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有二十四个篇章，分门别类记录了作者对美学艺术和人物道论的感悟，如抒发了自己对八大山人、黄宾虹画论的细腻思考；且结合自身的人生体验，感悟老子之道、庄子之辨，并发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文稿对中国哲学、诗词以及小说等都略有谈及。本书给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赏阅东方美学艺术的精美，领会老子、庄子的顿悟，聆听先贤的德音，感受文学的独特韵律。此书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个至情至性的范曾，一个充满着人生思考的范曾。
作者简介：
范曾（1938-），字十翼，别署抱冲斋主，江苏南通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国学大师、书画巨匠、文学家、诗人。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南开大学、南通大学惟一终身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文化特别顾问”。为当代中国集诗书画、文史哲、儒释道于一身的文化大家，平生著作等身，有约一百五十种诗、书画、哲学之著述，国家图书馆珍藏其中119种。1984年日本冈山范曾美术馆建立；2007年南通大学范曾艺术馆揭牌。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目录：
1.八大山人论
2.黄宾虹论
3.泼墨的世界——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讲演
4.笔底龙蛇大造来——书道法自然
5.白描琐谈
6.中国画纵横谈
7.毋忘众芳之所在——论20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的复归
8.道法自然（上）——老子哲学，兼论艺术
9.道法自然（下）——老子的哲学，兼论艺术
10.大哉，老子之道
11.老庄之辨
12.庄子的自然社会观
13.蒙庄轶载——庄子篇
14.庄子斥儒——儒庄斗争之本质：伪与真
15.庄子的无待之境1.八大山人论
2.黄宾虹论
3.泼墨的世界——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讲演
4.笔底龙蛇大造来——书道法自然
5.白描琐谈
6.中国画纵横谈
7.毋忘众芳之所在——论20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的复归
8.道法自然（上）——老子哲学，兼论艺术
9.道法自然（下）——老子的哲学，兼论艺术
10.大哉，老子之道
11.老庄之辨
12.庄子的自然社会观
13.蒙庄轶载——庄子篇
14.庄子斥儒——儒庄斗争之本质：伪与真
15.庄子的无待之境
16.庄子论道：齐一、无差别、混沌
17.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谈战争与诗
18.大丈夫之词——论辛稼轩
19.一词圣典：至善——谈中法两位思想往哲：王阳明和笛卡儿
20.渔藻波寒——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
21.深闳变易之学——谈《易经》
22.《尔雅》说略——导言：小学源流
23.干支与生肖的迷雾
24.再拨迷雾
1.此书为“东方文库”经典著作之一
2.著名国学大师范曾先生最新著作
3.此书分门别类记录了作者对美学艺术和人物道论的领悟；结合自身的人生体验，感悟老子之道、庄子之辨；且论及中国哲学、诗词和小说等。
鱼藻波寒——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
古往今来一切理智性的自裁都是绝对的自觉行为。他们对死不存畏惧，对人生不复留恋，同时对往昔的一切不公、屈辱、心灵与肉体的摧残，都一概原谅，他们之中的杰出者都会给后世留下一个难解的谜。王国维自沉颐和园鱼藻轩，时在1927年夏。一时众说纷纭，且持说者皆王国维之旧交熟知，世人莫衷一是，非无由也。
权威的发言人莫过于早为逊帝而视王国维为无双国士的溥仪，然而他所陈王国维的死因是由于与罗振玉的债务纠葛；郭沫若一依其说。这是典型的皮相之判。王国维果以此而引决自裁，不亦过于轻生乎？
其次的发言人为王国维的深交，如罗振玉、梁启超、吴宓等，以死节者次比，认为王国维有中国文人所固有的报恩心态。窃以为王氏倘若然，正有极多的事待其报恩。以王氏之哲学家思维，至大无涯，其所欲报者乃天地好生之大德，乃故国学术之大业。且也，王氏自视为中国学术所寄之人，宁为一姓氏庙堂之隳而自沉？王氏自清室覆亡至1927年十六年间，一直拖着一条枯槁的长辫，这和张勋的那条辫子是大相径庭的。盖张勋之辫固为复辟的印记，而王氏之辫恐怕不会那么简单。王氏彼时深知新学对拯救中国之必要，然而以中国的文化特质，他又深知新学无法挽回纲纪的颓败。他写《殷周制度论》与孔子之梦周公，属于同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顽情结。“迂顽”二字，在王国维的辫子上得到了印证。它正是王氏不阿时以取容，而以士节自勉、有所操守的象征。剪辫子是很容易的事，《阿Q正传》中钱府的假洋鬼子，做得比谁都快。而留着辫子十六年，不畏世人之诟骂，以王氏之文章、道德，这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与精神了。明末清初的傅山之不留辫，与王国维之不剪辫，人皆以为是前朝遗老行为，看不到他们内心的持守。其实王国维之投水，与一姓一朝之败亡关系不大。“迂顽”一词是很有审美价值的。
关于王国维之死的原因，有两则可靠的消息：其一是王国维的遗书。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在其内衣口袋里有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的一封信，起首的十六字，至关重要。辞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所云“再辱”，后人分析甚多，有云1927年北伐，此年北京《世界日报》有《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一文，“王国维”三字赫然在焉。以王国维之倔强，所畏之辱当非报纸之戏言。我们在此引出第二条消息：最知道王国维的莫过于陈寅恪，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作如是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毕竟是陈寅恪高人一筹，他的铭文诠释了王国维的自沉非缘一人（指溥仪）之恩怨、一姓（指爱新觉罗氏）之兴亡。这就把王国维之死从殉国（清王朝）的狭窄的分析中解脱，从而认定王国维所以为“辱”者，为思想之禁锢，所殉者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然如此，为何必以一死以见之？那么，我们应当循着陈寅恪先生这一博大的思路去进一步追寻王国维心灵和性格的原因。清朝覆亡之后，王国维所看到的咸与维新的人群，乃是对国故的颠覆不分青红皂白，洗澡水和婴儿一齐泼的过激者，或对西学孤陋寡闻的庸鄙者。王国维深感自己的思想举步维艰。一个深爱叔本华与尼采而且最早介绍他们的思想来到中国的王国维，深深知道自由意志的重要，而这种自由意志不仅仅是他受外来影响，恰切地说，在与西方思想接触之前，东方古哲的学术思辨已根植于胸，在王国维身上中西学交汇融合，乃生发出绚烂的火花，这距同代人已十分遥远了。更使王国维困惑的是，倘使西学之东渐意味着国故的湮灭，则是更大的危机。在此存废兴亡的关键时刻，王国维有着巨大的使命感，以为“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宗”常系“一二人”之身，“当仁不让”只是王国维的自视，也恐怕只有王国维一二人作如此想。这是他必然感到孤独的根本的心灵的原因。
王国维于己未（1919年）沈曾植（寐叟）七十岁时有祝祷寿文，文云：“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验于今。其在《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又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若先生者，非所谓‘学术所寄’者欤？非所谓‘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者欤？己未二月，先生年正七十，因书先生之学所以继往开来者，以寿先生，并使世人知先生自兹以往，康强寿耇（扬雄《方言》：“秦晋之郊，陈兖之会，谓老曰耇。”），永永无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国学术卜之矣。”这时是民国八年（1919年），王国维四十三岁。这篇祷文词情恳挚，不惟祷寐叟，亦自祷也。显然，王国维看到学人高寿对学术之重要，而且文中所透露的正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自负，自认为唯有沈寐叟与他一二人能坚守中国学术之阵地，维护传统的纲纪，不使因世变而扫地以尽。大可悲叹的是，时隔三年壬戌（1922年）沈寐叟遽然长逝，这对王国维来讲宛若晴天霹雳，苍天塌下了一半，因为晚清民初的一位最伟大的学人再不能与他对话了。王国维时年四十六岁，离他自沉只剩下五年。王国维最后的五年内心凄凉可知，命代雄心似已沉埋，名流盛事日见孤零。他于乙丑（1925年）撇下甲骨金文而转攻西北地理及元史，包含着他对沈曾植学术的最后完善。沈氏晚年专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王氏对亡人的最佳纪念，莫过于承其志、弘其学。王国维不欠清廷、不欠故友，所欠何事？他最后的力量已不再专注于一字一器之考订，由于身体羸弱，他视为道统之本的经学，成为他指导研究的主要学科范围。终于到了他自以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时节，当王国维决心既下，他是颇有苏格拉底“男子汉应在平静中死去”的从容气派的。他乘车去颐和园，半途折回，似乎有一件小事未竟，复乘车直抵鱼藻轩。这时的鱼藻轩已不复当年的金碧辉煌，荒草满目，深苔侵阶，虽为盛夏，仍觉境域萧森。“思想而不自由”是王国维所以为“辱”者。此“辱”因世变之烈，日甚一日，故云“再辱”，加之王国维深不可测之孤独寂寞性格，其赴死而无反顾必矣。王国维吸了最后一支香烟，他在想什么？一缕轻烟飘逝了，鱼藻轩下是一潭绝望的死水。
寂寞的状态相同，然则寂寞的原因，这两千三百年的间隔就大有区别了。屈原的时代，西方只有柏拉图，而王国维的时代，西方却有了叔本华和尼采，有了独立之精神与意志之自由。王国维所谓的“子云何事反离骚”，是说扬雄著过《反离骚》。扬雄所反的恐怕仅止投水一事，与投水的原因无涉。而王国维的反《反离骚》则是对屈原投水一事表示了他的赞美，王国维的赞美也仅止于投水一事，止于屈子的行为方式。因为我相信，清逊帝溥仪早已苟延残喘，他不会如楚怀王、顷襄王那样“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出尔反尔地对待王国维。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也只是末代国师之虚位，尽管王氏有希图以他信奉的道统影响政统的宏图，那不过是镜花水月式的文人幻梦。王国维与溥仪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那种大国君王与济世贤臣的关系，在政治地位上是同为刀俎下的鱼肉而已。
王国维所感到的“思想而不自由”（陈寅恪语），指的是辛亥之后社会整体的思想倾向，以为偏激即维新，其中包括对国学亦深有所知的人。似乎振兴中国的唯一良方是将线装书通统烧掉，因为阐述“仁”和“义”的所有典籍都有“吃人”二字闪烁其间，在对待传统文化主要指道统的态度上与王国维势同水火，是一目了然的。在此无须对先贤的是非曲直作一明确的判断，各有自身所处的地位和境遇，也各有各的理想。其实当鲁迅先生平心静气地写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时，恐怕与王国维的思维差距不会太大，更不会如冰之于炭。鲁迅先生对王氏之自沉，语存讥嘲：“（王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这是略显刻薄的。他大概不记得自己也曾是尼采哲学的欣赏者。只以“遗老”二字状王国维，有失于对历史真面的剖析。对传统文化渊博如鲁迅者犹如此看待王国维，则世之咸与维新者对王国维攻讦之不遗余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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