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围绕民国时期的口水公案、笔墨官司，详细叙述了民国时期学界、政界、工商界等圈子里关于一些社会焦点问题的论争。这些论辩的主角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政客等名人，他们之间有龃龉、有分歧，有合作、有往来。他们对社会焦点问题的论争或严肃、或诙谐，形成了民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客观上推动了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简介：
王凯,山东临沂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专栏作家，民国历史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著有《民国的背影》和《长衫袍里的“民国范儿”》等作品。并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
目录：
自序
辑一文化界的口水战
夕阳楼之争
——胡适与创造社的一场笔墨官司
都是“月亮”惹的祸
——高长虹与鲁迅反目之谜
一个人的论战
——苏雪林与鲁迅的“半生缘”
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
“与抗战无关论”的考证
——兼为梁实秋正名
《闲话扬州》引起的闲话自序
辑一文化界的口水战
夕阳楼之争
——胡适与创造社的一场笔墨官司
都是“月亮”惹的祸
——高长虹与鲁迅反目之谜
一个人的论战
——苏雪林与鲁迅的“半生缘”
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
“与抗战无关论”的考证
——兼为梁实秋正名
《闲话扬州》引起的闲话
附：扬州人的生活
辑二教育界的口水战
一场有趣的争辩
——周作人、梁实秋关于新诗的论争
鲁迅与章士钊往事
真相的颜色
——“女师大风潮”中的杨荫榆
附一：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附二：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黄侃与胡适
——兼谈北大校园里的两大派系
“飞机洋狗事件”：一则假新闻引发的风波
辑三政界口水战
君子和而不同
——孙中山与黄兴
府院之争
——总统与总理的较量
动口乎？动手乎？
——吴佩孚的电报战
辑四思想学术界口水战
人权论战中的胡适博士
关于中医存废的大论战
附：所谓“国医”
“君子”不齿
——《性史》背后的张竞生
后记辑一文化界的口水战
夕阳楼之争
——胡适与创造社的一场笔墨官司
胡适（1891年——1962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抗战爆发后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应该同时派三个人出任驻美大使，方可抑制住胡适的能力，此三人应分别为文学家、经济家和雄辩家。
胡适一生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大家，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胡适去世后，蒋中正对他的评价可谓中肯之言：“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一
胡适与创造社结缘是在1921年夏天，那一年他与郭沫若第一次见面。
当时郭沫、郁达夫、成仿吾等正在日本留学，他们都对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做过一些创作的尝试。正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甚至准备退学，弃医从文，后因日籍妻子的激烈反对而作罢，但成立一家文学社，出版一份自己的同仁刊物却一直是郭沫若他们心中的梦想。
就在这时，国内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振奋的好消息。
1921年3月，成仿吾接到在上海泰东书局任职的同乡来信，告诉他书局编辑部准备改组，邀他回国担任书局文学主任，月薪100元。成仿吾听后非常兴奋，立即与郭沫若启程回国，准备以泰东书局为阵地实现他们的文学梦想。然而到上海后，却得知编辑部改组一事原系子虚乌有，成仿吾一气之下不辞而别，郭沫若留下一边改编书稿，一边与书局经理赵南公商量创办刊物的办法。
当时，郭沫若在泰东书局所受的待遇极为苛刻，不发聘书，不定职位和薪水，食宿当然也是非常的恶劣。就是在这种境遇中，郭沫若用短短的时间为泰东编定了自己的新诗集《女神》，改译了德国小说《茵湖梦》，还标点了元代杂剧《西厢记》。郭出色的工作赢得了赵南公的首肯，最终同意为他们出版同仁刊物。这对郭沫若等人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为刊物的出版费尽了周折，是泰东书局给了他们一个新生的机会——这也是郭沫若后来一直将泰东称为“创造社摇篮”的主要原因。
6月初，郭沫若回到日本，与郁达夫等讨论创刊的事情。6月8日下午，这群年轻人在郁达夫住所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用《创造》作为杂志的名称，暂出季刊，创刊号的稿件，暑假期间备好——这次会议实际上也宣告了创造社的成立，当时的主要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
7月1日，郭沫若再次从日本回上海，正式担任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职务，着手筹办创造社丛书及刊物的出版工作。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由泰东书局正式出版。这本诗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29岁的郭沫若一举成名。
7月16日，胡适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来来上海考察，商务经理张元济及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商务想请胡适主持编译所事务，不过后来胡并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而是推荐王云五担任。此间，胡适与郭沫若有了第一次接触。
二
两人见面后彼此的印象如何呢？
胡适8月9日的日记如此记载：“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胡适显然对郭沫若的印象不佳，他在日记中说：“沫若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说：“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里请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博士，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指郑伯奇）也是同座的。”
两人的记述有偏差，仅时间一项就相差一个月。《创造十年》是郭沫若时隔多年后根据自己的记忆所写，与之相比，显然还是胡适日记可信度更高一些——有些回忆性文字，因时间的久远难免失真，远比不上当时记下的日记准确。
郭沫若也在文章中谈到了对胡适的印象，只是文字里满怀嘲讽：“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他还揶揄说：“大博士进大书店（指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
创造社是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成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文人（新月社当时尚未成立，在此姑且称之）有着很大的不同。后来成为胡适好友的梁实秋曾与创造社作家们在上海有过接触，他们请梁实秋上街喝酒，从四马路的这头一直喝到另一头，还去声色场所胡闹。他们的举动让梁实秋不胜惊骇，留下了深刻印象，生活经历和境遇的不同，使梁实秋无法理解创造社作家精神上的苦闷，更不同意他们以颓废的方式来反抗社会。
正是由于这些认识上的差异，使得郭沫若等人不久便与胡适发生了一场论战。论战是由郁达夫的一篇文章《夕阳楼日记》引发的，所以又叫“夕阳楼之争”。
三
1922年8月25日，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夕阳楼日记》，指责学者余家菊翻译德国威铿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错误百出，不忍卒读。如果单单是学术上的批评，倒也没有什么，但郁达夫还在文章中夹带了一些骂人的话，十分难听：“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郁达夫虽然没有点名，但知识界都知道他骂的是谁。1919年4月底，应中国学界的邀请，胡适的老师、美国知名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此间，胡适陪同老师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跑来跑去的跑几次”，并亲自为杜威作翻译，郁达夫文章里指的就是这件事。他之所以如此恼恨胡适，可能与几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关：1919年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曾写信给胡适请求见面，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极端自尊却又极端自卑的郁达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指桑骂槐便是对胡适的回击。
“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之类的话引起了胡适的不满，并且余家菊还是他的朋友，于是便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题为《编辑杂谈骂人》的短文，以“初出学堂门的人”、“浅薄无聊”、“不自觉”抨击了郁达夫的骂人之举。几天后，郁达夫又写了《答胡适之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郁达夫说：“看了这几句话，胡先生要疑我在骂他，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何尝敢骂胡先生……我怕胡先生谈起政治忙碌，没有工夫细想，要把这些‘无聊浅薄’的文字的意义误会了，所以特地在此声明一下。”随之，创造社的另外两员大将郭沫若和成仿吾一齐上阵为郁达夫擂鼓助威，《创造季刊》第一卷三期同时发表了郭沫若的《反响之响》和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其中，成仿吾直接回击胡适说：“胡先生教人莫骂人，他自己骂人没有？郁达夫是骂人骂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得很’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好。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不也是跟着感情这头凶狗，走到斜路上去了吗？”同年11月，郁达夫又写了篇小说《采石矶》，借古喻今影射胡适，他借小说人物之口说道：“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排斥异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
1923年4月1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编辑余谈》，其中有这样的话：“《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功夫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
胡适文中所表现出的不屑和优越感深深刺伤了郭沫若，他愤怒地反驳说：“假使你真没闲功夫，那便少说些护短话！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又来压人，不要把你留学学生的资格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要想把人压倒，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只好请‘正义’先生出来。”
四
就在胡适和创造社你来我往大打笔墨官司时，不明就里的徐志摩一头闯了进来，批评了郭沫若的一首旧作。而他的文章又恰恰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胡的帮凶，遭到创造社的猛批。
郭沫若的那首旧诗名为《重过旧居》，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
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滔滔，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涨。
我禁不着走进了你的门中，我禁不着走上了你的楼上。
哦那儿贴过我生日的诗歌，那儿我挂过的Beetthown的肖像。
那儿我放过的《牧羊少女》，那儿我放过金字塔片两张。
那儿我放过白华，那儿我放过我和寿昌。
那儿放过我的书案，那儿铺过我的寝床。
那儿堆过我的书籍，那儿藏过我的衣箱。
如今呢，只剩下四壁空空，只剩有往日的魂痕飘漾。
唉，我禁不着泪浪的滔滔，我禁不着情涛的激涨。
这首诗写于1921年，是郭沫若由自身的境况有感而发的。郭与日本少女安娜同居，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仅靠郭沫若微薄的助学金和稿费过活，烧红薯经常就是全家的午餐，只有领到稿费或者助学金时才偶尔打打牙祭。创造社创办后，郭沫若从上海回到日本，家里却空无一人，原来是因为交不起房租，妻儿已被房东赶出家门，搬到一所破败的房子里。见此情景，郭沫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路过旧居时，想起往事又“禁不着泪浪的滔滔”。创造社其他成员如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生活境遇也与郭沫若大体相同，他们作品关于“泪”的描写很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生活的悲苦；二是源自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艰辛恰恰都是出身富家的徐志摩从未体验过的生活。
1923年5月6日，徐志摩在《努力周报》第五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艺札记《坏诗、假诗、形似诗》，不点名地批评了这首《重过旧居》：
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房，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感伤，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地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清理之中，但谁还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其实徐志摩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本是惺惺相惜的，他与郁达夫还是中学同学，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也颇能引起他的共鸣。1923年3月21日，徐志摩给成仿吾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在后来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还有这样的语句：“沫若先生已归，至喜。不知有来京意否？”
从这些通信来往中可以看出徐、郭、成之间的关系非常热络，然而这篇评论文章却让他们刚刚建立的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
郭沫若很快将此事告诉了成仿吾，成仿吾听后大怒，认为徐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类似绝交的信：
志摩兄：
前几天沫若接到了一位朋友的信，说你在《努力》上骂他，我最初很不相信，及买来一看，才知道真有这样的奇事。你前回嘱我向沫若致意，我正想回复你，说我们既然志同道合，以后当互相砥砺，永远为友，你最近的信，还问他能不能来北京。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一至于此！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我想你要攻击他人，你要拿有十分的证据，你不得凭自己的浅见说他人的诗是假诗，更不得以一句诗来说人是假人。而且，你把诗的内容都记得那般清楚（比我还清楚），偏把作者的姓名故意不写出，你自己才是假人。而且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却还能称赞我们到那般田地，要你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地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我在这里诚恳地劝你以后少做些虚伪。成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差堪告慰。
成仿吾
五月三十一日
随后，成仿吾将徐志摩与他们之间的通信在《创造周刊》上发表，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公之于众。徐志摩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他连忙写了一封《天下本无事》的长信回复成仿吾：“但我恭维沫若的人，并不是防止我批评沫若的诗；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说‘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诺在新文学里是最有建树的一个人。”
在信中，徐志摩认为大家其实都是一家人，大可不必互相攻讦，党同伐异，应该放弃门户之家，共同开创文艺的新天地。最后，徐志摩提出了自己的祈盼与希冀：
悉心侦候与培养的是纯正的萌芽，应该引人注意的只是新辟的纯正的路径；反之，应该爬梳与暴露的只是杂芜与作伪。我们的对象，只是艺术，我们若然决心为艺术牺牲，哪里还有心意与工夫来从事无谓的纠缠，纵容嫉忌鄙陋屈强等等应受铲灭的根性，盲干损人不利己的勾当，耗费可宝的脑力与文才，学着老妈子与洋车夫的谰骂。
徐志摩以诚挚的态度写了一封“求和信”，成仿吾、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在徐志摩发表公开信后也都也都不再发言，似乎默认了这种“求和”。
五
徐志摩无意中的卷入，大有扩大胡适和创造社之间裂隙的意味。胡适意识到如果再将这场纷争继续下去，真是浅薄无聊了，于是决定就此罢手。
1923年5月15日，胡适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道：“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今天读来，胡适的这封信既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对方，称得上是态度诚恳，有理有据。郭沫若读后也觉得应该适可而止，17日，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郁达夫也回信表示：“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他还写道：“你既辞明说‘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
话虽如此，但是这场争执毕竟是横隔在他们之间的一大障碍。
1923年10月，胡适与徐志摩赴浙江海宁观潮后北返，途经上海时，曾一同前往民厚里拜访郭沫若，同行者还有他们的好友朱经农。对于这次会见，《志摩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录：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从徐志摩的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双方话不投机，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皆极冷淡，田汉甚至拂袖而去，场面非常尴尬。两天后，郭沫若回拜了胡适。当晚，郭做东请客，在座的有胡适、徐志摩、何公敢、楼石庵、成仿吾、田汉七人。这是双方和解后第一次杯酒相见，据胡适当天日记云：“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看来双方话甚投机，不知是否知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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