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其所具有的高度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早已被学界所公认。它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明代市井生活的长卷，让读者见识了明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它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故事写得曲折动人、摇曳多姿，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作者通过十二个专题，将“三言”、“二拍”按照题材分为历史故事、财富传奇、家庭婚姻、感情故事等主题，以一两个特别富有代表性的名篇为例，深刻挖掘其社会、历史、民族心理等文化内涵，并揭示其所含有的能为现代社会所汲取的意义。
作者简介：
韩田鹿，男，河北张北人，1971年6月出生。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讲授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化概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出版专著《漫说聊斋》、《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河北文化与明清小说》三部，发表《论李贽的为学之
目录：
第一讲市井画卷
第二讲冒险还是等待
第三讲理性与激情
第四讲爱情与脱贫
第五讲不是爱风尘
第六讲负心与守信
第七讲本是同根生
第八讲断案与猜谜
第九讲草根看历史
第十讲市民与精英
第十一讲智者的叮咛
第十二讲好人一生平安第三讲理性与激情(片段)
为什么传统社会对女性在两性交往中提出的要求远较男子为高？说到底是因为男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要传到一个在血统上非常可靠的继承人的手中。所以，社会是否允许女人和男人一样自由地去追逐爱情，关键的因素是要看社会财富是否已经均等地掌握在男性和女性的手中，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地位是否已经真正地平等。当男性和女性真正实现了平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男女交往模式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方的一些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在的男女角色分工对许多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一种压迫——因为有些男人生性温柔，而有些女人性格里就很刚强；要求每一个个体都去充当凝固化的性别角色，男人和女人都不舒服。到了那个真正男女平等的时代，一个人就将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社会要求的那种“男人”或“女人”。这样，婚恋的选择就将只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的选择。到了那个时代，女人没有了把“顺从”“贞洁”等那些实际上标示着男女不平等的标签争先顶在头上、否则就无法自存于社会的需要之后，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任何姿态出现在婚恋的园地中了。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男女还远没有实现完全对等、女性在两性交往中所要承担的东西还是远较男性为多的时代，尽管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但总体来说，女性在婚恋方面较男性采取较为理性和审慎的态度还是需要的。白居易在《井底引银瓶》中，曾借一个私奔女子的惨痛经历谆谆教导那些一任激情而追悔莫及的女孩子：
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这告诫在今天也还不曾完全失去意义。
第十二讲好人一生平安(片段)
类似天道好还、好人好报的故事，在”三言”、“二拍”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施润泽滩阙遇友》，写一个小商人施润泽，捡了六两银子，深怕这丢掉银子的是个穷人，为了这六两银子而生出什么短见来，于是就在原地饿着肚子等了半日，终于等来失主，原物奉还后，连姓名也不肯留，就匆忙告辞回家。就因为这六两银子，后来一系列的好事几乎是以令人喘不过起来的频率来到身上，连本来几乎不免的灾难都在无意中化解了。故事太长，我们就简短截说吧：施润泽是养蚕的，自从做了这件好事，家里的蚕长得分外肥壮，所结蚕茧分外结实厚大，获利比从前丰厚许多，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红红火火。此事后的第六年，施润泽家乡养蚕的多，本地的桑叶不够，于是就和一些养蚕人坐船到外地找桑叶。来到一处地方，偶然在一家借火，那家的主人正是当年施润泽还银子的后生，现在也娶妻生子了。施润泽原也不知道，是后生的妻子不经意间说起当年丈夫丢银子遇到好心人的事来，他们才惊喜相认。到此时，施润泽才知道那后生叫朱恩。这朱恩现在非比往日了，日子过得很殷实，自己有一大片桑园，又种桑树又养蚕，自家蚕吃不了的，也卖一些，听说施润泽要买桑叶，说你不要到别处去了，你就留下来住下，明天我装船给你送去。这样一来，在别人还在心急如焚地四处奔波找桑叶的时候，施润泽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二人当晚痛快喝酒，酒喝到动情处，不但结拜为兄弟，朱恩还主动提出要和施润泽结儿女亲家。施润泽说贤弟你如今也算个人家了，愚兄怕是高攀不上吧。朱恩说你别开玩笑，你要是不同意，咱们兄弟也不做了。总之，这一晚上的亲热缠绵就不用说了，到第二天早上，方才装叶上船，回归家中。而就在施润泽留宿的当晚，他原来乘坐的那条船在太湖遇到狂风倾覆了，船上人十之八九死于非命。你看，就是因为自己当初拾金不昧，换得了后来多少的福报！
甚至不仅是对人，有时碰巧了，对动物好一些，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有一个人到朋友家做客，朋友要杀鸡招待，那人说只要感情有，吃什么都是肉，鸡就别杀了。当天晚上，那鸡在窝里不停地闹，那人以为是黄鼠狼来了，就想下地帮朋友赶黄鼠狼，结果就在离床的几秒钟之后，房梁上正对着床的位置上悬挂的一个车轴因为捆缚不牢落了下来，要不是鸡闹，这人恐怕纵然不死，也得断手断脚了。再比如《李公子救蛇获称心》，李公子救了一条被一群孩子捉来玩耍的一条奇怪的、嘴巴下面长胡子的小红蛇，给它敷上药，而后放入水中。这本是无意间做的一件好事，谁知到所救之蛇竟然是龙王之子。结果可想而知，金银财宝不消说了，因为龙宫里宝贝很多啦；还得到了龙王貌美如花的女儿称心做了妻子；这个妻子很有神通，在李公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就飞身潜入贡院，偷来试题，李公子提前做出答案，结果一举进士及第。
为什么在”三言”、“二拍”中，这样的故事这么多？首先，这和中国文学的传统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文以载道。具体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就是非常注重作品的劝惩功能。你要是写好人坏报，坏人好报，那么谁还肯做善事？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一定要写好人好报，否则这个劝惩的功能怎样实现呢。近代的大学者王国维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文学的这个特点，他说：“中国之文学，以挟乐天之精神，往往说诗歌之正义，故善人必令其终，恶人必罹其罚”。王国维对这一现象的揭示是正确的，不过将原因归结为“乐天之精神”，就不如说是“劝惩之目的”更为准确。其次，这样的作品受欢迎，归根结底来说，还是因为它们符合世道人心，符合人性的根本需要，因为尽管从短期来看，恶行也可能获利，但站在人类社会的根本立场和整体利益来看，社会所以能存在，归根结底还是需要美德的。所谓美德，用最简单的话表述就是“利他精神”。假如社会只有自私自利，缺乏了基本的利他精神，那么这个而社会是一天都存在不下去的。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中国的通俗文学故事，几乎大半都可以用“最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来做结尾。对于这种几乎成了规律的“大团圆”，五四以来的评论者赞叹的少，贬斥的多，以为这是老掉牙的“俗套”。但已故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不这样认为。在钱先生看来，八月十五的月亮所以可贵，就在于其稀有和完满。同样，现实人生中完美的结局不常有，所以才分外值得珍惜，值得我们写到文学作品当中去反复欣赏，并从中得到情感的满足与伦理的教益。今天的评论家动辄说悲剧好过喜剧和正剧，难道他们一定要看到好人不得好报甚至是不得好死才满意吗？钱先生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尽管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普通市民中，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猛士又有几个呢？所以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更能起到好的效果。
那么，这些故事，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又有哪些意义呢？
最积极的意义，当然是读者能够从中获得道德的动力。因为看了那个徽州商人因救人而救了自己的故事，你变得乐善好施，成了公益事业的热心赞助者；因为看了裴度义还宝带而改变命运的故事，你变得拾金不昧；因为看了《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你成了动物世界里的那句经典台词“好好对待动物，这对大家都好”的坚决拥护者，那就最理想了。但你也许会说，如今是商品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确实，这个社会如今是太功利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即使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美德也终究是有用的。或者，我们需要重温刘备那段经典名言，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能在天时不如曹操、地利不如孙权的情况下而仍能生存并壮大的时候说：
操以急，吾以缓，操以力，吾以德，每必与操反，然后事乃可成。
很简单，脚下的土地越是摇晃，人们就越是希望能抓住一点可靠的东西：而美德就是。
但你仍然可能会说，在实际生活中，反面的例子也很多啊，所谓“好人不长寿，祸害一万年”，所谓“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作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诗人北岛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已经够惨的了，但现实往往比这个更糟糕，有的时候，高尚竟然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竟然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确实，这样的例子也有，现实中我们确实看见一些道德才干都很差的人却能占据要路，他们似乎仅仅是因为缺德少才而获得重用的。
但是，我们就能因此说，劝善就错了吗？不是的。你做善事本身，就已经获得了对自己生命的最高奖赏。我来告诉你这个最高的秘密。我是在一个朋友为我发来的邮件中得到这个秘密的，现在就来与大家一同分享。这封邮件是这样说的：
1963年，一位叫玛莉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夸奖，而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她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西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她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她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西勒‧库斯特是一个儿童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千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提问。正当他对玛莉小姑娘的来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时，一位朋友邀请他参加婚礼。也许他一生都该感谢这次婚礼，因为就是在这次婚礼上，他找到了答案，并且这个答案让他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西勒‧库斯特是这样回忆那场婚礼的。牧师主持完仪式后，新娘和新郎互赠戒指，也许是他们正沉浸在幸福之中，也许是两人过于激动。总之，在他们互赠戒指时，两人阴差阳错地把戒指戴在了对方的右手上。牧师看到这一情节，幽默地提醒：右手已经够完美的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用它来装扮左手吧。西勒‧库斯特说，正是牧师的这一幽默，让他茅塞顿开。右手成为右手，本身就非常完美了，是没有必要把饰物再戴在右手上了。同样，那些有道德的人，之所以常常被忽略，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完美了吗？后来，西勒﹒库斯特得出结论，上帝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右手最高的奖赏，同理，上帝让善人成为善人，也就是对善人的最高奖赏。西勒‧库斯特发现这一真理后，兴奋不已，他以“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为题，立即给玛莉‧班尼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一千多家报刊转载，并且每年的儿童节他们都要重新刊载一次。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确实看到恶人似乎迟迟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但是，请不要因此而怀疑善良的价值，因为善人成为善人就已经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好人一生平安，这是本讲的题目，也是对大家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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