡”的影响，但从提出“新经济政策”之时起，就批判了“直接过渡”和“超阶段”理论，同民粹主义思想划清了界限。在1921年的《论粮食税》一文中，列宁指出了俄共队伍中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倾向，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他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列宁这些话，包含着反对从小生产绕过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但这种民粹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情绪，在俄共队伍中却仍然严重存在，它影响着斯大林及其集团，影响着广大党员，导致“直接过渡”的“超阶段”理论，在日后也长期影响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过早取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在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在40年代末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在1960年宣布二十年后，即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则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宣布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经过赫鲁晓夫，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继承俄国民粹主义的“超阶段”理论，“直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这可以说是俄国民粹主义给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留下的最突出的特征。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奠基在“超阶段”理论之上的。列宁在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时就强调，我们“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而“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中间“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这里，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不能进行“直接过渡”，应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利用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提倡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经过相当阶段的发展，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更没有经过深化发展，就由斯大林草草收兵，马上实行方针路线的“大转变”，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实际上还处在小生产的一片汪洋大海之中。而斯大林当时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却是从落后的“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超越阶段”地走向社会主义。从1929年“大转变”开始，苏联在两到三年间通过强制高压手段，实现了“全盘集体化”；与此同时，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私营工商业统统收归国有，实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几年间就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进行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提出一举消灭“小生产”及小资产阶级的方针。原本按照历史上一般的发展规律，是小生产要通过商品经济的相当发展，由小生产逐渐变成“大生产”，大生产再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才比较容易向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过渡。要求从“小生产”一跃而变成“大生产”、单一公有制，显然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
在小生产占绝对优势，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占居民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给当时苏联所规定的阶级政策是：“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允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这就是说，列宁不仅允许资产阶级存在，而且允许它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条件下参与合作。应该说，列宁这一阶级政策是符合苏联当时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斯大林却匆匆抛弃新经济政策，在农村“消灭富农”，在城市全面消灭资产阶级。非但如此，还要消灭“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这也难怪斯大林要实行那样可怕的专政了：仅仅依靠占全人口1%、2%、3%的工业无产阶级，就要实行对占人口大多数群众的“专政”。这样用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统治和“专政”，不进行可怕的镇压才奇怪呢！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情况下，工业无产阶级占了人口大多数，那时实行的专政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斯大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变了味、变了质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这是“超阶段”的“专政”，所以必然导致可怕的流血、可怕的镇压。
除在政治经济领域急于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外，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提出了“超阶段”的方针。在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提出消灭“经济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的同时，还提出要“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其中也包括“城市和乡村中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居民阶层”的“情绪”。斯大林甚至把这种“中间形态的思想情绪”也作为敌对的东西加以反对。这一切，无疑是“超阶段”的理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超阶段”社会主义的要害，是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分界线之一。
马克思主义并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对立的关系，仅仅是社会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整个进程的角度，来观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而来的。这就是说，搞社会主义原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离不开它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和特定生产关系的，这种“离不开”，正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离不开“地基”一样。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纯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更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共戴天”的关系；要知道，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同时还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补充”的关系。列宁一再讲，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材料”，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包括知识分子等等，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所奉行的许多原则，正是与此相对立的。斯大林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另一世界市场，即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经互会，使社会主义完全脱离资本主义，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产品离开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在质量水平和进步上自我封闭，整个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列宁主张借鉴、学习西方在生产组织方面的先进经验，因此曾建立劳动研究所等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到斯大林时期，解散了所有这些机构，拒绝研究、吸收资本主义在组织劳动、生产组织结构如托拉斯、银行等等方面的文明成果。这样，苏联在生产经营、组织管理方面就拒绝了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成果，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几乎离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大道，陷于自我孤立，造成苏联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日丹诺夫秉承斯大林意志所执行的文化政策，就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表现。日丹诺夫提出一种理论，叫“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认为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期，其文化具有进步性，在其下降阶段，文化则全面走向腐朽。他认为20世纪30—40年代资产阶级文化已“全面腐朽”，这显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这种估计，无疑是全面反对资产阶级、全盘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种说辞。这就造成苏联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成果的全面拒绝，在精神文化方面搞自我孤立。批判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理论，拒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抛弃量子力学，甚至否定有机化学，造成苏联有机化学工业的落后，都是这种理论带来的恶果。苏联在20世纪中后期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与此直接相关。
从以上可看出，斯大林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方面，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也直接同列宁的思想相背离。不管斯大林在口头上对民粹主义是什么说辞，在实际行动中，在其社会主义模式中，渗透着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在其政治实践中是以社会主义的“超阶段”理论为指导的，这实质上是民粹主义的思想理论在起作用。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理论根源
沉重的、深刻的价值观危机，可以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崩溃，这样的前车之鉴值得记取。虽然一个强大的人民能够经受并克服危机的例子也不少，然而到今天为止俄罗斯的公众意识已经分裂，“社会变成一盘散沙和精神堕落的过程比民族围绕某种新的或老的思想团结起来的过程进展得还要快”。社会、家庭及个人的价值和理想陷入崩溃和破灭，令人担忧。
由于社会的动荡，俄罗斯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今相当多的人精神上无所凭依，四顾茫然，于是沉溺于大众文化这种替代品不能自拔，生命反而更加空虚、无聊,没有方向感。社会有识之士对充满暴力、凶杀的西方电影和庸俗低级的大众文学不满，认为这些作品更多的是让人看到黑暗而非希望；满目皆是别人的生活，而没有自己的生活，因此希望以优秀的、具有独特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的俄罗斯国产影视片抵抗美国式的快餐文化，以期改变精神和物质均陷入窘境的文化命运。一些优秀的苏联文学、电影在今天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许多文学作品和电影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们弥补了影视创作在审美与文化资源层面的匮乏，不仅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学的热情，还有对美好事物的怀念和对理想、光明的憧憬。
令人欣喜的是，在俄罗斯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爷爷奶奶和孙子一起观看苏联时代美好的童话故事片。爷爷奶奶会告诫子孙，虽然可以感受到生活中充满艰辛，但经过努力，善是可以战胜恶的，美会给人以希望。
20世纪末以来,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文学与电影关系的天平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倾斜。在影像文化迅速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的今天,俄罗斯文学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和轰动效应。长篇巨制的经典名著和白纸黑字的传统形式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唤起人们的热情,人们更热衷于影像世界所提供的丰富、形象和生动的视听效果。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反倒让文学与电影出现了另一种层面上的互动——昔日高高在上的文学不仅可以借助电影、电视等新的传播手段重新获得“轰动效应”,而且期待借此找回曾经的辉煌。电影、电视从文学中汲取养分,而文学对电影、电视的青睐却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意蕴。
苏联时代的文学作品借助于电视在当代俄罗斯文化中占据了一席地位并重新熠熠生辉。影视与文学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许多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借助了影视媒介的强大影响力而迎来了第二春，如文学经典《大师与玛格丽特》、《日瓦戈医生》等。大众文化消费者——电影电视观众对苏联时代的文学充满抵抗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快感，使文学价值重新凸现。在今天的俄罗斯，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不了解曾经有过极大影响的苏联文学，起码也是知识缺陷。后苏联社会借助文学改编，借助苏联电影，虽说是一种必然而无奈的选择，但它所传播的价值意义却值得充分肯定。
——苏联解体以来的苏联文学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