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思想评论丛书”是加拿大维真学院主办的系列丛书，刊录汉语学界基督教研究前沿，是汉语基督教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本辑包含文章22篇，分为“神学历史研究”、“《圣经》研究与文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国宗教研究”“书评”五个主题。
“神学历史研究”的8篇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分别讨论了爱比克泰德的神意论，尼撒贵格利的救赎观，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和“为恶而恶”的观念，阿奎那的本体论，马丁路德的家庭伦理观，纽曼的历史神学以及东正教的圣徒崇敬。文章基本都能深入到神学思想史的内里，探讨非常细致。
“《圣经》研究”收录了4篇文章，涉及神权和王权问题，参孙形象问题，树意象问题，以及《圣经》在西方文学中的反映等。
“宗教文化研究”中的3篇文章，则从西梅尔、希克、普兰丁格的理论出发，讨论现代生活中宗教与社会的互动。
“中国宗教研究”也包括3篇文章，既有文学的角度，也有神学概念的角度，还包括人物研究的角度，多方面呈现基督教在中国相关问题。
本稿还收录书评4篇。
作者简介：
许志伟，哲学博士,医学博士,北京大学应用伦理中心学术委员、研究员与生命医学伦理研究组组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及香港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等，后者荣获2003年“道风学术奖”之“徐光启奖”。
目录：
〖神学历史研究〗
爱比克泰德论“神意”
神的旨意与人的自由：尼撒贵格利的救赎观
论奥古斯丁的“为恶而恶”的观念
奥古斯丁与莫尔特曼的时间观比较
阿奎那论“从无创有”（二）：自然神学的本体论基础
圣徒崇敬的神学基础初探
属灵的操练：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伦理观
纽曼的历史神学
〖《圣经》与文学研究〗
论《圣经》中的权力观——神赋予、收回、制约王权
不一样的参孙形象阐释
《摩西五经》中的树意象与《金枝》中的树神崇拜之比较
西方文学想像与《圣经》叙事的平行研究〖神学历史研究〗
爱比克泰德论“神意”
神的旨意与人的自由：尼撒贵格利的救赎观
论奥古斯丁的“为恶而恶”的观念
奥古斯丁与莫尔特曼的时间观比较
阿奎那论“从无创有”（二）：自然神学的本体论基础
圣徒崇敬的神学基础初探
属灵的操练：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伦理观
纽曼的历史神学
〖《圣经》与文学研究〗
论《圣经》中的权力观——神赋予、收回、制约王权
不一样的参孙形象阐释
《摩西五经》中的树意象与《金枝》中的树神崇拜之比较
西方文学想像与《圣经》叙事的平行研究
〖宗教文化研究〗
文化的危机及其在宗教领域中的表现——西梅尔的文化理论管窥
“彩虹之喻”与“彩虹之约”——论希克宗教多元论与基督教教义的不可通约
“多元”与“排他”：生存视角下宗教对话的可能性问题
〖中国宗教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困境与缺失及其启示
从经验和情感两种赋义方式来看“汉语神学”的概念争议
投桃报李？——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的中英关系研究
〖书评〗
加尔文的敬虔观——读《基督教要义》中文版
加尔文神学语境下“认识”的双重内涵——《基督教要义》中文版简评
良心自由：公民社会的“灵性资本”——《良心的自由——从清教徒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评介
当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评《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
《哲学的慰藉》翻译史及研究述评本期（第18期）《基督教思想评论》的内容，分属五个栏目，共24篇文章。文章都属于基督教学术研究，内容翔实，论题范围广泛，从西方传统历史的基督教神学研究到宗教文化的研究，从圣经与西方文学研究到学术书评，较好反映了新一代基督教研究学者的研究水平和视野，学术上研究扎实，在政治上的把握也较成熟。——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投桃报李？
——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的中英关系研究
王兴
国家图书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
摘要：在中西交通，尤其是中英关系研究方面，英国著名传教士汉学家、牛津大学第三任汉学教授苏慧廉曾以一名在华近30年的见证人的视域详细考察了中国与英国的历史交往、相互影响与现状。通过对其中英关系争议问题研究的典型分析，本文指出，一方面，苏慧廉的研究已然撇弃了当时传统汉学的关注重点，而将研究对象聚焦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的回应，特别是近代中国在外交、贸易、经济、财政、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的变革，可算是西方近代中国研究的萌芽；另一方面，尽管苏慧廉宣称中英历史交往在给中国带来诸多变革的同时也造福了英国，因此中英两国理应成为互不可缺的友邦，从而实现“投桃报李”，但事实上，这一观点背后多少隐藏着某种白人的优越感或“白人的负担”。
关键词：苏慧廉；中英关系；中国研究；投桃报李；白人的负担
曾有西方学者感慨：“如果没有鸦片，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会截然不同。”的确，身处康乾盛世的中国人不会料到，一个“古不通中国，至天启间始有闻，又未来华，故不见《明史》”、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才来互市的欧罗巴洲强国、人称“红毛”的“英吉利”，会是日后导致满清“国祸民殃”的鸦片的最大输入者，以及利用炮舰外交和不平等条约将老迈的中国强行拖入“现代”世界的始作俑者。而在今天的普通中国人看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施害者之一，英国——这个19世纪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带给中国的一度尽是惨痛的记忆：从鸦片的输入、侵略战争的发起、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的强加、“国中之国”租界的设立，到政治的干涉凌辱、经济的剥削掠夺、文化的渗透流毒……其于中国的罪行和伤害，几乎可以算得上罄竹难书。
不过，身为施害一方的国民，某些英国人眼中的近代中英关系却呈现出另外一番面貌与性质。在其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曾经旅居中国近30年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汉学家、牛津大学第三任汉学教授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1861—1935）就向西方系统地通报了他所认识的中英关系嬗变，并对中英关系中的一系列争议与热点问题进行了所谓的廓清，进而提出“投桃报李”式的基调概括与政策建议。
一、贸易、鸦片与战争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近代中英关系是一场典型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而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视域里，19世纪中期中国、日本的大门被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强行打开之时，也就是一个单一的、完全的、全球性的国际体系正式形成之时。这是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军事—政治体系，其前奏可上溯至16世纪晚期全球性贸易体系的形成。近代中英关系也正是始于贸易（互市），它的发生发展可谓是全球规模的国际体系塑造过程中局部却相当重要的一段。
苏慧廉显然深深明了贸易对于中英关系的意义。在他看来，“贸易是国际交往的始因，毫无疑问，贸易也是历史上人类交往的主要动机之一。”多年前中欧交往的发端就是源于中国丝绸和铁制品的西输。这也是中英关系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线索。在随后1000多年的时间内，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日益壮大的英国商业势力屡屡向中国发出试探，并于1637年首次出现在中国沿海。尽管由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和葡萄牙人的阻挠，中英直接贸易迟至1699年才得以实现，但英国人200年来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其商业代理人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合法入驻。然而，有限的通商机会和清廷上下对外商的盘剥、歧视实在难以满足英国商人同中国这个“热衷于讨价还价、极优秀的贸易民族”自由贸易的需求。实际上，英商本无索取任何排他性特权的意图，也没有将任何商品，更不用说鸦片强卖给中国人的恶意，其惟一的诉求也就是相对自由地与自愿方交换商品。从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来看，“贸易必须互惠，否则贸易终止”，但清廷的恐外和倨傲心理却使中英贸易一开始就受到严厉的控制。苏慧廉相信，面对贸易的阻碍和不公平的“西夷”待遇，在诉诸武力、顺应当前专横形势，以及取消贸易的三条道路面前，英国政府最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选择了顺应，并且坚定不移地采取了忍耐和妥协的政策。
当然，事态的发展并不那么美好和谐。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职能被剥夺后，英国政府不得不承担起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直接插手其亚洲事务的职责。苏慧廉认为，由于“受到自身所负国际义务所迫”，英国政府转而决定对在远东的英商和其他英国侨民进行政府管控。随着英国政府特派的商务官员来到中国，本应清晰简单的商人之间的交涉遂变为两国政府间的交涉，最终引爆了中英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鸦片战争。
事实上，中英间自从有了直接贸易以来，得力于严格的贸易控制，中国一直是双边贸易中的顺差方，清政府也乐于享受这种全球化贸易体系所带来的白银流入。不过，鸦片的输入改变了这种态势。按照苏慧廉的说法，阿拉伯人最早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作为一种药物其使用在中国本有着近千年的传统，但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历史却不到300年。在此过程中，葡萄牙人才是近代中国鸦片之患的元凶，此后其他国家争相效仿。而在清政府发出鸦片吸食、生产和贸易禁令之后，代表英国东方利益的东印度公司一度遵从了禁令并取消鸦片贸易，但来自英国本土和其他欧美国家商船的鸦片输入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另一方面，在惊人暴利的诱惑驱使下，中国商人和官员视朝廷禁令如废纸，狼狈为奸，合谋肆意走私鸦片。中国的鸦片进口量也从1729年的200箱激增到18世纪末的4000箱、1828年的9708箱，乃至1839年的13000多箱。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盈余逐步丧失，白银外流一度加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这一单宗商品交易就给英属印度提供了10%或15%的财政收入。
英印政府在长达100年的时间内制造和向中国销售鸦片的行为，曾被有正义心的人们断定为“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国际罪行之一”。在中国一方看来，1839年的虎门销烟实是满清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危机下的自救之举，英国借此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完全是侵略性质的。而对于大英帝国来说，一旦其资本最重要的来源——那个可以将任何其他商品转化为真金白银的物事——被褫夺去之后，它便无以为继。尽管苏慧廉不否认鸦片的毒害和鸦片贸易的不道德，但在他的心目中，战争更多地起源于代表满清这个高傲政权之目空一切的“叩头”礼，不是鸦片，也不是中国人的仇恨。并且，英国政府也只是到了英国臣民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才无奈地放弃其一贯坚守却徒劳无益的和平协商政策。同样的，苏慧廉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归咎于清政府的无知、地方高官的顽固愚昧，以及列强的忍无可忍。对于英国在这一事件上的再次站在前列，苏慧廉判断这是政府在抽身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对卷入东方事务挑战的决定之举。尽管此次战争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事出“偶然”，但苏慧廉相信对于此时的英国人来说，除非《南京条约》的后续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就会迅速陷入混乱，从而殃及各方。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创伤，以及随后引发的不平等条约与列强瓜分中国问题，苏慧廉基本采取避重就轻的认知策略。比如说，中英间的《南京条约》开创了近代中国被迫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先例，但苏慧廉只是简单提及了该条约的内容，并认为该条约议定了明确体现中英平等和各自主权的签约模式。至于英国强租威海卫的动机，苏慧廉竟然将这种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辩解为“同意租赁”，称其目的是为了阻止俄国或德国在此地的特权主张。同样，对于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又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在声明这些赔款是对联军征伐的补偿之余，苏慧廉也不忘提醒人们英国在索取赔款时进行了严格的核查。
肮脏而罪恶的中英间鸦片贸易最终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完全取缔，中英关系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段篇章也画上了句号。虽然字里行间处处可见无力的辩白，但苏慧廉还是对于中英鸦片贸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坦承道：尽管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向中国输入鸦片，尽管中国的商人和官吏是其人民真正的败坏者，尽管本土种植的鸦片是中国人主要的诱惑，这些都不能解除英国在允许印度长时间从事此项卑劣贸易上的罪责。从现代国际体系产生的角度来看，排除鸦片贸易本身的不道德性，这一特殊商品之需求与供应在东西方的长距离直接实现，一方面体现了全球互动能力的变革，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在建立新的军事—政治国际体系初期对资本扩张、市场开拓和利益攫取不择手段的追逐，它预示并参与形成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西方的扩张势力与中国传统秩序迎头相撞。至于英国主导的两次鸦片战争，实质上也就是英国借工业革命所积累起来的物质、技术、制度、社会上的全面优势，大肆进行军事—政治扩张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它的不义性和侵略性，无论苏慧廉如何争辩都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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