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集》收入包括《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自珍集》共十部作品，堪称其各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集中展现了王世襄先生的学问与人生。
作者简介：
王世襄（1914―2009）字畅安，男，汉族，福建省福州人。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士学位。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目录：
《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髹饰录解说》《中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上下卷）》《明式家具研究》
两年前编印《锦灰二堆》，前言曾告读者，“望九之年，精力日衰，自知已难再有《三堆》矣”。去年十月，荃猷病逝。近六十年之相濡相助，拙作之制图、誊稿、改进版式、校对清样等，无不得老妻之助。一旦先我而去，万念俱灰，决定从此搁笔。
今春杨元铮先生来京，为搜集古琴资料，于中央音乐学院查阜西先生遗存书稿室发现五十年前我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时部分稿件晒蓝本并为打印成帙。此后又将当年发表在期刊上的一些稿件复印见贻。旧作久已忘怀，一朝得见，真恍如梦寐。晒蓝本多模糊不清处。又蒙北大王风先生不惜远访城北音乐研究所图书馆新址，借出琴谱等件填补打印后，进行录入。其中多为明刊善本，在阅览室借阅，也须费一番手续。蒙两先生厚爱，不辞辛劳，真诚相助，世襄感激莫名。上述稿件，或因当年资料缺乏，挂一漏万，或因时过境迁，不能反映实况，故说不上有何价值。倘作为个人某一时期遗留之雪泥鸿爪，似亦不妨收入集中，于是又萌再编《三堆》之想。
两年来，限于精力，写作以不须查阅史料，仅凭回忆，记不甚为人知之事、友好交往之情为多，涉及文物、器用者甚少。年老不能出门，所见必然孤陋。总之，薄薄一册，已是东拼西凑，始克草草成书，实在有愧读者，谨深表歉忱。至此已可断言，今后不可能再有《四堆》矣。
二○○五年三月
时年九十有一
九 接收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
1946年9月10日接到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事处的通知，德商德孚洋行有十几箱物品，经海关扣留，现存东城本司胡同某处，盼故宫博物院接收。13日我和周士庄及故宫工作人员会同海关到本司胡同将箱只运往故宫御花园。海关移交人姓陶，名器或契（当时周士庄和我因此名与“淘气”谐音，为之忍俊不禁，所以现在还能记得）。这批物品原为德国的一个研究民俗学的机构或博物馆所搜集，其中有木佛，件头较大，故未送进绛雪轩，而在轩北的一个亭子中清点登记。其中也不尽是文物，有的是近代工艺品，如晚清的服装、年画、皮影戏人、剪纸、日用铜器、锡器等。清点完毕，当时认为不能算是珍贵文物，所以没有送入库房而存在御花园堆秀山东的小楼下。1979年故宫曾通过组织向我了解此批物品的来源，因而得知它们可能现在仍在故宫博物院。
以上我经办的六批文物，除德士嘉定的瓷器在南京交接，存素堂丝绣我未参加外，其余四批我和周士庄均参加了。但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其人员所处的地位相当于联络员，具体的接收单位为故宫博物院。故宫方面几次参加接收工作的有：汤有恩、滑瀛仙、杨宗荣、李鸿庆（以上四人已故）、张法孟、白增崇等人。接收采用“出组”方式，填写组单。组单上写明时间、地点、事项及工作记录等。参与人员均在组单上签名。组单照例存入故宫档案。故宫由交的一方收到文物后，即存入库房或其他指定地点，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人员不承担接收、保管或移交文物的责任。每批接收完毕，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寄南京清损会备案。此种报告，故宫也留副本，存入档案。
1946年秋冬之际，沈兼士突然中风逝世，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由马衡先生兼管，唯此后清理文物工作已无事可做，我把时间主要用在计划故宫文物分类、藏品登记及卡片设计、修缮房屋、开辟库房、清理院落及设计、制造储藏柜架等工作上。不久周士庄也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十 1946年11月参加南京
文物展览及日本之行
1946年春清损会秘书郭志嵩函告，为了今后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要我在北京编一本在日本的中国重要文物
目录：
，注明名称、尺寸、藏处、藏者、材料来源等等。我只得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
目录：
》及《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去辑录。圈出应抄录的文物，由临时工作人员刘荫荣去抄写。同时郭还提到正在酝酿今后派人赴日交涉赔偿文物事宜。
约在同年8、9月间，马衡院长有一天对我说，接到南京清损会来信，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原计划派博学精鉴的老专家徐森玉先生去，但考虑到他年老体弱，加上不懂外文，必须另带翻译，这样便须加大编制。因此打算派我去，问我意如何。我说如去日本，真能弄些文物回来，我是愿意去的。但这里故宫的工作正待展开，许多属于基本建设工作如分类编目、建立库房等等，都刚刚开始，这些工作我也不愿扔下。马衡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去日本工作是否顺利，现在毫无把握，我看去那里如有可为则多待些时，否则不如早些回来搞故宫的工作。我说我正是这样想的。赴日之行就这样决定了。
在此后不久，马衡又接到清损会来信，说教育部决定于11月初在南京举办一个所谓“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要故宫选新入藏的文物若干件参加展出。马衡和故宫人员及唐兰先生等商量了一下，决定从杨铜陈列室中选些精品送去展览。参加展览的人员首先指定我，因为我将赴日，反正要先到南京。马衡又感到必须多派一个人去才行，因我由南京即去日本，要有人将展品押运回来才妥当；而且去两个人，对展览工作也有帮助。于是故宫就派周士庄和我同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