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勒·拉森和他的“文化干扰者”伙伴们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价值千亿的商标。”作为《广告克星》杂志创建人，卡勒?拉森致力于用改变信息流的方式阻止“美国”的品牌知名度；机构行使权力的方式；电视台运行的方式；事物、时尚、汽车、运动、音乐和文化产业设置的方式；拉森用勇气和强有力的语言表达了解构了广告文化和我们对名牌及偶像的过度关注。他也展示了如何组织对权力的抵抗，如何打破“电视瘾时代”的“媒体瘾”，撕下捆绑在时尚和名流上的标签等……
作者简介：
卡勒·拉森KalleLasn
《广告克星》杂志创建人。该杂志和Blogpost组织了2011年9月的“反华尔街运动”。这本刊物主旨在于推动大众认清各种现实问题的真相,不受潮流、幻觉或者媒体的蒙蔽。刊物的任务是帮助人们了解现今美国文化,为各地关注精神生活的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新的通道，走出消费主义至上的现状。
目录：
引言
秋季篇
心境障碍
心灵生态
媒体病毒
被洗脑的消费者
后人类
冬季篇
异端崇拜
美国梦的终结
非官方“美国TM”历史
公司与你
全球经济的金字塔骗局
春季篇
革命的冲动引言
秋季篇
心境障碍
心灵生态
媒体病毒
被洗脑的消费者
后人类
冬季篇
异端崇拜
美国梦的终结
非官方“美国TM”历史
公司与你
全球经济的金字塔骗局
春季篇
革命的冲动
新行动主义（胸中的火苗）
文化基因之战
文化基因斗士
夏季篇
愤怒
第二次美国革命
让公司搁浅！
反营销
媒体宪章
国际发展重新定义组织
结语：千禧年的真理时刻我们这类人必备的、最杰出的一本手册。
──《企业理想国》作者，大卫?C.科腾（DavidC.Korten）这是文化干扰者们在呼吁，乘我们还有时间，扭转自杀性的消费行为。
──文化环境运动发起人乔治?格伯纳（GeorgeGerbner）卡勒?拉森是在挑战广告文化导致的精神束缚。
──《复活》杂志，波莉?加兹（PollyGhazi）第二次美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卡勒?拉森就是托马斯?潘恩。
──《富足人生》合著人，薇琪?鲁宾（VickiRobin）引言：文化干扰（CultureJamming）
你掌中的这本书正向你传递着一条信息，本能反应告诉你它完全不可信，因为这条信息是——我们能改变世界。这年月许下这类承诺风险极大，因为它听起来就像那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什么“唤醒体内的巨人吧”，“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万丈高楼平地起”等。
但是，这句话是真的！“我们”是认真的！我们自称文化干扰者（culturejammer），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全球性网格，活跃于各类媒体中，我们将是下一个二十年内最重要的社会活动的先头部队。我们致力于打倒已有的权力结构，改变二十一世纪的生活方式。“人权运动”代表六十年代，“女权主义”代表七十年代，“环保主义”代表八十年代，我们相信，“文化干扰”将被用来代表我们的时代。它会改变人们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改变信息流通的方式，改变社会机构的权力范畴，改变电视台的运作方式，改变食物、时尚、汽车、运动、音乐以及文化行业的工作流程。最重要的是，它将改变大众与媒体的互动方式，改变社会意义的产生方式。
我们是一个部落，成员形形色色。有再生的激进势力，有绿色环保企业家，也有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他们不喜欢电视对孩子的恶劣影响）；有朋克无政府主义者，有研究通信技术的教授，也有广告制作人（他们不断寻找生命中的新角色）。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兢兢业业，长期活跃于某个领域，却突然发现自己的精神世界无所依托。对我们来说，女权主义的浪潮已经退却，环保运动不再令人振奋，左翼势力胸中的熊熊烈火已经熄灭，青年人的叛逆越发空洞，他们的叛逆，在我们眼中不过是阵“耐克热”而已。我们已然迷失。
然后，我们灵机一动：或许，只要把各种社会活动家捆成一团，集思广益，打碎现有力量，重新分配，然后展开一场全新的社会运动，我们就有机会改变现状，赢得胜利。
我们并非刻意寻找，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觉醒，那是一连串私密的“真理时刻”，关于自身，也关于世界。有时，这种觉醒就是刹那间的顿悟，它来得猛烈，如同圣主显灵，其实跟神明没什么关系；还有的时候，人们无意间听到了什么、读到了什么、碰到了什么，却像被击中了一般，顿时开窍；有时我们自以为了解某事，现在，内心突然有声音说，并非如此。这些真相深深震动了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它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意识觉醒。
美国不再是个国家，它变成了价值连城的品牌。美国的重要性，跟“麦当劳”、“万宝路”、“通用汽车”这些品牌的重要性没什么区别。它是个品牌形象，其“销售”对象不仅为美国公民，也包括全世界的消费者。“美国”这个品牌代表“民主”、“机遇”、“自由”，或是其他类似的口号，但是，这个品牌的实质却与其兜售的形象相去甚远。就像香烟，尽管广告词里都是诸如“生命力”或是“年轻叛逆”一类的口号，但这不过是种标榜而已。“美国”牌形象已经被各个公司彻底颠覆。参加竞选的政客对大公司俯首称臣，以换取政治生涯。政客们自认没有实权，幻想破灭后，另有一种更深的背叛感在他们心中滋长。
美国文化不再由人民创造。我们的故事，曾经由父母讲给儿女、邻居讲给邻居、老师讲给学生，现在则由一些陌生的公司来讲。所谓“讲故事就是卖东西”［2］。品牌、产品、时尚、名流、娱乐——所有围绕文化制造的景观——就是文化。我们的任务，是听和看，然后根据我们听到和看到的，买！
今天，在美国TM，自由、真实的生活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一直以来，有人用极为阴险狡诈的方式操纵着我们。情感、性格、核心价值观都被媒体和文化力量围攻。这股力量非常复杂，寻常人压根不能破解其间的密码。一波又一波产品信息织就我们的生活。大多数北美人现在都按别人设计好的方式过日子——睡、吃、坐车、工作、购物、看电视，然后又睡。我怀疑，在那样循环往复的生活中，人们是否还能握住一段自由时光。我们自身也早已被品牌化了。人类的天性本应高傲、矛盾、独立自主，奇怪的是，现代人却被驯化得服服帖帖，并且逐渐演变，陷入一种按钮式的文化中，一按就笑。人们穿着时髦的衣服，开最好的轿车，做出超级富人的派头——酷人们把生活活到极致。但是，在幸福的面具下，藏着一张丑陋的面孔。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一看到这张脸，就会吓得屁滚尿流。他们本以为能见到电视上描绘的那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美国人，事实上却看到了一部恐怖片——杂乱无章、混乱无序。
大众媒体给我们配了一种药，类似赫胥黎作品中所说的“苏麻”（译者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市民使用的毒品的名称）。世界上最厉害的麻醉剂就是“承诺这东西归你所有”。想要将承诺变为现实，最好的方法就是遵守美国TM开的处方。正是用这种方法，扭曲的“酷”感控制了儿童的想象力。“酷”不能少——这药很好配，药材源源不断。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这味药（而且价格合适），但是“酷”很容易让人上瘾，但药效很短。也许你今天还挺“酷”，明天就已经落伍了。
美式的“酷”全球流行。不同的社会团体、社会传统、文化遗产、独立主权，所有的历史都已被单一的文化所取代，那就是，贫瘠的美国文化。
我曾住在日本，那时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快速地向西式生活转变。看到美国品牌在那里迅猛生根发芽，我无比震惊。我看着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文化在两代人之间消失瓦解。突然间，高中女生下课后变成了应召女郎，每笔生意要价一百五十美元，就为了挣点钞票购买美国牛仔裤和美国手提包。
地球再也不能支撑美国式的追求酷感的生活方式。我们寻找、购买，吐出来，又吞下去。吞得太多、吃得太快，厚颜无耻、肆无忌惮。现在，是时候付出代价了。经济“进步”正在毁灭这个星球。
这些想法以前并未触及我的痛处，直到1989年，关于环境恶劣的新闻报道如洪水般涌现：酸雨、北海的濒死海豹、纽约海滩上的医药废品、从一个港口辗转到另一个港口的垃圾船、越来越大的臭氧层空洞，还有就是关于美国妈妈母乳的调查报道——母乳中的DDT（滴滴涕杀虫剂）含量是牛奶中的四倍。那一年，无数人恍然大悟，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者”。我们见证了让这个星球走向毁灭的恐怖根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人生就像是一列永远开动的火车，人们上车下车，七十年后，茫然无知，走到了终点站。但是，就在那一年，人生中第一次，生物灭绝、星球死亡——这种不祥的预感变得真实起来。我被吓坏了，到现在依然担惊受怕。
只要经历过几次“真理时刻”，一切都会变得不同。生活偏离航向，走向奇怪的新方向。这种变化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害怕。新的想法着魔一般涌现。“想要过不一样的生活”，这种愿望不停驱使你向前，直至某天喷涌而出，打破平静的水面。
这一刻来临时，我正在家附近的某个超市的停车场。当时我正把一枚硬币往购物推车投币口里塞。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蠢货。为什么每周都要来这样一家店塞上二十五美分，换取“特权”来这儿花钱？这家连锁店死气沉沉，基本不卖本地生产的鲜货，还得排长队付账！而且，买完东西以后，我还得把手推车推到指定地点——那可是他们的效率专家明令规定的——然后再把它和其他推车钩在一起，按下红色按钮，取回那该死的二十五美分。
体内的保险丝烧了起来。我停下动作，环顾四周，确定没人看我。然后，我摸到钱包里那枚大大的变形的硬币，用力地往投币口里塞。还好钥匙扣上的佛祖保佑，我终于把硬币塞了进去，堵住了投币口。我没有停下来想这么做究竟是对是错，只是觉得自己的怒气总算发泄出去了。然后，我走出超市，走向路口那家专卖蔬菜水果的小店。与过去的几个月相比，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有生气得多。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发现了在现代都市生存的一大秘密：尊重直觉。宣泄自己的愤怒吧。倘若某天怒火从你的灵魂深处涌了上来，别压制它——引导它、信任它、运用它。你不用时时刻刻都做文明人。如果体制的大磨要把你碾碎，那就把磨的轮子给卸掉。
一旦你开始用这种方式思考和行动；一旦你意识到这种消费者资本主义（consumercapitalism）从本质上讲是多么不道德，堵住它又是多么“非不道德”；一旦你了解到这种文明的不服从方式有一段多么长、多么令人尊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亨利?大卫?梭罗；一旦你开始相信自己，并把自己看作这个世界上被赋予权力的“人”，而不是只知消费、成天混日子的倒霉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你的愤世嫉俗之情不药而愈。
如果“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苏麻”，那“愤世嫉俗”就是毒药，其副作用是使人麻痹。它是“酷”的黑暗面。我们之所以看太多电视、不关注投票权，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正因为“愤世嫉俗”，我们干了多年单调乏味、毫无意义的工作，却束手无策。正因为“愤世嫉俗”，我们对时间感到无比厌倦，成了自动自发的义务消费者。
治疗“愤世嫉俗”，就是治疗后现代社会的不安感。在“愤世嫉俗”之情的另一边，“自由”正在等待着我们。追求自由就是一切变革，也是这本书的全部目的和内容。
在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看来，这场变革由来已久。法国哲学运动(TheFrenchphilosophicalmovement)激化了1968年的巴黎暴乱。那场暴乱预示着一个由消费者资本主义驱使的社会究竟会有何下场。情境主义者的直觉表明，如果把一个人的核心悬挂在一个“景观社会”里，即一个由人为制造欲望和操纵情感的社会，生活该有多么艰难。情境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居伊?德波（GuyDebord）说：“革命不是向人们展示生活，而是让他们生活。”［3］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每个人的本能，就像是计算机上的硬连线。就像“性”和“饥饿感”驱使人类一样，追求自由的信念同样驱使着人类。这台驱动器强大无比，难以抵抗，一旦运行，就几乎不可能停下来。
拥有如此不可抵挡的力量，我们开始进攻。
我们将打碎后现代社会大厅的镜子，重新定义“活着”的意义。我们将用最伟大的条款，构筑新的战争。旧式的政治战争消耗了二十世纪的人类力量——黑对抗白、左翼对抗右翼、男人对抗女人——它们将会退到暗处。值得我们为之斗争和赢得胜利、能够为我们赢得自由的唯一一场战争，就是人类对抗“酷”机器制造公司之战。
我们将进攻美国的品牌化，组织起来抵抗垄断机构，正是他们拥有并管理“美国TM”。就像“万宝路”和“耐克”一样，“美国TM”也把品牌标志撒得到处都是。现在，抵制“美国TM”的运动即将展开，盛况空前。美国牌的时尚、名流、偶像、标志和景观，所有的“酷”将不复存在。我们会干扰它的形象工厂，直到某天这个品牌突然倒下。［4］然后，在旧式消费者文化的废墟上，我们将重建新文化，打造非商业化的心脏和灵魂。
这将是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干扰运动，一场体现未来世界思维意识的持久战。它或许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是，终有一天，我们能赢得胜利。本书致力于向大家说明具体做法。
想一想，把“文化干扰：让美国TM不再酷”看作一个品牌重塑战略——??一场一年四季均可展开的降低市场需求的运动。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秋季篇中，评估了人类当前的损失。我们在精神环境中展开旅程。早在三十五年以前，物质环境就已提出了同样的警告。当人类的文化生活不再由自然界塑造，而是由人类创造的电气化的大众传媒打造时，这类警告又意味着什么？
在第二部分，冬季篇中，提出问题。美国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被媒体消费者逮个正着，浑浑噩噩。对商业人造物品的麻木弥漫了整个后现代时代。自然和真实还能被找回来吗？
在第三部分，春季篇中，我们探寻革新的可能性。美国精神中的野性真的已经被驯化了么？对抗性的文化还有可能存在吗？我们是否能够展开另一场革命呢？
在第四部分，夏季篇中，我们瞥见重燃的革命之火后，未来美国可能出现的模样。
我希望，即便起不了更大的作用，本书至少可以让你稍作停顿。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在做什么，这本书都能起到情境主义者所说的“变化（Détournement）”的作用，即：在日常生活中，为你带来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转变。
正文
心境障碍
（MoodDisorders）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后现代家庭，住在典型的北美城市，房子是典型的后现代风格，位于典型的后现代社区。你过度操劳，却又入不敷出。你吃外卖食品；你的孩子哭着闹着要买“耐克”；家里的电视每天开五个小时。某一天，你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家”，你的这个家实在是不像样子，你们更像是五个住在一起的陌生人，共同分担水电气开销而已。
于是你决定补救一下，全家一起露营——上天然“茅房”，吃火烤小熏肠，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电视剧。没有电气设备的干扰，全家人一定可以重新认识彼此。
但是，不过在野外待了几个小时，你突然发现自己根本干不了这活儿。你就像被火箭带进了外太空，虽说不得不与家人团结一起，心理上却没有充分的准备。
孩子们的身体确实已经被带离了电视机。但是，七岁大的女儿基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饭吃不到三口就走神。她的脸上挂着《魔童村》（编者注：1960年美国恐怖电影）似的表情，不论你说什么她都让你再说一遍；十四岁的儿子不发一言吃完晚餐，找个借口溜回了帐篷，他四处搜寻杂志，却什么也没找着，于是干脆戴上耳塞听摇滚。一切都死气沉沉。孩子的感观已经废了，他们压根儿摸不到、尝不到、闻不到也看不到自己正身处一个多么美妙的地方。对他们来说，这地方压根儿不美妙，事实上这地儿什么也不是。
如果你读过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Kubler-Ross)［1］的作品，就知道你的孩子们正在经历怎样的阶段——拒绝、愤怒、沮丧、讨价还价——但看起来更像“悲伤”，似乎他们失去了什么。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迷失了自我，或者说，他们失去了自身最真实的东西。他们停滞了自我。他们的自我个性，只要从都市信息洪流中脱离，就会停止运作。
你的家庭，如同大多数后现代家庭一样，在这个历史上的重要时代随波逐流。最近的两个世纪是人类生活方式锐变的两个世纪。人们不再生活在自然的世界中，转而进入人工的世界。二百万年以来，人类的性格及文化都由自然塑造［2］，而现在的一代又一代人，既不懂得辨识可食用的蘑菇，没有火柴也不会生火。他们成为了第一批完全由电子大众媒体打造生活方式的人。
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与大自然完全分离。很少有人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直接饮用河水的情景，记得臭菘的味道，或是旷野中星星的模样。上一次的“讲故事之夜”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记得有这样的夜晚，只记得《老友记》里主人翁讲述的他们的故事。我们分不清哪怕三种树木的品种，但记得拳王迈克?泰森（MikeTyson）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解释不了天空为什么是蓝色，但是知道电影明星苏姗?露西（SusanLucci）错过几次日间时段艾美奖（DaytimeEmmyAward）。
疏离大自然似乎不是问题，其实这是个大问题。事实上，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作者安妮?拉莫特（AnneLamott）在她1994年的作品《关于写作：一只鸟接着一只鸟（BirdbyBird）》中描绘了某个加利福尼亚葡萄园早秋时的景象：“这是一个你在地球上能找到的最撩人的地方：生机勃勃、郁郁葱葱，园子里挂满了一串串的葡萄，散发出阵阵旧时秋季的香味，阳光从葡萄叶间透了出来。葡萄美丽不可方物，让人激动不已。如果你不觉激动，只想到葡萄园主的利润，或是下个月满地腐烂的水果，那肯定是有什么人钻进了你的脑袋，搅得你一团糟。”［3］她是对的。有人已经钻进了我们的脑袋。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议程就是：赶走他们，恢复神智。
重新发现自然世界不是什么难事，而应当是人类的本能行为。这不是指偶尔的一时兴起，为家里换换草坪而已。如果“地球”不只是一种“外界的存在”，而变成我们身体的延伸，我们一定会更加关注地球，就像关注我们的亲友一样。我们会参加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说的“美丽行动（beautifulacts）”而不是“道德行动”。我们会为地球的生存而努力。不因“义务和责任”迫使自己如此，而是因为这是对的事。1990年，一个名为“关照整个地球的心理学（PsychologyAsIftheWholeEarthMattered）”［4］的研讨会在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的心理学与社会变迁中心（HarvardUniversity’sCenterforPsychologyandSocialChange）举行。其小组成员指出：“如果可以将‘自然界’纳入‘自我’的范畴，那么破坏世界就像是破坏自我。”
听起来挺有希望，但是，别激动。
对于“生态心理学家”西奥多?罗扎克（TheodoreRoszak）来说，人类这种以星球为代价、全无顾忌的消费行为，其实是一种疾病［5］——这种疾病危害之大，并不小于“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中列出的任何一种精神疾病。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是现代心理精神疾病的百科全书。但是，由于这一现象出现得较晚，心理学家并未对其给予太多关注。
罗扎克认为，当前人类普遍存在的不安感是一种“自然界隔离焦虑症”。这个概念很容易理解。近年来，我们看过无数由于失败的婚姻关系，或是破裂的人际关系导致的心理崩溃现象。人类同自然界的分离导致的心理疾病与上述情况如出一辙。就像我们切断器官的主动脉，器官就会死亡一样。如果我们切断自然界同人类生活的关系，人类的精神就会死亡。事实就这么简单。
但是，大多数人对“美丽行动”非常陌生。
那些试图去树林露营进而增强家庭纽带的后现代家庭，并不能适应真实的户外时光、真实的树木、真实的交流。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自然界就像是一幅外星球上的风景画，就连父母也操控不了它。没人有归属感。没人有方向感。精神恍惚的女儿只有在电视机前才能活过来，没精打采的儿子只有上网冲浪时才能活过来，父亲母亲只有在工作时才能活过来。与此同时，自然界郁郁葱葱，这样真实的景象不停地干扰他们的思想，打破电视、电脑、电话引起的精神恍惚：附近小溪“轰鸣”、四周蚊虫叮咬、“鲜血直流”。
生活在后现代的景观里，人类早已发生了变化。例如，我们中有大部分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某个精致飘渺的地方——它由人类的想象和欲望造就。然后，高度写实的自然渐渐变得普通起来。华丽、庞大、炫目、虚华、低劣成为了“自然”的代名词，美国美学家亨利?路易斯?门肯（H.L.Mencken）把这称之为“丑陋的欲望”。“环境”，是由你目之所见、由你身边的景观所构成。某些时候，你会撞见某个局外人讲述哪一个环境里发生的故事——那个你不了解的世界。每当有人请求因纽特老人画一幅当地海岸的图画时，老人总会闭上眼睛，倾听岸边海浪的声音——这样的故事似乎有点荒谬可笑：谁还对“土地”那么熟悉呢？关键是，谁想这样？明明可以享受文明社会的舒适生活，却选择放弃，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呢？
只要你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你已经遇到大麻烦了。如果你理解不了自然和人类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重要性，那么，从那一刻开始，你已经开始——套用我的一位物理老师的话来说，“乱放炮”了。抛弃自然，就是抛弃神圣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你将迷失自我的方向。
结语：千禧年的真理时刻［1］
一切变革均始于个人。这是一小群热血中人，他们的自我认识突然苏醒，发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艰难前行。然后，电视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从大学校园开始，高中、超市、大卖场，以及各类工作场所陆续爆发抗议活动。革命的支持者日益增多，日常抗议活动逐步升级，其劲头势如破竹。
于是，变革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第一次行动极具象征意义，它代表新结构的诞生，旧结构的消亡；它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比喻，将永远流传下去。罗莎?帕克斯（RosaParks）拒绝从公交车的座位上起立；一位越南抗议者把一朵雏菊插入来福枪管；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走出南非的监狱；广播电视公司拒绝向市民出售广告时段。这些文化基因力量强大，像子弹一般穿透头骨。
革命最大的阻碍在于个人，即深植个人心中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态度。普通人能改变什么？面对选择时，我们总是很难接受激进的变化。制度根深蒂固，我们很难想象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面对当前的困境，人们很难把问题简单化，难以将问题看作发展的某一阶段，更不会想象早晚有一天，这种局面将被打破，人们将取得新的成功——可是，世界就是这样。正如“精神分析学说”一样，当年它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曾被看作是哥白尼或是达尔文一般的人物，这一学说也曾被广泛看作理解人类行为的钥匙，可是，“精神病药理学”出现后，“精神分析学”也不得不为其让道。同样，在西方，“基督教教义”也被“新时代（NewAge-y）”精神观取代。那么，终有一天，美国式的消费者资本主义也将失去魅力。不久以后，人们将对速食快餐、豪华汽车、时尚宣言以及超市卖场厌恶不已。他们将会认识到“都市最棒的交通工具不是汽车，［2］而是……自行车；未来最可靠的供电设备不是更大的公共电网，而是一种新型的……屋顶的小木板；最有效的空调实际上是……绿树成荫。”人们厌倦了以盲目消费为中心的利己主义生活，厌倦了给这种生活添砖加瓦的媒体宣传。到了2003年，如果一辆豪华轿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行人将不再目送车子远去，羡慕不已；相反，他们对车主又是诅咒又是嘲笑，完全把他当做一位堕落的代表，一个环境的杀手。下个世纪的时尚中人将退出景观社会，生活在一个“拥有无限美好机遇的生命中”。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回望我们的时代，无不目瞪口呆，因为这个时代需索无度、浪费过度，整整使地球的消耗提前了一千年。
我们不需要成千上万的活动家发起这次变革，只需要一小部分极具影响力的先锋浴血奋战，抓住机遇，精心筹划，取得社会营销战略的胜利。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体幻灭（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临界点），然后从富裕的第一世界国家找到领袖人物，摸索着前进，处理世界危机，如，股市崩溃、环境危机等。在我看来，只要时机一到，只要进行一致的干扰，只需几百位活动家，革命就能成功。正如约翰?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的“大革命”中指出的一样，我们将敲碎腐烂的门，冲进真空的世界中。我们创造了一个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真理时刻——一次全球性的思想转变——通过这个时刻，公司或是消费主义者将销声匿迹，永无翻身之日。
1968年5月，在“情境主义”的影响下，“巴黎动乱”开始，用“一系列连锁反应拒绝”［3］消费者资本主义。学生、工人、教授、护士、医生、司机，以及零星的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走上大街，清除障碍，与警察作斗争，他们占领公司、工厂、船坞、火车站、剧院以及大学校园，唱着歌，发布宣告，巴黎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见他们的标语：“拒绝虚度年华！”［4］“打倒景观—商品文化！”他们用发自肺腑的声音，挑战现有的时间制度。不同的声音在各个阶层响起。“艺术系学生要求真正的艺术；音乐系学生呼唤‘野性、短暂的音乐’；足球运动员拉起标语‘踢自己的足球’，把经纪人踢出了球队；盗墓者占领了墓地；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团结一致，发起行动。”几周之内，成千上万人脱离了为之工作一生的办公室和工厂……获得新生。
这是“最大型的罢工运动，它一度停止了先进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5］，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冒险的大罢工”，这场动乱迅速蔓延开来，从巴黎到法国再到整个世界。随着巴黎“拉丁区”起义渐入高潮，［6］波恩五万人举行示威游行，罗马三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三天后，米兰大学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四天后，迈阿密大学学生以静坐的方式进行抗议。马德里、伯克利、纽约、法兰克福、圣地亚哥等多座城市随后发生冲突。这股浪潮首先波及伦敦、温哥华、达喀尔、慕尼黑、维也纳，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又蔓延至东京、大阪、苏黎士、里约、曼谷、杜塞尔多夫、墨西哥城、西贡、拉巴斯、芝加哥、威尼斯、蒙特利尔以及奥克兰。就在几周之内，空气中流动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都和“拉丁区”一样，世界将会怎样？这会是第一次全球革命的开始么？
后来的事实证明，由情境主义推动的历史事件没能走得太远，全球性的思维转变正待开始，却戛然而止。抗议者逐渐消失，政府重新掌控全局，社会现状没有得到改变。情境主义者之所以失败，可以说，是因为他们超越了时代。景观世界，险恶社会，这些咄咄逼人的观念在六十年代的人民看来，实在是太过新奇，很难全面理解。而情境主义者们，在我看来，被对手打得手忙脚乱，他们以及所有受其影响的学生、工人、艺术家及知识分子，没能找出情境主义的文化基因。在起义的高峰时期，在他们对世界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的时候，除了一两句含糊的宣言外，情境主义者们完全不知该说些什么。“新纪元的开始。”［7］情境主义者如是说。“无用的死亡之音。”［8］这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的解读。
文化干扰者的道德观念，当然，来源于情境主义。我们的意志力坚不可摧。经过深思熟虑，再三试验，我们建立起全球性的先头部队，做好准备，只待时机成熟，便迎风而起。
我们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思考情境主义的思想，找到了它的意义。但是，就在这一时期，现代媒体文化逐步扩散，消费者资本主义高唱凯歌。我们已身处景观之中。景观已深入人心。我们生活在德波描述的那个世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写道，这是一个“综合的景观”，“技术革新；国家经济一体化；真相不在；谎话连篇；只顾眼前。”［9］
今天，困惑不已、深受其扰的一群人准备行动，他们似乎在说：“让愤世嫉俗的心态消失吧，让愤怒的情绪行动吧。”三十年前，情境主义者对如何改变消费者资本主义、如何把权力交给人民、如何创建新的生活方式有了初步设想，现在，是时候让文化干扰者出场，完成这项伟业了。
两代人的过度消费、堕落颓废已经削弱了美国的魅力。美式的酷已经变得脆弱不已、不堪一击。过去，革命似乎不可能在这里发生，可它确确实实发生了；现在，革命似乎不可能在这里发生，可它一定会发生。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我们不应怀疑，也不应害怕。用庆贺的心情迎接它吧。在新千年的黎明，旧的梦想结束，新的梦想即将起航。
在我心中，再也没有比这更酷的事儿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