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对话录：人与经济》是汪丁丁关于市场和经济的思考，其实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对中国特色之下的市场经济，即政府或出于善意或因为无知而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的批判，比如“善意的恶法”，二是对市场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之后的结果的冷静、客观认识，即必然会出现“我们都不喜欢的结果”，三是即使实现了充分的市场，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所出现的问题。所以，本书重点在于前两点，在市场的方向之下，国家和政府如何解决发展的难题。
作者简介：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当代深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经济学博士。研究与教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出版《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的视角》等数十部书籍。曾在《读书》《财经》等重要媒体就“中国问题”“人生问题”不断发言，近年身体力行主持“跨学科教育”实验，知行合一，直面“教育问题”。长期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由”，倡导批判性思维，尤其关心青年人的思想成长，与读者互动的搜狐博客被誉为网上的“柏拉图学园”。
目录：
序言经济、知识、制度
第一篇中国经济的正常与非正常
这是怎样的再分配
增长—物价—财政—税收—腐败—政府低效率
关于物价上涨的讨论
春节期间火车票的定价问题
2010年将为2009年埋单——丁丁报道血汗劳动制
第二篇劳动、市场与法
再论工会
不要人为扭曲“劳动－资本”比价
最低工资：教条与现实
我最近发表的关于劳动工资问题文章的三项根据
身份与幻觉
我们需要的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合同法
我为市场辩护：华生为劳动合同法的辩护有道理序言经济、知识、制度
第一篇中国经济的正常与非正常
这是怎样的再分配
增长—物价—财政—税收—腐败—政府低效率
关于物价上涨的讨论
春节期间火车票的定价问题
2010年将为2009年埋单——丁丁报道血汗劳动制
第二篇劳动、市场与法
再论工会
不要人为扭曲“劳动－资本”比价
最低工资：教条与现实
我最近发表的关于劳动工资问题文章的三项根据
身份与幻觉
我们需要的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合同法
我为市场辩护：华生为劳动合同法的辩护有道理
第三篇漫谈“两市”
用“脚”投票与“第五次浪潮”
被随机性愚弄的人们
关于金融衍生工具的疑问
股票市场及行为学
嵌入在转型期社会里的中国股票市场
大熊何时到
我关于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初步看法
房地产市场可引入地价补偿拍卖机制
关于“房—地”整体拍卖机制的落实
第四篇把脉中国经济问题
我对“郎咸平现象”的看法
湖畔居及相关经济学议题
最严重的威胁
我对温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的批评
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阶段
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两大决定性因素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五篇市场为什么选择我们都不喜欢的结果
市场为什么选择我们都不喜欢的结果
再谈香港经济
求索金融街高收入的理由
经济学中的理论与现象——评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
行为金融学——基于经济学视角和常识的一篇导言
三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我的遐想
我的困惑
走向“千年之变”
编后记
汪丁丁：找回灵魂的任务为什么金融街的人可以收入超过其他行业的几倍或几十倍？我确实特别想找到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解答。我觉得窦文涛今晨在“三人谈”里提出的这一问题，很好。
金融从业者的高收入现象，几乎有金融活动以来就始终存在。古代巴比伦僧侣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放高利贷。中世纪欧洲教堂的土地扩张，主要是教徒们的赠予，这相当于支付来生的钞票（虽然教会长期反对放债者收取利息），而放高利贷者支付的是现钞，对这两种付费的回报都是现世的而且回报率都特别高。关键是，为什么有这样的高回报率？因为，存在很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教徒们不知道来生是否幸福（不知道的程度很高），于是赠予土地。放高利贷者之所以能索要高利，因为借贷者获得未来收益的能力面临很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金融资产，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介绍过托宾的经典定义，就是可转让的“IOU”（我欠你的缩写）。金融资产的市场，就是这些可转让的我欠你的承诺的市场。可惜，因为任何承诺都涉及未来，也就是时间因素，阿罗说，未来市场大部分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也太“薄”。当市场不完全的时候，价格是怎样的？我们说，价格的经济学功能是传递关于稀缺性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价格，不可能包含完全的关于稀缺性的信息。这就是风险和不确定性。当你答应做一笔交易时，你的信息不完全，于是你的未来收益有风险，哪怕只有1%的血本无归的风险，行为经济学的“阿莱悖论”表明，多数人都会选择更稳妥的方案，他们愿意支付远高于预期风险损失的价格来取消那个带有1%概率血本无归的方案。于是，阿罗认为，保险业之所以有利可图，是因为大多数人愿意支付这样的“风险溢价”。那么，保险从业者的收入是否远高于其他行业呢？中国的保险业和银行业都被归入金融业，2008年统计年鉴表明，银行业是最高收入的行业。银行业的收入当中，我认为，基金业务而不是贷款业务占了极大部分。散户呢？也一样。我的朋友们，有几位是从股票市场获利丰厚的。他们根本不会在乎教授薪俸，他们于是可以放心地研究学问。我的另一些朋友，数目更多，在股票市场里损失极大，以致无心过问包括学问在内的任何事情。总之，散户们，收益的差异很高，数百数千或数万倍的差异。而且，关键是，获利丰厚的散户未必有什么可靠的内部信息。这就是人与钱的缘分吧，《黑天鹅》的作者嘲讽过，这是“随机致富的傻瓜”效应，绝不意味着致富的人比亏损的人更聪明（事实往往相反）。
这样看来，不论大户还是散户，都有这样的特征：回报率差异极大，远高于其他行业。注意，是回报率的差异而不是回报率本身，这是统计学的“方差”与“均值”的不同含义。阿罗说的风险溢价，基础就是“方差”，不是“均值”。然而，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金融街从业者的收入均值如此高？其实，我的直觉是：这一行业肯定有极强的进入壁垒，否则，知识劳动者自由进入，为何他们不从报酬较低的行业进入金融业？可是，这些壁垒是什么呢？我论述了很多关于劳动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等议题，现在的议题，与人力资本定价和人力资本市场失灵是密切相关的。就我的观察，金融街的基金经理们，他们的智商和能力，绝不会几十倍于其他行业的同等学力和同样年龄的雇员。
这篇文章写到此处，我出去一整天，回来看到，几位网友补充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观点，我认为必须转贴如下：
网友“asing”：不知道丁丁所谓的金融行业的人是什么人？关于银行业收入最高完全是一个误解，一个银行的前线员工的工作时长足达12个小时，工资回报和一个工厂工人差不多，那么市场上所谓的高人工（高工资）到哪里了？领导手里，“编制”员工手里，其他的所谓合同工根本没有超额工资，而合同工占银行比例超过9成。上一年公布的某证券公司的百万年薪事件又是一个大误解！尤其是教科书上认为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是一个远离中国实际的说法，作为前线的经纪人坐拥市场包括“股市行情、营销风险、政策”等在内的所有风险，但是所有行内都知道的是：他们是证券公司最低收入的人。举个例子，我们市某大证券2008年的十大营销能手在2009年全部离岗，几年来的收入化为乌有。那么风险换来的钱到哪里了？领导手里，所谓“编制”员工手里，经纪人帮公司赚取了9成的利润，最终劳动法一出，全部解约。在国企里，我可看不到和风险回报相当的收入，你问问证券公司的人，谁愿意去做那些“风险”的事情？所以所有高收入都不是高风险来的，完全是政治特权所带来的。如果你有时间上上PIMCO的网站看看债券之王格罗斯（BillGeross）关于金融业的看法，你就知道金融业的高收入来自哪里。正如他所说的“我小的时候，爸妈愤愤不平地告诉我只有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能进乡村俱乐部。但现在在那里的全是靠借钱发达的人”。金融街的人，特指基金经理，用我们行内的话讲，拿别人的钱自己发达，风险由基民承担，收益却通过什么高额管理费、托管费（在中国有些公募基金费用年率高达3%），令基民差不多无利可取。正如格罗斯所说的，自从美元和黄金脱钩，赚钱的最有效办法很简单，就是可以免费借钱，做大杠杆，至于风险，绝对不是这帮“高收入”人自己承担的。这算是一种政治特权吗？
丁丁回复：感谢你的资料，我推测的，正是你介绍的这些事情，壁垒，壁垒在哪里呢？你的介绍对我帮助很大。统计局的数据都是“全员工资（奖金在内）”，而且是平均值，当然遮蔽了你说的这些差别。我要转帖你的留言，好吗？
“asing”回复：转帖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都是事实。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中国有很好的经济学家，譬如周其仁，他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式，尤其是科斯的方法，再加上他自己的观察解释了很多之前我想不明白的现象，但是主要限于土地的问题。但是关于国企改革、公司治理，尤其是关于人力资本却一直没有很好的中国解释，这些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啊？
丁丁回复：是的。我和其仁，曾讲授制度经济学。但我的兴趣转入行为经济学之后，早已不讲制度经济学了。
网友“zhuweiok”：金融业壁垒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名牌大学效应。据我所知，中金公司招人，仅限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看一些其他报道华尔街的投行大致如此，主要录用常春藤盟校学生。这个壁垒也算很高的了。其他中小型券商虽然不是要求北清复交，大致也是这个趋势。ccer网站上海通证券的招聘条件，特别强调本科是名牌大学。
丁丁回复：对。这是一个因素。
“asing”：中国的金融历史中的行业壁垒，但就证券而言，就远离市场因素。其实不一定大国企才会有信誉。中国早期做得很好的券商，当数君安证券，君安被合并后，现在在市场上最有活力的资本运作者都是君安系的，譬如赵丹阳、但斌，他们的基金可没有政府担保。世界上大券商都不是国有的，为什么唯独中国的民营券商不能做大，如果看看中国证券历史就知道，万国证券输掉国债期货，最终是因为中金开的行政特权。君安之所有被合并不是因为做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好。这些成功市场派有多少个是名校毕业呢？再看看浙江、江苏那么多成功的民营银行，如果靠政府担保才会有人存
钱，他们有什么可能活到今天。市场会有失败的企业，但是优胜劣汰，非常有效率。恐怕没有人能忘记四大银行的巨额呆坏账，国有券商巨亏多年，中国人寿的母公司现在背负着巨额亏损保单。市场成功，抑或行政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名校的人毕业为什么没有机会，是因为没有属于市场的金融企业，君安现在的CEO我是认识的，他就是深圳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谁都能做，就他能成功？是当年市场给了君安，就给了他机会，一个小券商的组织成本是很小的，当企业做大，招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做最保守的事情，“到名校招人”，这样就可见大券商的组织成本是多么巨大。同样，如果你了解公募基金这个行业，你就知道，他们并不追求效率，最重要是规模做大，费用就大，薪金就高。市场不开放，制造了名校效应，制度成本巨大，毁灭了人的创造性，在这件事上恐怕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有解释能力。金融业所谓的高薪，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开放的行业。谁坐上了那些位置，都会获得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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