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讲阳明心学》是作者许葆云对梁启超在1926年出版的专著《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所作的注评之作。许葆云就梁启超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一段一段的作出自己的理解，旁征博引，融合了自己和梁启超对于阳明心学的理解。主要讲解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追根溯源，探讨心学内核，以廓清后世对阳明心学之误解，意在发扬其价值。
作者简介：
许葆云，《王阳明》三部曲作者，阳明心学传人。2012年11月受邀参加绍兴阳明心学国际研讨会，同月，在北京外经贸大学、四川大学举行讲座，并为超星数字图书馆名师讲坛录制心学讲座。2013年，对宋明关学体系和关学与心学间的传承、融合关系进行研究，并完成相关著作。
目录：
梁启超传略第一章引论
一、打破罐头
二、口号的价值
第二章知行合一说之内容
一、“假的朱学”
二、两张面孔
三、假货买卖
四、一个工夫
第三章知行合一说在哲学上的根据
一、最重实践的唯心论者
二、穿长衫的“孔乙己”
三、此花不在尔心外
四、大人者五、正统邪说六、宜动不宜静
第四章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一、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梁启超传略第一章引论一、打破罐头二、口号的价值第二章 知行合一说之内容 一、“假的朱学”二、两张面孔三、假货买卖 四、一个工夫 第三章 知行合一说在哲学上的根据一、最重实践的唯心论者 二、穿长衫的“孔乙己” 三、此花不在尔心外四、大人者五、正统邪说六、宜动不宜静第四章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一、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二、见满街都是圣人三、扎硬寨，打死仗四、一点灵明，扩充到底五、义利之辨六、物我合一，心外无理七、人生当立志王阳明年表梁启超年表第一章引论一、打破罐头现代（尤其是中国的现在）学校式的教育，种种缺点不能为讳。其最显著者，学校变成“知识贩卖所”。办得坏的不用说，就算顶好的吧，只是一间发行知识的“先施公司”，教师是掌柜的，学生是主顾、客人。顶好的学生天天以“吃书”为职业，吃13上几年，肚子里的书装的像“鼓胀”一般，便算毕业。壹梁启超这篇文章成于民国十五年，也就是1926年，距今已经87年了，可梁先生文章开篇第一句，斥现代大学为“知识贩卖所”，竟像是今天的大学教授刚写出来的微博文章一样“时尚”。先施公司，说的是民国初年名震一方的大买卖——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地址在南京路和浙江路口，楼高七层，是中国第一家“大型环球百货公司”，与其后成立的永安、新新、大新合称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燕莎、上海天祥。1917年10月先施公司开业当日，南京路上大塞车，交通阻断，先施公司大楼里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其狂热程度和今天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时参加的“招聘会”真有一拼。梁启超把大学比作“先施公司”这样的大买卖，倒真是形象生动。作为一位国学大家，梁先生中年以后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中国大学各处讲学，所以他笔下的“先施公司”具体是在讽刺哪一所大学倒不好说，咱们不妨大胆设想，梁先生此语是泛指民国时期的所有大学。这些学校也不知是不是真像梁启超所说的，专门生产那些密封起来永远不打开的“学术罐头货”，把学生们喂得一个个好像得了“鼓胀”病——也就是肝腹水一样。只是在现实里，因为学不能致用而怨声载道的大学生果然不少。那些“稍有志气，对自己的前途切实打主意”的学生对眼前这种僵化的教育模式痛恨至极，可又无可奈何，只好像梁先生说的那样，自己哄自己玩，说：“等我把知识的罐头装满了之后，再慢慢地修养身心与及讲求种种社会实务吧。”其实很多人走上社会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来不及了！毕业以后对于社会上实际情形不知相去几万里，想要把所学见诸实用，恰与宋儒高谈“井田封建”无异，永远只管说不管做。再讲到修养身心磨炼人格那方面的学问，越发是等于零了。贰这里，梁先生讲了一个宋儒大谈“井田封建”的典故，倒真是一篇大笑话。只是笑完之后又让学子们觉得后怕，因为这个典故牵涉的是一位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宋代大儒李觏。按梁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位“超级”罐头货。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有一个举世皆无的特点，叫作“大而无当”。梁启超把它总结为“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所以“墨守斯法，世世仍之”，浑水摸鱼拖延时间的本事世界第一，社会发展特别缓慢，可不管怎么说，社会毕竟一直在向前发展着。到北宋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过亿，商业、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土地私有化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房屋土地的买卖也成了平常事，时人称“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这种财富变更和土地流转原本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另一个由统治阶层人为造成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那就是皇室、贵戚、官吏、豪强地主依仗势力大肆掠夺农户，霸占兼并土地，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日渐恶化。对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被尊为“一时儒宗”的理学宗师李觏实在看不过眼，喊出了“平土均田”的口号。在其著作《平土书》中，李觏不顾社会进步的趋势，把《周礼》中提出的“井田制”加以无限美化，认为只有推行这种古老的“井田制度”才能解决土地分配不均的根本问题。按照他的设想，国家把土地全部收走，然后平均划分给农民，从此“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农民们的生活福祉、人身自由、祖祖辈辈全都交给“君”去摆布了。这还不算，依着李觏的意见，不但要把农民永远捆绑在土地上，连商人和手工业者也要被归拢起来，由国家统一管理，“工则统于司空，贾则统于司市”，认为搞这么一个乌托邦式的玩意儿就能实现“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养）蚕者得衣”……其实“井田制”要真这么好，周朝就不会灭亡了。李觏老先生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周朝的井田制是典型的“农奴制”。它的前提是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再分封给诸侯，诸侯把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次一等的分给自己手下的“武士”们耕作，最次的土地划成小块给“野人”，也就是农奴。这些农奴必须先在诸侯的大田里劳作，干完这些活儿，才能回自己的土地上种点庄稼，勉强糊口，维持一个饿不死的状态。这种“井田制”把阶层划分弄成了一块铁板，贵族永远贵，野人永远“野”，把农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使农民成了国家的奴隶。真要这样，皇帝和贵族们倒是高兴了，可商人能答应吗？手工业者能答应吗？农民自己能答应吗？可李觏根本不问农民们愿不愿接受这套东西，只管高谈“井田封建”，主张社会倒退，一竿子支到两千年前去了。这位老先生，他的学问大概真是从“先施公司”买回来的。有意思的是，李觏这套学说在宋代很时髦，好多读书人都喜欢，尤其是著名的宰相王安石特别喜欢。说起王安石，他的头脑比李觏更“强悍”。苏东坡的弟子张耒所著《明道杂志》里记载了一个小故事：王安石做宰相时，大谈水利，就有人迎合他的喜好，提出“填平太湖可得良田万顷”，只是太湖里的水应该引到何处去？一时想不出好办法。王安石听了这个主意觉得“很有建设性”，就和身边人商量，正好著名学者刘贡甫在座，这位先生出了名的爱开玩笑，逗王安石说：“此易为也，但旁另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王安石这位宰相心胸倒宽，被损了两句也不生气，还跟着别人一起“大笑”。但他这套不切实际的学问，真像梁启超说的：“越发是等于零了。”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而一心要搞“农奴制”的大儒，准备在太湖边上“另挖一个太湖”的宰相，这些先生均非凡品，要事业有事业，要著述有著述，何其了得？而究其学问，竟然都是“悬空”的，他们这些治世的法子提出来，真就像梁启超说的“洪炉燎毛一般”，一根头发丝儿扔进炉子里，还没挨着边儿呢，就“滋啦”一声不见踪影了，只剩下一点残灰和一丝焦煳味儿。稍有些志气的年轻人，确实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学校固然不注意，即使注意到，也没有人去教，教的人也没有自己确信的方法来应用，只好把他搁在一边拉倒。青年们稍为有点志气，对于自己前途切实打主意的，当然不满意于这种畸形教育，但无法自拔出来，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道：“等我把知识的罐头装满了之后，再慢慢地修养身心与及讲求种种社会实务吧。”其实哪里有这回事？就修养方面论，把“可塑性”最强的青年时代白白过了，到毕业出校时，品格已经成型，极难改进，投身到万恶社会中，像洪炉燎毛一般，挨着边便化为灰烬；就实习方面论，在学校里养成空腹高心的习惯，与社会实情格格不入，到底成为一个书呆子，一个高等无业游民完事。叁现代科学证明，孩子三岁以前大脑发育最快；在小学阶段，语言的可塑性最强；中学阶段，个性的可塑性最强；18—25岁，思维逻辑的可塑性最强，之后就逐渐定性了，固化了。而“固化”的原因，一小半是生理方面的，一大半是因为走上社会之后，心灵的棱角被社会这个“大砂轮”一点点磨平了。年轻人一旦失去个性，磨平棱角，就会变得平庸了。而那些头角峥嵘的精英才俊，多数混得很不得志，撞得鼻青脸肿。这种被称为“逆淘汰”的社会现实让人觉得很郁闷，也挺伤感，可现实就是如此。社会这个东西，似乎不管什么时候都带着一股子“万恶”的味道，古今中外都一样。只不过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过像今天这么多的大学生冲进社会去竞争。这些同学中不知有多少人是像梁启超所说“空腹高心，与社会实情格格不入”的，一肚子学问却百无一用、满脑袋主意却不切实际，真正是“茶壶里煮饺子”，把饺子煮烂了，跟茶壶一块儿扔。那种苦难辛酸实非言语可以道来。多少大学生刚一进入社会就碰得灰头土脸，撞得头破血流，差一些的工作不愿干，合适的工作又找不到，一个个都被挂在墙上，比梁启超说的“高级无业游民”还要恐怖。这样的人不能做啊。可不做这样的人，又该做怎样的人呢？是啊，说“不这样”很容易，可要拿出个解决办法，回答年轻人的一句：“不这样，该怎样？”这才是关键所在。青年们啊，你们感觉这种苦痛吗？你发现这种危险吗？我告诉你，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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