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與《大学》、《論語》、《孟子》一起合稱《四書》，是儒家傳道、授業的基本教材。其實，北宋以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著作只有《五經》，即《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簡稱為「詩、書、禮、易、春秋」，《四書》尚未自成體系。到了北宋時期的程顥、程頤兄弟，纔開始大力提倡這四部書。程氏兄弟認為，《大學》是孔子講授「初學人德之門」的要籍，經孔子的學生曾參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是孔子的孫子于思「筆之于書，以授孟子」的。這兩部書與《論語》、《孟子》一起表達了儒學的基本思想體系，是研治儒學最重要的文獻。正是根據這樣的觀點，南宋光宗紹鑾兀年（一一九。》，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彙集到一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翠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朱熹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這四部書编在一起，因為它們分別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參、子思、孟子，所以也稱為「四子書」，簡稱即為「四書」。朱熹分別為這四部書作了注釋，其中《大學》、《中庸》的注釋稱為=早句」，《論語》、《孟子》的注釋因為引用他人的說法較多，稱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编定的《四書》次序本來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淺人深進修的順序排列的。後人因為《大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為了刻寫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論語》之前，成了現在通行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順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闲，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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